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专家的著作，已经出版了不少，今后还会多起来，也应该多起来。而我这本小书，则只是《红楼梦》的一个普通读者的读后杂谈，同那些专家著作不是一类。
所谓《红楼梦》的普通读者，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识的字，够看懂《红楼梦》的大概故事。他们读的本子，总是当时当地最通行最易得之本，解放以后大抵就是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据程乙本校点加注的本子。他们买到——更多的是借到这样一套《红楼梦》，打开书来就急于看正文，前面的“出版说明”之类都懒得细看，甚至干脆跳过去不看。他们识字有限，文史知识更有限，对于《红楼梦》中大量的名物、典章、词语之类，本来应该勤翻注释，勤查词典；但是他们大抵不求甚解，能大致意会过去的就意会过去。除非遇到妙玉招待宝钗喝茶用的那个“”，才不得不查查注释；有人连这也不查，从上下文文猜想那是一种特别珍奇的杯子，也就差不多了。他们是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当作同其他小说一样的小说来读。他们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大观园，进入了怡红院、潇湘馆，对其中人物或爱或憎，与人物同悲同欢，甚至将身化为宝玉或黛玉，去歌去哭，去生去死。这时，他们又已不仅是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而且是把它当作真实生活去经历，去体验，去品味。他们读了还要谈，边读就边谈，谈人，谈事，谈理，谈情，谈美丑，谈贤佞，谈聚散，谈恩仇，谈某事之原可圆成而叹其竟未圆成，谈某事之本难避免而幸其居然避免；甚至一个力主“娶妻当如薛宝钗”，一个坚持“知己唯求林黛玉”，争得面红耳赤，几以老拳相向。他们谈到这样的程度，态度当然是严肃的，是真正把《红楼梦》当成了生活教科书。但是，他们谈过就了，从未想到笔之于书，更不会把这些谈论自命为“红学”。
我就是这样的《红楼梦》普通读者中的一个。不过，我想把从来口头谈过就了的，记一点到纸面上来。
我不是在这里故作谦虚。我还怕记不好普通读者的谈论。
试想，当日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呕心沥血写这部《红楼梦》，是为谁写?写给谁看的呢?难道他预知或者期望将来有一门“红学”，特地写出来以供专家钻研的吗?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有一首云：“荒村有客注虫鱼，万一谈经引到渠，犹胜秋亡姓氏，沙锅门外五尚书。”难道曹雪芹著书黄叶村，也是出于近似的心情，把身后声名的万一之望，寄托在再续三续《皇清经解》上面吗？当然不是。他是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而写的，是写给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看的。当时，诗词歌赋才被尊为“文学正宗”，白话小说则被鄙为不登大雅之堂、不入著作之林的货色。曹雪芹并非写不好诗词歌赋，然而他却把毕生主要精力用来写白话小说《红楼梦》，这是为什么呢?他说：他是要将自己“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集，以告天下”。这样的内容，要用白话长篇小说才写得清楚。他又借了“石头”的口说：“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者避事消愁之际，把此一玩。”他要向“天下”“世人”即广大普通读者说话，要用白话长篇小说的形式，他们才爱听。
而普通读者也正是没有辜负曹雪芹的希望。自从手钞本《石头记》出现在北京庙市之日起，自从《红楼梦》排印问世之日起，并不是首先有专家买了回去，韦编三绝，皓首穷经，发现它是伟大作品，而后精选门徒，指授微言大义，衣钵相传，以至于今；而是首先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一传两，两传三，越传越广，越谈越热闹，这才引起专家的注意，吸引专家来做种种研究。尽管许多普通读者很可能一辈子只读过一两遍《红楼梦》，而“红学”专家们毕生精力所聚，当然总读过几十几百遍；但《红楼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建筑在普通读者身上，《红楼梦》的价值还是由普通读者发现，靠普通读者承认，经普通读者确认的。过去并无“水学”、“三学”、“西学”而《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是众所公认的著名小说。同样，两百多年来，《红楼梦》如果没有任何一个“红学”家拿它来研究过，《红楼梦》还是《红楼梦》；但如果从来就没有一个普通读者来读它一遍，那么它早就从文学史上消失了，——不，那么《红楼梦》的名字就根本不会出现在文学史上。
是的，普通读者，这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作为单个的普通读者，例如我这样一个人，是渺小的，平凡的，无足轻重的。但是，作为普通读者的整体，却是巨大的，永恒的，衡量一切和判断一切的。岂但是《红楼梦》呢?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小说，都是献给普通读者，诉诸普通读者，希望普通读者看得懂，看得有趣，看得有益的。因此，任何小说里面，普通读者看得出来的内容，才是作品的客观存在着的内容；普通读者看得感动的地方，才是写得好的地方；普通读者读之得益的东西，才是陶冶性情、塑造灵魂的东西。这是永恒的普遍的规律，不会改变，也绝无例外。这里所谓普通读者，都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普通读者的整体”这个范畴。某一时候之内的所有普通读者，和所有时候之内的某一个普通读者，可能把低劣作品误认为伟大作品，也可能把伟大作品误认为低劣作品；但是，所有时候之内的所有普通读者，即在时间和空间、纵的和横的意义上作为整体的普通读者，则永远是一切小说的文学价值的最公正最敏锐的衡量者和判断者。对一切小说都是这样，对《红楼梦》也是这样，不管它多伟大，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专门的小说研究者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非有不可的。有了专门研究者，有了科学的专门研究，才能将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零碎的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变成系统的条理化的理论，指导读者更正确更深入更细致更开阔地、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地去阅读，去欣赏，去理解，去分析。有了专门研究者，才能代替和代表普通读者，去搜集资料，考证史实，审订版本，校勘文字，节省普通读者的精力和时间，替他们做大量的必需的而又为他们所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做的事情。《红楼梦》首先是靠它本身的力量吸引读者，而历来“红学”专家们的努力，在更加扩大《红楼梦》的影响方面，其卓越贡献也是不容抹杀的。
但是，任何专门的小说研究，都应该是从普通读者来，又回到普通读者去。最广大的普通读者对作品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永远应该是任何专门的小说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因为，小说作者原来就是要诉诸一切读者——包括普通读者和高级读者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所以小说研究者(本身是高级读者，同时又代表普通读者)除了这个出发点和归宿点之外，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出发点和归宿点。一切专门的小说研究，凡是或多或少能够昭阐文心、裨益读者的，必然都是没有离开这个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反之，凡是歪曲原意、贻误读者的，究其原因，不是没有从普通读者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出发，就是没有归宿到那里去。在这个意义上，普通读者的整体，既是任何高级的小说研究专家必须服务的对象，又是任何高级的小说研究专家必须服从的裁判。对一切小说研究来说是这样，对“红学”来说也是这样，不管它多复杂多深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我认为，并非“红学家”的鲁迅的关于《红楼梦》的一系列精辟论述，正是从普通读者来，又回到普通读者去的光辉典范。我就是在下列四个根本问题上，用鲁迅的指南针，时时给我自己校正大方向。
第一《红楼梦》是哪一类的小说?鲁迅把它列入“人情小说”。这是根据作品的题材和写法，来做出分类，正符合于普通读者的正常理解。因此，我也始终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人情小说，而不相信它是什么“政治小说”。按照普通读者的正常理解，只有梁启超的《经国美谈》之类，或者扩大范围到《新华春梦记》乃至于《金陵春梦》之类，才能称为“政治小说”，除此之外，很难再有新解。
第二，《红楼梦》是写什么的?普通读者会认为这是个怪问题：当然就是写书中那些人的悲欢离合的，还用问么?鲁迅也正是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全书所写，“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中国小说史略》)。曹雪芹在书中借“石头”之口已经说得很清楚，“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同上)。因此，我也不去“别求深义”，不相信古之“揣测之说”，如鲁迅所指出的“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之类，也不相信今之“揣测之说”，如什么“爱情掩盖政治”之类。今所揣的“政治”，似与古所揣的“排满”同类；然而其中还有雍正夺嫡等等，那么又已羼入了一部分宫闱秘事了。
第三，《红楼梦》书中的人和事，同作者本人及家庭的事是什么关系?普通读者看小说就是看小说，有时也会想到这里面可能用了作者自己的和自家的事做材料，但想过之后还是看小说。鲁迅也正是既肯定了胡适考证出《红楼梦》为作者自叙传的功劳(见《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而后来又特别指出：曹雪芹用自己做模特儿写出了贾宝玉之后，普通读者所见就只有贾宝玉，和曹雪芹倒不相干了。“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雪芹“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鲁迅还指出：如果有人“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其幻灭也不足惜”(《三闲集·怎么写》)。因此，我尊敬一切有关曹雪芹传记的科学研究，但我谈《红楼梦》中的人物风景就谈《红楼梦》中的人物风景，绝不把曹雪芹的生平、家世、谱系、姻亲、交游、府邸乃至大观园遗址之类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
第四，对一百二十回本怎样估价?对后四十回怎样估价?自从一百二十回本问世以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以前，一百多年间的普通读者的绝大多数，全都相信后四十回确是曹雪芹的原作，读得最感动乃至抛书痛哭的地方都在第九十七、九十八回。这就是说，即使后四十回全是高鹗手笔，广大普通读者实际上已经肯定他续得成功。鲁迅也认为：“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中国小说史略》)“宝玉之终于出家”，“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绛洞花主〉小引》)。这是对后四十回的大致轮廓安排的基本肯定。而在名文《论“睁了眼看”》里面，鲁迅对后四十回保存了宝黛悲剧结局这一点，更给予了相当的好评；虽然对后四十回的严重缺点，他也做了许多批评。因此，我也不相信一切否定、贬斥后四十回之说。我甚至相信程伟元、高鹗确实得到八十回以后的曹雪芹原作的残稿，他们又做了不少连缀补充，由于他们的思想和才力与曹雪芹的差殊，所以今本后四十回才会这么不统一，好的地方太好，坏的地方又太坏，不可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笔。
我认为，这四条就是《红楼梦》的普通读者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中最基本的东西，是鲁迅所肯定的真理，也是平平常常的常识。我努力掌握这四条，来范围我的谈论，自信借此可以不致大谬于普通读者的整体。至于许多更具体的看法，谬误必多，那就只是我作为普通读者之一的不周不正不深不细之处，由我自己负责。我只想以此与其他普通读者去交谈，并向各位“红学”专家求救，只要他们觉得我还可谈可教，不至于觉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我就很满足了。
（《红楼说梦》，舒芜著，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