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针对大学生考证热的现象，理论界集中于考证热现象本身的分析研究，而忽视了考证热兴起、发展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根源。因而只有从历史的视角来分析考证热的现象，才能理清考证热的发展脉络、客观分析其根本原因，进而准确地预测它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考证热 社会背景 历史根源 发展趋势
“近几年，大学生逃课现象愈演愈烈：基础课有人逃，专业课有人逃，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公共课更是‘逃课族’的首选。”[1]55“有研究表明，大学生考证率已达到68.70％，而在暂时没考证的大学生中，也有76.23％的人有考证的意向，各种证书对于许多大学生来讲已经不是拿与不拿的问题，而是拿多与拿少的问题。”[2]56在证书体系中，证书可以分为两大类，必考类与选考类。必考类，如英语四六级、计算机等级、普通话水平等反映个人的基础素质的，都是基础证，有些院校还将这类证书的获取与毕业绑在一起，从而使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选考类则种类繁多，如注册会计师、注册金融分析师、注册资产评估师、软件程序员、心理咨询师、律师、外销员、海关报关员、导游员等反映个人能力专长的，具有因人而异的特点。
针对大学生考证热的现象，理论界给出考证热的原因大致分两类：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外在原因：就业压力，院校规定，专业要求，岗位认证；内在原因：兴趣特长发展，自我能力证明，职业规划的需要。以上的这些原因，只是针对考证热现象进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截面式说明，只是对现象本身给以一般性的归纳描述，而忽视了该现象由此生产的物质条件。任何事物的兴起与发展必定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根源，因而只有从历史的视角来分析考证热的现象，才能理清考证热的脉络、客观分析其根本原因，进而较准确地预测它的发展趋势。本文结合我国现实的社会历史环境，试作如下的说明分析，以此求教大方。
改革开放开启了考证热的阀门
考证热，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我国，考证热现象的出现有着它的历史原因和前提。其前提从狭义角度来讲，近期可追溯到改革开放。
正如我们知道的，新中国是从一个百业待兴的大国之中成长起来。自1953年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确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这期间我国借助政治手段削弱、改造旧的市场经济，实行全国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实行统包统配为主要内容的计划就业制度，在城镇，劳动力配置由行政调配，企业基本没有用工自主权；在农村，农民与土地紧紧的绑在一起，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就业、生产等都是以服从组织安排为前提，没有选择就业的观念，也就没有所谓竞争；上岗就职，也无需考什么资格证书，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组织是以人格信用为主要参照，一定程度充当了证书的角色，组织说行、不行也行，说不行、行也不行。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改革开放的开端。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极大地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准备了充分的剩余劳动力势能；在城市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的改革，推动了我国企业面向现代化企业发展的进程，拉开企业自负盈亏、招工自主化的序幕。从而为考证热的产生准备了历史前提。开放，主要是对外开放，即利用外界的先进资源、经验发展完善自己，走与世界接轨的道路。而与世界接轨的战略，奠定了英语、德语、日语等强势语言作为学生升学考试，尤其是考研、考博必考的必要性、甚至强制性，此外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计算机等级考试等基本技能性证书的普及。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城镇就业开始出现许多新问题，大批下乡青年返回城市，加上庞大的人口基数形成的新增就业人口，使得当时的就业形势变得相当严峻。1980年8月政府推行的“三结合”就业模式，第一次突破了城市劳动力配置的完全计划化，形成了一个边际意义上的政策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在使用劳动力方面，自主权逐渐扩大，“铁饭碗”逐渐被打破，企业招工走向市场化。用工制度，从固定工制度逐步转变成为劳动合同制。这为国内劳动力的流动扫清了各种路障，也催生了各种职业培训机构、职业资格鉴定单位。这些体制上的调整，进一步也为考取资格证书之流打开了阀门。在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在全社会实行学业证书、职业资格并重的制度，政府对一些责任较大、社会通用性强、关系公共利益的专业实行就业准入制度，要求从业人员持证上岗，从政策上推动了一些职业资格证书考取的热潮。
市场经济驱动了考证热的浪潮
考证热，一般而言，是指在短期内一种证书参加考取的人数增加了和一个人持有的证书种类增加了的现象。就其主体而言，考证热的根源之一无不是人的自我发展（即有些人所谓的功利目的）需要所使然，因而考证热现象的发生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深化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其次是优化了我国三大产业的结构，再次是强化了人们的规则意识，最后是大众化了高等教育。
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实质上私有制在经济领域乃至政治领域逐渐获得它自身的合法地位以及强化的过程。私有制经济一方面渗透于我国的各行各业，开辟并增加了我国经济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也扩宽了多种就业渠道，日益发展成为我国吸收就业人口的主体。私有制的核心内容之一——产权观念，在私营企业逐利的竞争行为中，深入人们大众的心中，尤其是身在私营企业谋生的员工心中。而证书作为一种私有性的能力资格凭证，是这种产权发展完善的一种结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逐渐放松重工业的投入力度，转向大力发展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轻工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兴起，必然需要相应的工作技能，除了早期少数人通过学徒、帮工学来以外，一般都得需要通过专门的培训机构获得，从而也促进一些培训机构和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伴随第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初主要是第一产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以及新增的劳动力，要进入第二或第三产业，而后产业之间、行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这就使得一些民营性质的专门从事培训行业发展起来。需要短时间内获得一种相关工作技能的社会需要，使得这类服务性的培训行业逐渐获得自身发展成熟的物质条件，从而能为其顾客提供较为全程而优质的服务（比如包括推介学员就业等）。而在利益的驱动下，各种培训机构蜂起，并在激烈竞争中，这些培训机构利用广告等各种商业手段吸纳消费者，同时也在刺激消费者的考证欲望中也引导了消费者对资格证书的认识。
2001年我国加入WTO，是我国与世界市场经济接轨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规则理念在全国普及的黄金时期。与世界市场经济接轨，不仅需要我们在外界交流时遵循国际规则和惯例，还需要改变和完善国内市场竞争机制。规则意识，主要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国家出台各种法律法规，利用法律的强制性，引导市场竞争行为法制化。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实质上就是市场主体行为方式规则化。市场主体行为方式规则化，一般而言是“经济人”行为程序化、专业化。企业行为程序化，意味着企业在招聘会上，首先会以是否通过一些如学位、专业、英语六级、计算机二级等证书来审查求职者的简历，通过者方可进入下一步的面试。因此，大学生要想毕业后进入某一行业，必须先取得相关的准入证书或资格证书，这无疑推高了考证的浪潮。而企业行为专业化，意味着社会各行各业越来越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来支撑继续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
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社会精英人才的重任，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业机械化的发展，高等教育原先的培养体制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加之我国人口众多，人口基数大，现有的高校体制规模无法吸纳每年新增的入学人口，因此，高等院校实行大众化改革，既是肩负普遍提高全民素质教育的社会使命，也是社会分工细化的迫切要求。但是高校的继续扩招，导致大学生每年毕业人数的逐年激增，就业人数远大于人才市场的吸收能力，从而加剧了就业竞争的压力，大学文凭也失去先前天子骄子的地位，而几乎成为人人皆有的凭证。虽然名校与普通院校之间，名校的毕业证书还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当大学生的非自愿待就业的人数积累到一定程度，这种优势也暗淡在各种各样的职业资格证书的考取之中。因此，考证的“热度”，是与非自愿待就业的人数的势能是成正比的。如果非自愿待就业者人数的势能继续累加而不是减少，那么考证热现象将不是降温而是继续高烧。
此外，由于高校体制改革的滞后，尤其是专业设置与理论授课相对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或者未能满足市场经济对人才质量的要求，从而导致在校大多数学生学非所用，一毕业就面临失业的困境。这种困境由于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反作用在大学生的学习上，则是学生无心于本专业的深研，而是热衷于一些资格证书的考取，以此来增加自身就业机会的筹码。同时，社会各界对我国应试教育培养的“高分低能”产品的非议，进一步加剧传统文凭的贬值，这使得在校大学生，无论是出于情非得已还是盲目从众的心理，总之都是“被”加入考取其它证书的大流之中。
信息社会规约了考证热的理性
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人与人的交流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类合作从“熟人”扩大到“陌生人”。这使得之前支撑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合作的熟人信任系统无法满足信息时代的需要，续而逐渐被现在的符号信任系统所替代。“信任的首要条件是详尽的信息，如果一个人的活动和思想过程清晰易见，如果事情的运作过程彼此完全了解，就无需信任，不存在对总在眼前、其活动能被直接监控的人加以信任的需要。” [1]56而经济全球化的交往趋势，使得信任的首要条件日益成为不可能，为符号信任系统的应运而生提供了社会基础。符号信任系统的建立与发展，是社会信息化的必然要求。互联网全球化与普及化，使得人们的交往日益成为可能和必要，社会也跨入信息社会。交往的信息化方便、快捷、准确，大大节约了人们交往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而信任系统作为人们交往的重要前提和内容，也相应地由人格信任系统发展为符号信任系统。符号信任系统是持证人、和通过大认证权威机构和证书三要素构成。符号信任系统是一种持证人的知识、技能等能力外化为证书的过程。符号信任系统的功能是通过有意合作的双方借由审核对方的符号信息（如学历、文凭、资格证书）等，从而在短期内促成双方尽可能在信息不对称、不充分的条件下达成合作的协议。
在当代的社会交往中，证书不仅成为求职者取得招聘者信任的凭证，还成为了持有者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这一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我们解读考证热的理性回归提供了思想资源。“资本是一种通过实践、以物质化、身体化形式存在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可分为物质形式的经济资本和非物质形式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等。文化资本具体分为身体化、客观化和制度化三种形式，其中‘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表现为制度性的规定(如学历认定、学术资格、文化能力证书等)” [3]303—304。当大学学历和文凭普及化，进而成为大众基础素质的前提时，能力型或专业型的证书也作为一种新的标榜个体价值的符号。证书也只有发展成为一种信任的需要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时，考证热的主要推动力量才由待就业者群体的势能驱使，转变为待就业者个人的自觉行为。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考证行为才能挣脱了“情非得已”、“盲目跟风”的被动性和无目的性，而成为考证主体谋划人生、规划职业生涯的一种主动性的选择性行为。 当然地，就我国现在的考证热现象来看，离考证行为理性化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规则意识的强化以及符号信任系统的建立与发展，考证热的现象已经走在理性回归的路上。
综上所述，考证热现象在我国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考证热作为一种现象虽然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浮出水，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说明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作为前提，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核心驱动力，那么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考证发展成为一种热潮的现象至少在相同时期内是不可能发生的，或者时间需要往后推延；而考证热现象的理性回归，则是社会发展进入信息符号时代的客观要求，亦与市场经济发展完善无不密切相关。
在就业压力，院校规定，岗位认证、兴趣特长发展，自我能力证明等诸多原因中，理论界倾向于将考证热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其中的就业压力。我认为这是不妥的。首先就业压力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并不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发生考证热现象的。就当前而言，欧美国家的考证热现象已经过去或者说早就走在理性回归的路上，而北朝鲜等落后国家的考证热现象还没开始或者说还处于孕育时期。其次，就我国“底子薄、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而言，就业压力从建国以来一直是我国面临严峻问题，但是考证热只是近期才成为一种现象，因此就业压力作为一个经常性问题存在，与其说是考证热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如说是一种直接的助燃剂。考证热现象的发生是诸多问题交互作用的综合性结果，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而，如果非得揪出一个根本原因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那么市场经济或许是最好的候选。正如前文分析说明的，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动力系统，催生了考证热发展成为现象的必要条件——企业招工自主化、经济体积规模化、高校大众化、竞争行为规则化等——同时也作为一个枢纽，联结着考证热现象的诸多原因——择业多元性、劳资功利性、待就业非自愿性、招聘程序性等。
市场经济是促成 “产权”、“平等”、“自由”等核心观念制度化的机制，是建立一种通向文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主张和追求。证书作为一种自由人私有的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和与他人合作时必要的信任凭证，实质上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考证热现象，是为证书作为文化资本和信用凭证的制度化开辟道路和积累经验的。因而，就市场经济建立文明人社会关系的追求而言，证书承载了它的“产权”、“平等”、“自由”等基本特性，推进了它建立文明人符号身份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杨跃.大学生“考证热"的社会学分析[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9)
[2] 孙五俊．大学生“考证”行为的发展趋势及动机分析[J].高教论坛，2008(4)．
[3]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