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任何地區與國家，追求學術的國際化不僅是時代的潮流，而且是文化政治的需求。這里根據我粗淺的了解，談談臺灣的一些特點。
首先臺灣的博士生培養肯定要比我們國際化一些。它沒有形式主義地硬性規定一定要發表多少論文，更沒有規定一定要在核心期刊發表，但是它規定研究生必須在公開的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而學術會議，具有非常規范嚴謹的程序，不僅有教授們的窮追猛打的評議提問，而且有較長時間的開放討論，凡經得起這樣的打擊的論文，還是要有一定水準的，千瘡百孔或的東西是拿不出去的。
談到博士生培養的年限，華東師大剛剛這個學期才改為四年制，以往都是匆匆三年就畢業了事。而且聽研究生院的院長說，這樣改還有不少阻力。因為中國的大多數學校都是三年制。但是臺灣的博士生，文史方面的，幾乎沒有三年畢業的，五年六年是常態，規定最多是七年，但是我接觸到的居然有十年沒有畢業的。他們一邊打工一邊寫論文，這就很與美國、日本的博士生制度相像了。不是沒有問題，到后面可能變得“學術疲勞”了，但是只有經過較長的時間，反復磨煉，論文才比較有份量，學問也才比較沉實厚重。
至于博士生第三年的博士班資格考試，那更是學美國的。我注意到，資格考試是要通過兩門課，但導師的課并不算在里面的。也就是說，導師并沒有權力決定你是否取得博士論文寫作的資格。
資格考往往由兩名主試委員命題，一張卷子四道題，兩名主試委員分別各命大小兩道題，博士生從兩名主試委員的題目中，各選擇一題作答。然后兩名主試委員閱讀全部考卷，系主任或副主任，將兩種評分加起來取其平均分，作為考生的成績。這整個過程，導師都不參加的。如果沒有通過，來年再考。這樣做可以作制度上保證學生學術訓練達標的客觀化。
臺灣的學術期刊，比我們的要更國際化。一是只要是學術期刊，就一定有匿名審稿制度。而且審稿專家都是非常認真的，我們通常可以在附注里看到作者的感謝。但我們大多數刊物根本做不到，原因有些是不想這樣做，有些是沒有錢來支付常規的審稿制度。還有一點很關鍵，即他們論文的篇幅往往很長，動輒數萬字，這與我們的論文形成鮮明的對比。我們這里寫到兩萬字，就找不到地方發表，編輯更要將你斬成一萬或者八千的樣子。并不是字數多就一定好，但是今天的學術，問題的復雜，討論的多元，論域的深化，如果不是較富的篇幅，論文的精品，如何出得來？當年，錢谷融先生《文學是人學》的名論文，五萬字，現在到哪里去發表？論文的發表，在我們這里只是一種機會的取得，而在他們那里，才是一種學問的追求。
我曾經說過，“課題是精品的敵人。”這是指我們這里。因為課題只是一兩年就要求完成的東西，短期、平淺、快捷，跟學術研究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沉潛含玩，完成不同；課題又是要對付檢查的，各種表格的框框，而且規定要發表在什么核心刊物上，其實也與學術研究的自由本質，是完全不同的。而且這些年重大課題其實都是找學生做，而學生一方面差參不齊，學術不夠成熟，談何精品呢？
臺灣的教授也申請各種課題，不同的是，他們申請到了之后，再沒有人管他們完成不完成，或完成了什么東西，研究的過程完全是自由的。最后也不硬性要求你發表多少論文或專著，只須提交一篇千字文即可。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研究。當然，如果你什么也沒有做，或做了什么影響都沒有，下次再申請就難了。如果你的論文確有好評，課題就會像滾雪球式的越滾越多。國科會對課題的審批，是學術自身內在的活的機制，完全是根據申請人本人的自律、自發、自由的科學研究行為，而不是其他什么外在的規定。我所認識的臺灣教授，如朱曉海教授、鄭瑜毓教授、高莉芬教授，都是申請課題的高手，同時也是出精品的能手。在他們那里，課題不是精品的敵人，而是朋友。我其實不反對課題，但是什么時候，我們這里課題也能成為學術研究真正的緣助呢？
跟大陸一樣，臺灣學術國際化的一個途徑是學術會議。他們的學術會議往往是研究計劃的一個有機部分，會后集結論文，成為一種學術的顯示度。也許是趕上了民國百年，我在中央大學的那個學期，學術會議極多，差不多每月都有，多則幾場，過多的學術會議，會令聽眾消化不了，也會有學術浮躁之蔽。但是他們的學術會議還是有值得學習之處。規范與嚴謹，我前面已經說過了。有一個極重要的特點，是會議的規模很小，往往一個上午，就一個專家在那里主題演講，其他時間是專人討論或自由發言。所以，往往有一種探討學術的誠意，而我們這里，人多勢眾、程序潦草，有時會覺得主辦方在搞形式主義，甚至只是官場權力的學界表演而已。
還有一個特點是他們的議題大都設計都頗為精心，有的顯示了一種突破的方向，有的點明了一種集結的力量，有的則有引領風氣的努力，等等。不像我們，方向不清楚，散兵游勇，而且陳陳相因，缺乏推進，每年都一樣。他們研究往往多有一種系統性，即什么什么“計劃”。“計劃”大于會議的論題，往往多年也不一定完成。譬如關于抒情傳統的研究計劃。當然，臺灣的學術國際化努力，表現在自覺跟隨美國與西方的理論潮流，如文學研究中的抒情傳統、以及近兩年來的物質文化研究等，這不一定是好事。國際化與本土化的關系，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在臺灣有一點也是不言自明的。即透過學術的國際化努力，打造文化的優勢，進入亞洲思想文化的中心，或爭取亞洲更大的話語權。我有一次參加臺灣的一個名為“漢學研究新范式”的學術會議，請來美國和日本一流敦煌學家來主題講演，但國科會的處長講話，不忘談新范式在東亞政治文明中的新意義，充分顯示了臺灣進入亞洲、進入世界的需求。學術與政治，學術與政治文化，有時是相互緣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