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了一個學期的客座教授，從臺灣帶回三箱新舊書，除了隨身的一箱，有兩箱尚未寄到。而師弟傅杰從臺灣竟能淘回十幾箱舊書，以及書友鍾錦從溫哥華托運回三十六箱書，庶幾相當于石崇斗富的故事。關于他們，這里先按下不表。總之，盡管我斬獲甚少，內心依然富足，主要有淘書的那些美妙日子。于是在我等書的日子，不免也連帶憶念起臺北的舊書店來了。
我以為，一座沒有舊書香的城市，無論它怎么繁榮，都算不上是一個有文化的城市。因為她完全沒有韻味，不能吸引讀書人在她的身邊徘徊留連。
臺北并不是一個舊書店多的城市。記得去年在溫哥華訪問一個月，最開心的享受之一即是逛二手書店。那暮春的陽光里，溫哥華滿街的櫻花紛紛飄墜。曾先生開車，與小鍾一道，我們手執一張大溫地區的舊書店地圖，Used and Antiquarian Bookstores of Greater Vancouver and the Fraser Valley,遍訪那些偏遠、落寞而從容自在的小店。一路上，粉白、淡紅的櫻花瓣，飛揚著，逐車而舞，如晏殊的“寶馬香車，逐處楊花滿袖風”，而櫻花比楊花，似更多一番豪情。買好書之后，總是春風沉醉的晚上，從谷歌和維基，搜尋著關于書的版本信息，記幾筆書皮子學問的筆記，同時在孔夫子網上確定書的估價，真乃“心心念念，說盡無憑，只是相思”。
溫哥華的二手書店至少有三種層次，一是純粹的舊書店，大的有幾層地下室，存貨極豐，居然有日本明治時期的舊書。小的兼營新書。二是咖啡吧兼書店。三是舊貨店兼營舊書。后兩類，雖然書不多，不能教人長久流連，但是更新極快，地盤好的店，每天進貨充足，而且便宜，半買半送，通常一兩元加帀，即能得一大厚本。此緣于溫哥華有十分便利而效率甚高的舊書回收系統，一般市民也早已養成習慣，將不用的書經常返回社會。但此類舊貨店里的舊書，小鍾往往先我一步，將有價值的好書“洗劫”一遍。
所謂有價值的好書，即一些名聲較好的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文學或史哲名著。特別是有注釋版本，通常很快即被買走。如荷馬、莎士比亞、密爾頓的經典集注本、或尼采的注釋本。
然而前年在香港，重訪旺角的舊書店，卻發現田園、學津，值得留連的老書實在不多了。香港的舊書業已經潰敗，不要說民國的書，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書，都找不到一二本來。我在1994年在香港訪學時的淘舊書樂趣，早已不復存在。
有這樣對照的經驗，于是當我在臺北，發現妙章書店這樣的藏有大量民國版書籍的舊書店，心里著實驚艷一番。妙章書店在南昌路的一家小銀行邊，它的店面并不當街，奇怪地從街面的人行道，凹退進去數米，此一格局，好比一個避世復戀世的半隱者，欲拒還迎。因而不經意間，就會走過而錯失了。依我的經驗，妙章書店確實是臺北舊書香僅存的壁壘，沒有妙章，臺北的舊書店，可能就全軍覆沒，再也見不到民國三十八年前的書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臺北并不是一個真正有二手書店的城市，與溫哥華比，它差得太遠了。
因而，妙章的書較貴，奇貨可居呀。然而將舊書當“準古董”來賣，淘舊書的意味即蕩然。我去幾次，老板姓蔡，還有兩個伙計，奇怪的是，他們都站著，幾乎不動，宛如雕塑。書店里可以回旋轉身的空間又小，天氣又熱，他們又站著看你選書，好象隨時為你服務，因而看書的過程并不舒服。我想起溫哥華的舊書店老板，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或專注地看書，頭也不抬。我在Macleod’s Boods的地下室里，居然可以用手機或相機狂拍幾個小時，都沒有人管。那些老板或老板娘，以開店自娛自樂，完全不以贏利為目的，有一種舊時大戶人家的有閑子女，守著深宅老院，歲月靜好，從容打發日子的意味。
我在妙章看到徐中玉先生在1942年出版的《學術研究與國家建設》一小冊，就忍不住對蔡老板說：“這是我們學校的教授，今年有一百歲了。”老板開價一千元新臺幣，其實也不算貴。我前幾天去看徐先生，他剛從北京開作協會議回來，精神矍鑠，對我說：“其實會議沒有多少討論，所有的問題，都是預先定好了的，只是去給大家通報一下。”今年正好是《學術研究與國家建設》出版七十周年，大半個世紀，學術知識人能給“國家建設”使得多少勁，老人的心里是清楚的。
蔡老板的書是二三十年前，專門到大陸去大規模收購的。所以有非常全套的舊期刊和民國版老書。妙章的書主要賣給日本人。日本人對臺灣早期的出版品很有興趣，日本人也是世界上最懂舊書的民族。所以，蔡老板完全是一付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模樣。
第二個主顧即臺灣那些懂書的公私收藏家。蔡老板說不久前國家圖書館從這里整批購入了一個系列的正中書局1946年出版的全套通俗小說，計有兩百多本。這套書我曾見過，小十六開，每本皆薄，字極密，有彩圖的封面。大陸關于通俗文學的研究，一直被五四啟蒙文學的主流壓抑著，其實文學更有讀者的，從古到今，無疑是這類作品。從閱讀史的角度，還原文學歷史的真相，仍有很多工作要作，這方面的研究目前正在形成新的格局，將來說不定會重新發展出文學史的另一種重要論述出來。有一次到蘇州大學開學科發展的會議，我講的就是這個意思。只是可惜無人到臺灣來采購。
臺北最值得去的舊書店，集中在重慶南路和臺大附近。重慶南路是書店街，三民、學生、商務、中華等老牌書店的總店，都在這里，雖然不算舊書店，但前幾年的舊書也蠻多的。臺北口碑最好、甚至作為文化地標的舊書店，即舊香居。宋無名氏的“事與行云共遠，羅衾舊香馀暖”，有點故舊、有點香艷、有點溫馨。舊香居有連鎖的分店，我有一回去政治大學演講，坐公車回來途經一家舊香居，即不禁下車往回走一站來逛。然而結果卻失望，雜書太多，冒充書香而已。有資格當得起“舊香”的書，并不太多。在曉海兄的博士生建邦的引領下，我們穿過師大夜市，找到了座落在夜市盡頭的舊香居的主店。書店的地勢非常重要。這家書店的一大特色即關門較晚，每日二時至九時，人們可以在夜市吃好小吃，一番口福之后，浮花浪蕊之外，再于舊色舊香之中，認取芳心一點。臺大、師大的學子們，好不開心？
我在舊香居購入的書有：黃以周輯解《子思子》、單晏一《莊子天下篇薈釋》、王叔岷《史記斠證》以及清人汪孟鋗《龍井見聞錄》（清光緒十年錢塘嘉惠堂丁氏刊本，臺北廣文書局本）等。我的購書三大原則是：大陸少見、未印、以及電子版不易得。
舊香居的另一特色是舊書分類嚴整，找書極易，每一本舊書，都極有尊嚴的樣子，占著它該占的位置，“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善沽者也。”不然，一本學術名著，溷于一堆暢銷書或教輔書之間，好象被什么怪男女嬲著的書生，那種感覺，十分難受的。什么叫古色古香，其實皆是如此這般一種意味而已。據說，這家舊香居主人，現在換了他留學法國的女兒在經營，因而傳統的茶香之外，又添了一點巴黎的咖啡香味。這就不同于誠品的太新、太洋派。\r
但是誠品書店，有一回我陪到臺北來開會的世駿兄去逛，發現竟有聯經版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1997年版本，這說明它的存貨還是很豐富的。
臺大附近的舊書店非常多，盡管，現在凋零多了，以前新生南路的光華商場下面，以及羅斯福路、溫州路、汀州路，皆淘舊書的天堂。現在只有胡思、茉莉、以及書寶、古今、雅舍等幾家而已，不過，大半天的時間也不夠。因為仔細“淘”，老雜志、不時新添的舊貨中，還是會有些閃光的東西。而唐山雖賣新書，但八折的聯經版折扣，也還好，與臺灣最大的網上購書博客來，是差不多的優惠，但所看即所得，比網上購書更有感覺。
臺大購書之馀，買劉家水煎包子、或黑糖粉圓、香炸花茶、香炸洋蔥圈等，極是享受。別忘了來一杯鮮榨胡柚，或檸檬，清甜入骨。連臺大對門的肯德基，也賣燒餅了，而且是那種有豐富、香脆的黑芝麻、一咬一個脆，中間又有火腿和蔬菜的燒餅。我忘記說了，一般舊書，臺北的價錢是原價的對折，目前新臺帀與人民帀是一比五的比值，原價三百元的書，只要三十元人民帀就可以了買到，就大陸新書的漲價來看，還是不算貴的。花錢不多，享受的層次卻很豐富細致，臺北的舊書店就是這種意味。
二十年前，臺北最有名的舊書街是牯嶺街，楊德昌的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反抗威權時代的名作，但舊書滿坑滿谷的牯嶺街不止是反抗的這一面，有很多文化的溫情厚意。但是今天只有零星的幾家書店，不僅不見了血性反抗的少年，而且有點白頭宮女閑話天寶當年的味道。譬如易林書局，過去常常書堆到人行道上來。現在我幾次去，它都鐵門深垂。人文書舍，在一條很窄的過道，曲折而臃腫，如風塵滿面的老婦。而書香城的書倒是整齊，可惜舊書貨源幾乎枯竭。唯一有點奇怪的是，緊鄰著書香城的一家完全沒有名字的小書店，竟有著極為豐富的學術書。譬如臺大、臺師大、政治大學的文史教授們的非出版品的講義、論文抽印本，數量甚多，索價亦合理。成系列的老書，如文史資料叢編之類，有好幾種。老板是一個成天都醉醺醺的老頭子，耳朵又背，香煙也不離手，搞得書堆東歪西倒的小書店里，也常常煙霧彌漫。我在這煙霧之中，淘到一些經學著作，和葉青、張滌非和鄭學稼的理論著作。關于經學，我的朋友陳鴻森教授曾說過：將來的經學，還是要靠大陸自己來研究。這是什么意思呢？他說他的老師陳槃庵先生，是因為有大陸的老師傳給他學問，他自己的經學也是槃庵先生這一輩大陸過來的學者親傳的，而現在的臺灣，以及將來的臺灣，可能離中國越來越遠了，你跟現代的人講經學，會非常寂寞，非常孤獨。所以，臺灣的經學之盛，已經成為一個永遠不復回返的世紀。這樣看來，已經成為絕學的東西，更寶貴，更是要買他們的著作了。
至于葉青、張滌非（順便提到，居然買到了他的簽名本）和鄭學稼的理論著作，記得高華去世時，楊奎松說過，研究中共黨史的人非常之少。因而，好的中共黨史的研究作品，真的如同空谷足音。同樣，好的國民黨史研究的作品也不多，葉氏、張氏、鄭氏，也并不是他們有什么了不起的好，而是研究這類民國思想的人，在大陸非常少，物以稀為貴。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傳統，現在有人提出來所謂“通三統”，究竟這三統通得了通不了，三民主義的理論，在我們這里也沒有什么人真正研究。沒有研究怎么知道它通得了通不了呢。所以，這些書雖然在這里有點過時了，但我以為在大陸，還有有重要價值的。何況，在臺灣的一個共識是，中華民國好好地活著，活得有精有神。（至少，馬英九勝選連任的票數，標示了這個共識）因而中華民國的理論著作，仍有其立國之基的重要性。
說起“民國”，這個無名二手書店真是傳奇，不僅是賣書，而且賣一些老蔣或小蔣簽名的委任狀，以及國民黨將官的肩章之類的文物，價錢也不是很貴。這又使我想起在溫哥華鳥的一家舊書店里，看到有賣納粹黨衛隊的紅袖章和旗幟。如果中華民國真的不存在了，這些東西才真的成為文物，我才會去收藏。記得有一次在臺灣的課堂上隨意講起：我喜歡收一些民國的紀念帀或紀念章，我的學生下課后提意見說：老師，民國還沒有亡呢，你說的是民國建國一百年的紀念帀或紀念章呀。
但是我在這個書店最離奇的遭遇，卻是一厚冊香港1977、78年合訂本的《新觀察》創刊號的得而復失。當我從最高一層書架上抽出這一厚冊，心中暗喜，不動聲色向老板殺價，老板睜著雙醉眼，索價六百臺帀。我沒有馬上買下，鑄下大錯。等我一小時后挑好一堆書再算帳時，發現那冊《新觀察》不見了，問老板，老板說：“不賣了。我自己看走眼了。”原來他酒醒之后，發現不對，趕緊將這本書藏在抽屜里了。“這是創刊號，偏左的雜志，臺灣的禁書呀，網上一冊都在一千元呢。”我沒有辦法，只好求他幫我複印其中一篇談陳寅恪的文章，這是一篇未被人引用過的文章。我說我其實就是為了這篇文章才買這一厚冊雜志的。他答應了，叫我下次來取複印件。可是當我下次來問他的時候，他又喝醉了，完全記不清我是誰，我只好與他筆談，讓他回憶一下，結果，他說這本書被人買走了，這個人恰巧就在書店的里面翻書，于是我去請求那個人能不能復印一份給我，那人是臺師大汪中的學生，已經退休了，酷愛舊書，馬上與我交流起有關民國通俗小說的幾個問題。于是我留下了中央大學的地址，兩天后他就寄來了複印件。這篇文章名《嶺南大學時期的陳寅恪教授》，作者叫符案峰，是以對話體，記錄一位匿名的北美大學的漢學教授、曾在五十年代初當過陳寅恪先生的助手的談話。這位助手是嶺南的周其勛、桂鉻敬二教授介紹的；因為前面陳先生的助手，因為他脾氣不好，都跑掉了。助手每天的工作是讀報紙，念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英文版（前兩年，參加復旦比較文學專業一博士生論文答辯會，題目即《毛姆與中國》，可惜那時還不知陳先生也喜歡這本書。），然后筆錄陳先生的口授文章。但陳先生口授居然是文言（這我沒有想到），后來改為陳先生寫在黑板上，然后由助手抄錄。我們不知道的另一個細節是，為什么陳先生那么精熟古書，閉上眼睛都有指出書中材料在第幾頁，這近乎神話，因為，無論什么人，也不可能將書的頁碼與書的內容同時背下來，而且也沒有這個必要。但讀了這篇對話，原來是這樣的：如果是要《新唐書》的材料，陳先生先叫助手隨意翻開《新唐書》任何一頁，然后讀一兩句，這時，寅恪即已知道他要的材料在這一頁的前面或后面的大致位置了。這表明陳先生胸中確有全幅的古籍，才能準確說出材料的所在。這樣親切細致的回憶在文章里還有不少。
可惜信封上只留下了：“牯嶺街書友 唐”幾個字。至今我也不知這位書友的名字，只好在這里感謝一下唐先生了。書友都是天下有性情的人，這也算是我在牯嶺街殘存的舊書中覓到的一點舊香。
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