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写了一辈子文章，讲究了一辈子文章，晚年提出了他论文的最高标准：简单。他说：“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可是很不容易做到。”这是一九四九年说的。一九六四年他又说：“从前看纳思菲尔的英文法和作文，还记得他说作文无他巧妙，就是要‘简单’。”可见他这个观点，是学生时代受了外来影响而萌生的，成为他自己的观点，坚持到老。
这个“简单”其实很不简单，正如周作人自己说的：“简单这个英文或者今义很复杂”。他从多方面论述过“简单”的含义，归纳起来，至少涉及谋篇、立意、手法、意态、丰神五个方面，共有八点内容：一、简短。二、简要。(以上谋篇。)三、真实。(以上立意。)四、剪裁。五、简炼。六、“悭啬”。(以上手法。)七、简静。(以上意态。)八、腴润。(以上丰神。)下面分别论之。
第一，简单就是简短。
写文章初学时苦于写不长，会写长之后又苦于写不短，这是许多人都有过的体会。一九五〇年，已经六十六岁的周作人还说：“我想把文章写得短，写得简单明白，这个标准看来容容易易，做去却是烦烦难难，努力好久，才从六百字缩到四百至四百五十字以内，这比较预定的三百字还差得远呢。至于短了而是否说的清爽，是否读了不沉闷，那是笔法与题材的关系，又是另一问题。”(《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318·文章的包袱》)关于文章之不易写短，他说得很亲切。但是他说短了而是否说的清爽，是否读了不沉闷，又是另一问题，这意思却不大清楚；短文章之难写，正是难在这个问题上，否则又何难之有？
于是这就联系到第二点，简单就是简要。
周作人说：“我平常写不好文章，这便因为我不会得说话。……不能接连的说五分钟的话，把一件事情，一样物事，简要的说出来，话说不好，怎么能写得好呢？”(《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596·文法与语法》)这是说，不能得其要，便不能简短。
左为《亦报》报影，解放前期唐大郎与龚之方联手创办，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市井小报，副刊作者中包括周作人等作家（来源：今晚报）。右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主要集周作人1949年至1952年刊于《亦报》的文章（陈子善编，岳麓书社，1988）
反过来，不能简短，也不能得其要。周作人谈他自己的体验很有意思：“个人的经验，要凑几百个字似乎还不难，难的是把握不住，十回有八九过了这关，一不小心便写到千字以上，说也奇怪，愈是字数多也愈是不得要领，结果弄成缠夹二先生的说话，自己看了也不高兴，只好潦草的结束，可是不很便宜的稿纸已经两张糟塌掉了。”(《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9·写文章三难》)这是说，繁文不足以救不得要领之病，愈繁愈不得要领，只有以简短的标准，严格地自律，方能迫使自己力求得其要领。
第三，简单就是真实。
周作人说：“文章要短而且也要由衷，最不经意的通信是个好例。或者也可以说由衷之言与短是相关的，话说得长了，有些免不了是陪衬，虽然在修词法上也是必要，但部分的总是软弱些，那地方就是弱点了。”(《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607·短文章》)这并不是说文章凡短必真，凡长必伪；而是说，短易于真，长则难于句句都真；所以，求真当与求短同时致力，去伪当与避长同时致力。
文章求真，并非易事。周作人说：“我自己作文觉得都有点做作，……我不能写日记，更不善写信，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隐约觉到，但要写他下来，即使想定是秘密的文字，总不免还有做作，——这并非故意如此，实在是修养不足的缘故。”(《雨天的书·日记与尺牍》)这里说的修养，不仅是文章写作方面的，更深的意思是自我认识和自我表现方面，要尽力除去各种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其他种种障蔽，不加一点粉饰，还我本来面目，所以这也是一种简单。
《清华园日记》为季羡林先生读书时日记汇编，出版时面对是否需做适当删减问题，季羡林回应：“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第四，简单就是剪裁。
要以简短的文章，写出世事人情的丰富复杂，自非有剪裁手段不可。周作人说到劳伦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时说：“简单是文章的最高的标准，可是很不容易做到。这书里讲有些故事却能够达到几分，说大一点这是学得史诗手法，其实民间文学的佳作里也都是有的。例如第四十四节爱与心的故事，内容颇复杂，却那么剪裁下来，粗枝大叶的却又疏劲有致，是很不容易的事。又如关于忒洛亚的十年战争，说起来着实纷烦，现在只用不和的金苹果等三节就把它结束起来，而且所挑选的又是那几个特别好玩的场面，木马一段也抛弃了，这种本事实在可以佩服。”(《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12·<希腊的神与英雄>译后附记》)说到剪裁，本来也可以意味着细针密线，精镶巧嵌；周作人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专指粗枝大叶，疏劲有致，这才是符合于简单的要求的剪裁。
但粗枝大叶并非粗糙潦草，于是这又联系到第五点：简单就是简练。
周作人曾以“精益求精”来释“简单”。他说：“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种特色，便是‘简单’，在一样东西上精益求精的干下来，在吃食上也有此风，于是便有一家专做羊肝饼(羊羹)的店，正如做昆布(海带)的也有专门店一样。”他还批评中国市场上的羊羹，“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它已加入西洋点心的队伍里去了。它脱去了‘简单’的特别衣服，换上了时髦装束，做成‘奶油’‘香草’各种果品的种类。”(《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67·羊肝饼》)可见，简练就是要在简单的本色上精益求精，愈精愈发扬其本色。
精益求精当然不能流于雕琢堆砌，于是这又联系到第六点：简单就是“悭啬”。
早在一九二六年，周作人批评当时的新诗的一种流弊，就说过：“我总觉得艺术这样东西虽是一种奢侈品，但给予时常是很吝啬的，至少也决不浪费。向来的新诗恐怕有点太浪费了。”(《谈龙集·<扬鞭集>序》)一九二八年，谈到小品文时，他又说过：“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永日集·<杂拌儿>跋》)两处都提到“吝啬”，后一处还把“吝啬”同“涩味与简单味”联系起来。到了一九六四年，周作人详细解释了他所谓“吝啬”的意思：“此类细工之秘诀，大概与写小文章相同，只是悭而已矣。这里不说俭，因为俭有点因陋就简的意思，譬如说腹俭，虽然不至于凑不起四五百字，也总是储藏有限，只好量入为出，以免有匮乏之虞。悭则不然，他本来富有，却是不肯多拿去，普通说起悭或吝啬，大抵指的是守财奴，就是这个缘故。不过富翁的悭是想多留点钱，也不顾体裁难看，而我们所说细工与文字的悭，乃是想把它弄得好看点，所以要减少装饰与累赘。”(《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164·悭的手法》)这里说的“悭啬”，既是力求减少装饰与累赘的意思，所以它对于精益求精正是一种制约，使之不流于雕琢堆砌。
以上说的“简单”的六点内容，都是文辞上的，都还是浅层次的；而更深一层次的，则是意态上的，这就是第七点：简单就是简静。
简静的意态，首先是没有讲台气。周作人说：“杂文表现个人的感情思想较多，也很可以看，不过这要加以辨别，第一不可有讲台气，须得挑选他的家常面孔才好。我们大概有过这样经验，有时要讲几句话，一脚踏上讲台，身子不是往后拗便向前俯，脸也拉长了，说的话也走样了，那里没有镜子，假如照起来一定自己也很可笑吧。文章是在书桌上写的，但也容易有这种讲台气，看古人的名文(不是古文)常常感到，因此觉得非警惕不可，即使不能如日记尺牍那么诚实，演说家的架子总该除去，换句话说，即是不要紧张，不过这也是所谓难似易的事，要实做时烦烦难难。”(《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586·真心话》)讲台气就是矜持，做作，不家常，端架子，归根结蒂是由于站在讲台上居高临下的地位。这种文章不论长短，都使人觉得文中有许多不必要的东西。
简静的意态，又是没有急躁气。周作人曾推许《古孝子传》，“文章质朴，态度真率，无论记何事都不失静穆之气”，(《书房一角·看书余记·一〇·题十种古逸书》)静穆之气的反面就是急躁之气。急躁的原因，往往是急于求效，急于强人同己，急于以己加人。清人冯班《家戒》的第一节，说到这些教戒子弟的话，往往恰非年轻人之所乐闻，“无如之何，笔之于书，或冀有时一读，未必无益也。”周作人认为，冯班这种态度，“乃实为写家训的最明达勇敢的态度，其实亦即是凡从事著述者所应取的态度也。古人云，藏之名家，传诸其人，原来未免太宽缓一点，但急于求效，强聒不舍，至少亦是徒然。”(《风雨谈·关于家训》)所谓强聒不舍，往好处说，也许是由于墨家那样急于救世之心，墨家之文向来被认为“过于丁宁周至”；弄得不好就会如《易系辞》所讥的“躁人之辞多”。
简静的意志，又是平实质朴，不避浅近平易。周作人曾推许过好几位古人的不避浅近平易的文章。他推许秦书田的《曝背余谈》道：“《曝背余谈》里所收的都是短篇小文，看去平淡无奇，而其好处即在于此。……他没有什么很特异之处，只是找到一个平常的题目，似乎很随便的谈几句，所说的话也大抵浅近平易，可是又新鲜真实，因为这是他自己所感到想到的，在这里便有一种价值。”(《秉烛谈·<曝背余谈>》)他推许陶及申的《<陶靖节诗文钞读>小引》道：“此文比以前所作更简短得要领，所说之数点看似平常，却切实公平，抵得人家好两篇大论文。”(《药味集·关于陶筠庵》)他推许曹庭栋的《老老恒言》道：“此等文字一看好似平常，但实在却颇难得。所难即在平常处，中国教训多过高，易言之亦可云偏激，若能平常，便是希有可贵矣”。(《药味集·老老恒言》)他特别推许俞樾的《春在堂杂文》道：“许多传世的名文在我看去都不过是烂调的时髦话，而有些被称为平庸或浅薄的实在倒有可取，因为他自有意思，也能说得好，正如我从前所说有见识与趣味两种成分，我理想中的好文章无非如此而已。”“曲园先生的序便是关于这事物总有意见要说，说得又有诚意又有风趣，读下去使人总有所得，而所说的却大抵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大道理，此正是难能可贵的地方，近世一般文人所不易及者也。”(《药味集·春在堂杂文》)
这种不避平易浅近的态度，周作人认为其实是真正的大智者的态度。他最欣赏日本的兼好法师、芭蕉、岛崎藤村，他说：“藤村随笔里的思想并不能看出有什么超俗的地方，却是那么和平敦厚，而又清彻明净，脱离庸俗而不显出新异，正如古人所说，读了令人忘倦。大抵超俗的文章容易有时间性，因为有刺激性，难得很持久，有如饮酒及茶，若是上边所说的那种作品则如饮泉水，又或是糖与盐，乃是滋养性的也。这类文章我平常最所钦慕，勉强称之曰冲淡，自己不能写，只想多找来读，却也不易多得，浅陋所及，唯在兼好法师与芭蕉，现代则藤村集中，乃能得之耳。”文章只有达到了这种淡静冲和、不矜不躁、优游自得的境界，方是最高意义上的简单。
以上说的“简单”的七个含义，可能引起怀疑：这样一味求简，会不会弄到瘦削干瘪，枯窘逼仄呢？这就要说到第八点：腴润。这个“腴润”，也许不能说是“简单”的含义里面所包括的，但是它是以“简单”为文章的最高标准时所必须兼顾，不可忽视的；就是说，文章一面求简，一面还要注意丰神，要有余裕，要有虚实，要有腴润之美。
周作人曾经称赞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低徊趣味”，或曰“有余裕的文学”。(见《艺术与生活·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他把有余裕的文章称为“情生文，文生情”的文章，曾以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为例，详细说明道：“《莫须有先生传》的文章的好处，似乎可以旧式批语评之曰，情生文，文生情。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些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能做好文章的人他也爱惜所有的意思，文字，声音，故典，他不肯草率地使用他们，他随时随处加以爱抚，好像是水遇见可飘荡的水草要使他飘荡几下，风遇见能叫号的窍穴要使他叫号几声，可是他仍然若无其事地流过去吹过去，继续他向着海以及空气稀薄处去的行程。这样所以是文生情，也因为这样所以这文生情异于做古文者之做古文，而是从新的散文中间变化出来的一种新格式。”(《苦雨斋序跋文·莫须有先生传序》)这段话说得很好，道出了腴润的文章的秘诀。他指出这种文章的作者是爱惜所有的意思、文字、声音、故典，不肯草率地使用，这就可见其也是由于“悭啬”的用心，可见腴润之道与简单之道是相通的。
《莫须有先生传》篇幅较长，而“情生文，文生情”之法，却一样可以用于极短的小篇之中。周作人曾举出清康熙初年一本童谣集中的一篇童谣《螺蛳经》：
螺蛳经，念把众人听。日里沿河走，夜里宿沙村。撞着村里人，缚手缚脚捉我们。九十九个亲生子，连娘一百落汤锅。捉我肉，把针戳。捉我壳，丢在壁角落。鸡爬爬，鸭碌碌。玉皇大帝亲看，眼泪纷纷落。
周作人认为这经做得很好，可以说是要言不烦，是一小件文学作品。“他不但写出螺蛳的受苦，又拿出螺蛳壳来搬弄一番，文章便不枯窘，却更显得有力量。”(《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145·<螺蛳经>》)
周作人自己最善写要言不烦而又绰有余裕的小文章，兹举其最短的文章《知堂说》为例：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祖赠金，有四知之说，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日知堂云尔。
全文连标点不到一百四十字，而主意只是自开头至“以名吾堂”这三句，在全文中只占八分之三。若仅止于此，不成文章，更不必说未免枯窘。今自“昔杨伯起”至末尾，八分之五的篇幅，全是游词余韵，空际翻腾，几乎一句一个转折，极灌注潆洄，披拂抚弄之致。周作人自己很看重这篇小文，是有道理的。
周作人立“简单”为文章的最高标准，以三百字的短文为最高理想，我们现在却要写六千多字来解释这个“简单”，未免像他说的法国一个演说家劝人缄默，成书三十卷，为世所笑。(《雨天的书·沉默》)但是，他在六十五岁以后，反复多次地来谈这个问题，大有将他一辈子的经验来作金针度人之意，可见这个“简单”实在高度概括了极丰富的内容，我们不该滑眼看过。我们谈的五个方面，八点内容，是否足以尽之，尚不可知；这样条分缕析不过为了叙述的方便，实际上当然是浑融在一起的，其中很可能还有我们未曾谈到的东西。周作人曾经谈过他写小文章之前都要有一段充分的酝酿过程，谈得非常生动亲切：“有了一点意思要写文章，最好让它自己成熟，否则即使不至难产，也总是生摘的果实不甜的。我写小文章，常苦于没有题材，便留心寻找，看报翻书，或和人家谈话，偶然遇到一点材料，立即记住，或写在碎纸片上，可是这只是种子，要它发芽成长，还得善待时机，有时抓住了想往纸上放，结果往往不佳，不是生硬，就是有点油滑，写了一半再撕去，白糟蹋了一张稿纸。过了几时之后，忽然想到，再写下来，还是大同小异，却总可以说得过去，也就可以交卷了。”(《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396·瓜熟蒂落》)他说这话时，正在上海《亦报》等处大量发表每篇五六百字的小文章，都似乎是轻易一挥而就的，原来其实都经过了这样的充分酝酿，正所谓“成如容易却艰辛”。他从种种方面追求“简单”的努力，用于临文之际的还是小部分，而大部分则是浑融不可分地包含在酝酿过程里面。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四日
（原载《读书》1993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