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巫和懋教授为中国经济学年会丛书系列之《经济学之路》做的序，该书由海闻、巫和懋主编，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成为经济学教授以来，时常遇到同学问我：“你为什么想成为一位经济学者？我们怎样能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者？”面对着他们渴望的眼神，我时常因为一时不能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而深感歉疚。
过去几年来，我又担任了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长，推动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与规范化。我们推出丛书的第一本，就是想协助全国广大的年轻学子来共同思考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作为本书序言，我也趁机整理下我个人的思绪，谈谈自己研究经济学几年来的体会。
一、我为什么想读经济学？
作为“社会科学之皇后”，经济学有其特别迷人之处，一方面是因为它理论的深沉与美丽，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对群体命运影响之深远。
我在年轻时候也曾沉醉于各门学科，难以取舍。直到在图书馆读到了阿罗（Kenneth J. Arrow）教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和德布鲁（Gerard Debreu）教授的《价值论理》（Theory of Value : An Axiomatic Analysis of Economic Equilibrium）两本书，苦读之余感到震惊不已，我发现了经济理论的无远弗届与简洁美丽，那种感动的心情到今天依然清晰如昔。
就是因为这份感动，让我下定决心转入经济系，后来也到斯坦福大学追随阿罗教授作学术研究。虽然几年下来自己学术成就不多，虽然当代经济理论也跨越了阿罗和德布鲁教授的理性框架，但经济理论结构的严谨和完美，给年轻的我带来的那份震撼与感动，是这些年来我坚持走学术道路的一份最重要的动力。
在转入经济系的同时，我也开始研读经济思想史，体会到经济思想与社会变迁之间有着无比密切的关系。造成西方国家崛起的工业革命，深刻改变了人类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也促成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诞生；而《国富论》促成现代经济学的兴起，又反过来左右了二百多年来各国经济政策的走向。
像这样理论与现实互相影响的例子不胜枚举，海尔布鲁诺（Robert L. Heilbroner）教授的《俗世的哲学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就强调了这些研究“世俗经济生活”理论家的重要性，他们提出的经济思想塑造并改变了人们的心灵与观念，对人类社会发展轨迹产生既深且钜的影响。
第二个例子是发生在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生活在经济大萧条阴影中的个人，其实是某些错误经济学说与政策的受害者，群体命运所受影响之深远也是难以衡量。这样重大的危机也促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由此导出的政策思想又反过来影响了二战后六十余年的宏观经济形势。
再回来看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思想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政策给中国带来三十多年飞跃式的进步，让三亿中国人民脱离贫困，让中国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这段成功的经验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国经济政策的务实倾向，成为各国学习的对象，又见理论与现实的互相影响。
我举的这三个例子，分别代表现代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三门学问的兴起，就是想说明经济思想对群体命运影响之深远，正如卢卡斯（Robert E. Lucas）教授谈到经济成长问题时说的：“涉及这些问题相关的人类福祉后果非常重大，一旦我们开始思考它，就很难去思考其他事情了！”
作为一位知识份子，我们总有一些抱负，虽不敢说要“为生民立命”，但也想为这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因为感受到经济理论的深沉与美丽，体会到经济思想对群体命运影响之深远，所以我选择经济学研究作为一生的道路，至今不悔。
二、怎样能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者？
这本书收集了多篇介绍经济学研究心得的好文章，从如何理解经济学到论文写作，每篇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能帮助大家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者。所谓的“经济学者”，我是指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并且以经济学的研究与应用作为职业规划核心的学者。至于对“好”经济学者的定义则人言各殊，因此教科书上或一般文献中没有任何讨论，成名经济学者也不愿多谈。
为了回答同学们殷切的询问，我觉得有责任谈谈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提出三个原则，供青年学子参考。当然，我讲的是我“理想”中“好”经济学者的状态，而我自己未必能做得到，只是常以此为目标来砥砺自己。我希望“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不期待立刻做到，只望“滴水穿石”，有天能够达到这些要求。
我觉得要想做个好的经济学者，首先要经常留意并思索经济理论与真实世界的关联。真实世界中的制度安排与人际关系都很复杂，要形成理论就必须经过简化的过程，抽离出最重要的外在因素，作为经济决策诸项推论的前提。在错综复杂的现象面前，如何能抽离出最贴切最重要的因素，作为经济推论的前提，是一种“艺术”，也是作为一位经济学者必须日夜寻思的重中之重。
给定同样的前提，经过微观或宏观经济理论训练的学者都能推导出相同的结论，这部分是经济理论隶属于“科学”的那部分：经济学者都会同意这类“若A则B”的命题。但是，不同的经济学者可能想采用不同的前提描述同一个真实世界，采用不同的假设必然导致结论的差异，造成“两个经济学者，常有三种意见”的现象。
一旦成为一个经济学者，就需要提出经济理论来解释真实世界中的现象，因此也经常要通过抽离、推导、验证三个阶段来构建和修改自己所相信的理论。确立理论就是世界观，对经济学者而言，居于首要地位。凯恩斯说过：“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想法，无论是对是错，其影响力均超过一般人的理解。自认能够完全不受知识影响而偏重实务之人，其实经常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比起观念的深入人心，对既得利益者的影响力未免过于高估。”
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必须经常检视自己采用的理论，熟习抽离和推论，并用各种计量或调查方法把推得的结论与真实世界比对验证，再回头修改原先的假设。在不断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尝试中，让经济理论逐渐贴近复杂世界，就会真正体会到经济理论的美丽和经济理论与真实世界关联之密切。
经济学虽然是一门社会“科学”，但要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必须要能掌握这种抽离和验证的“艺术”。而且这种艺术在课堂上并未传授，要靠自己去揣摩。从前提到结论这部分，可以依靠逻辑思维推得，在这方面数学家要比经济学家更有其优势。至于如何选取适当的前提假设来描述真实世界，并不断进行验证，则是一种艺术，必须经过长年的反复思索，并融合对真实世界的洞察，才能逐渐掌握。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经济学者应该具备的比较优势，也是他应该最优先培养的能力。
其次，我认为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必须经常留意并思索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延续前面提到的三个例子，先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论证经过“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私人利益与社会秩序可以并行不悖。在了解市场如何使社会凝聚在一起之后，亚当·斯密才讨论政府应该发挥的功能。第二个例子是经济大萧条之后出现的现代宏观经济学，更是以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为其争论的焦点，从凯恩斯的论证市场不能自动调节，到新古典学派论证可预期的政策必然无效，到各方争论当前的金融大海啸后各国政策得失，这样的辩论到今天仍在继续之中。再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历程，政策与市场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能因为外在条件和制度演变等复杂因素，而分别有其特殊贡献。中国经验被视为二十世纪经济奇迹，想要解释这个奇迹，就必须了解其中市场机制贡献的份量有多大，这是每一位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者必须经常思索的问题。
从这三个例子可以看到：如何总结和预测中外社会重大变迁经验中市场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是掌握经济理论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作为一位经济学者必须日夜寻思的重中之重。
这边所谈的“对经济的影响”，尚未涉及价值判断。经济学者要研究市场所发挥的功能，也要研究加入政府后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目标在解释经济现象的各种因果关系，讨论实际发生的情况（what is），属于经济学的“事实层面”（positive aspect）。至于评估政策对社会整体福祉的影响，是否满足某些公平或福利的判断标准，就牵涉到价值判断（value judgment）。讨论应该达到的状态（what ought to be），属于经济学的“规范层面”（normative aspect），我们会在下一个原则里进一步讨论。
一般而言，在“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情形下，我们才会找到政府发挥功能的空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可能没有效率或滋生腐败，产生“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我们必须依据外在环境或依据产业条件，就事论事探索市场机制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不宜“一刀切”或抱着极端立场，未曾查验真实世界就断定市场一定失灵（可称为极左派）或政府一定失灵（可称为极右派）。其实，真理可能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我们应该要求自己进行诚恳的思考，不受某些固定观念的影响，而丧失了求真的机会。
目前提出前两个原则都属于经济学的“事实层面”：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必须经常思考所持理论能否说明真实世界，也必须思索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并随着所处制度或环境的不同而进行修正。因为尚未涉及价值判断，对相关事实的分析希望能够做到越客观越好。
最后，我认为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必须经常留意并思索自己形成判断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当有经济学者提出“市场功能导至供需平衡”时属于“事实层面”分析;但如果提出“市场应该扮演更重要角色”这样的命题时，就牵涉到价值判断，属于“规范层面”分析。
一旦牵涉到“规范层面”分析，经济学者就必须使用某种价值标准。如果一个政策能使得所有人受益，那是属于巴瑞图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不需要提出很明确的价值标准，大家就能支持这样的政策。如果一个政策使某群人受益，但伤害了另一群人，牵涉到人际比较（interpersonal comparison），经济学者就必须对这些不同的群体分别赋予“权重”，衡量受损方与得益方之损益，再判断对社会整体是否有益。这时采用的“权重”就是我所说的“形成判断所依据的价值标准”。
我们可以应用“巴瑞图判断标准”（Pareto criterion）来衡量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efficiency），甚少争论。但是只要牵涉到有关“公平”（equity）或“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就不存在能为所有学者都接受的价值标准。古典经济学家曾经采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相当于赋予每个人同样的“权重”，把个人效用直接加总当成社会福利，而公共政策就在于求取社会福利的最大。它的特色是强调每个人，无论贫富，在社会福利衡量中均有其权重，但也难以说服所有经济学者。批评者认为不同个体之间的效用不好比较，难以加总，而且功利主义主张所得分配的完全均等也会抹杀个人工作的诱因。
在社会选择理论与福利经济学中，对公共政策目标存在各种看法，其实就代表对不同群体选取各种的“权重”。像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其实就会对未来可能较低所得的群体给予较高的权重。当然，这也引发各种批评。也有学者像诺芝克（Robert Nozick）提出要重视程序的公平与机会的平等，而不重视结果的公平。我鼓励大家应该花些时间研读阿罗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诺贝尔奖得主）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等诸位大师在社会选择与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著作。
作为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在价值判断上至少要避免落入某些利益团体的观点，或只为某些特定群体争取利益。这点做起来并不容易，必须以“人文关怀”的善心与“统观全局”的视野作为基础。所以，一位好的经济学者也要多体察各阶层人民生活，多涉猎社会、政治、历史等人文社会学科。更重要的是，应该经常诚实地检视：“自己形成判断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是什么？”
《论语》有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种自省的功夫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传统。我们经济学者如果能用上列三个原则来“吾日三省吾身”，在思考的深度上必有所得；经年累月下来，在经济学的造诣上也必有所成。
三．结语
我平常不愿意多谈个人的理想，我觉得那是属于自己最私密的一部分。但是，面对全国青年学子，我还是愿意与大家分享一些自己“敝帚自珍”的主观想法。
回顾我提出的三个原则，其实要求还蛮高的，想做一位好的经济学者并不容易。可能有人要问我：做个经济学者，何必对自己作出如此苛刻的要求？我想我是有幸观察到多位伟大学者的言行，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坚持：他们对自己都有相当高的要求，目的在坚守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在罗曼·罗兰所著《约翰·克利斯多夫》里，有这样一段话：“克利斯多夫在逆流中行走，肩上顶着个孩子。当到达彼岸时，他对孩子说：‘孩子，你多么沉重！你究竟是谁啊？’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
我也以此寄盼各位青年学子，作为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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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讲席教授暨常务副院长，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