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先生的《忆妓与忆民》(载一九九六年八月三日《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栏)，里面，介绍了白居易的《不能忘情吟》，那是白居易七十岁之年，“既老，又病风”，本拟将家妓樊素和家养的一匹良马转让给别人，据说此马此妓都眷念老主人，不肯离去，于是老主人改变主意，继续留供己用，并赋此吟。钟叔河先生论之曰：“七老八十的人，尽可以搞他的黄昏恋，但若凭致仕尚书的权势，或凭二千石的财势，或凭大诗人的声势，像畜犬马一样畜着此‘年二十余’(《不能忘情吟》诗序自云)的靓女，让她们提供性服务，‘既老，又病风’，则可以转让给别人，‘幸未及项籍之将死’，又可以继续给自己，这种诗的本事虽真，总难说是美，也难说是善吧。”又论樊素、朝云、袭人、香菱、平儿她们的命运曰：“这种家庭里的性奴隶，实在比浔阳江头、秦淮河上做生意的还要可怜。同属买卖行为，前者既经‘买断’，恐怕连不肯的自由也没有，倒不如花魁娘子有时还有选择顾客的权利也。”钟先生此文极妙，我完全赞成，这里作一点补充。
首先要说的是，中国古时家庭里的性奴隶，可分为好几等，家妓是最下一等。大致说来，如贾琏之娶尤二姐，是正式的“二房”，凤姐对她也以“妹妹”相称(虽然心里是要置之死地)，是高等。如平儿，香菱，是通房丫头，是次等。这两等都不可称为“家妓”。而处于最下等的家妓，则有两个特点：一是其服务以技艺服务即歌舞之类为主，当然也逃不了性服务的义务，但主职不在此；正如当二房的和通房丫头若能歌善舞自然更好，但本职亦不在此。二是家妓还作为待客的工具，宴客时以歌舞娱宾，乃至奉主人之命为客人提供性服务，不算门风之耻；若是二房之类，通常不见男客人，若与男客人有偷情之事，则为门风之耻，为主人所不许。
白居易诗中，大约五十四岁任苏州刺史时，始有关于家中妓乐的记载云：“一抛学士笔，三佩使君符。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履舄(xì)从相近，呕吟任所须。金嘶衔五马，钿带舞双姝。不得当年有，犹胜到老无。合声歌汉月，齐手拍吴歈。今夜还先醉，应须红袖扶。”(《对酒吟》，顾学颉校点本《白居易集》卷二十四)此诗主意实是仕途不太满意的牢骚，青春壮盛之时没有，到这一把年纪家中才有妓乐，总还胜于到老无，也是牢骚之语，但是，所写的以乐舞待客，听凭客人点歌，听凭客人调戏，情形如见。这些家妓，十二三岁，最多十五六岁时买来，并不会什么歌舞，主人家得费一番教习功夫。这里就有一个矛盾，正如白居易所说：“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载间，已闻换一主。借问新旧主，谁乐谁辛苦？”(《有感三首》其二，《白居易集》卷二十一)这是说，买来现教，虽然年轻，毕竟费功夫，还不如买人家教好了的来现成享受，虽然年岁大一些。何况，青春壮盛之年就能养得起家妓的毕竟不多，像白居易那样年过半百，才买了家妓，费功夫教成歌舞的，自己又能享用多久呢 ？于是，白居易慨叹了：“老去将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亦应不得多年听，未教成时已白头。”(《伊州》，白集卷二十五)还有更叫他感慨的是：“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感故张仆射诸妓》，白集卷十三)简直替张建封恨不得将那些家妓统统给他殉葬才好。
话虽如此，像白居易那样有高级欣赏力的大诗人，当然还是要欣赏亲自指导教习成的歌舞，不屑于享用别人教成的。试看，“小园斑驳花初发，新乐铮推教欲成。红萼紫房皆手植，苍头碧玉尽家生。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词唱渭城。不饮一杯歌一曲，将何安慰老心情。”(《南园试小乐》，白集卷二十六)这样踌躇满志，有一种艺术家欣赏自己的杰作之乐，当然不是买别人教成的来听所能有的。白居易家中大养家妓，是他五十八岁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后，他自此长住洛阳，俸养优厚，家中声妓，颇有可观。如《小庭亦有月》(白集卷二十九)中，虽自称“贫家”“蓬门”，却有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云：“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也。”当时白府中这几个家妓，有幸在大诗人的诗篇中，这么留下名来。更有名的当然是樊素、小蛮，即所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她们善唱《柳枝》曲，所以又称“两枝杨柳”。此外没有机会留名的，当然更多。
钟叔河先生说：“人类的道德观念，社会生活的准则，从古到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九一九年甚至到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男人狎妓纳妾，都既不触犯法律，也不触犯道德。”“明乎此，则知何以赠校书、悼亡姬都是中国爱情诗的正宗，杨玉环、杜十娘、李香君、小凤仙则是中国爱情戏的主角，香山居士又岂足深责。”这一番议论我也都同意。可是，说到这里，就不能不举出这样一首诗——追欢偶作
追欢逐乐少闲时，补帖平生得事迟。何处花开曾后看，谁家酒熟不先知。石楼月下吹芦管，金谷风前舞柳枝。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乐天一过难知分，犹自咨嗟两髦丝。(芦管、柳枝以下，皆十年来洛中之事。)
此诗在白集卷三十四，乃其六十七岁时之作。看到“三嫌老丑换蛾眉”之句，我实在忍不住愤怒，觉得在中国古时男子狎弄女性的诗文中，这是少见的无耻恶劣，钟叔河先生的话对这句诗应该是不适用的。听听：我家里养的家妓，每过三几年，我就嫌她们老了丑了，又换一批年轻的进来，十年间换了三次了。这是什么话！说得这样得意，这样自夸，贱视女人到什么程度，恬不知耻到什么程度！我没有忘记，这是作《上阳白发人》《陵园妾》《井底引银瓶》《琵琶行》等诗的同一诗人，因此更觉得可恶。当年他同情“入时十六今六十”的上阳白发人，同情“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浔阳江头琵琶女，现在他买了一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当家妓，才玩了三几年，人家也才十八九岁，就嫌人家老了丑了，当废品处理掉，再买进一批新鲜货色，一而再，再而三，还公然写进诗句，公然以此自炫，别的不说，他对得起自己当年那些为女性代言的诗篇吗？我读诗少，只就我读过的范围来说，即使《疑雨集》那样最肉欲地狎玩女性的诗，也总要竭力替自己装点几分“多情种子”的色彩，或者扮一点“醇酒妇人”的牢骚，而“三嫌老丑换蛾眉”这样赤裸裸的老流氓之句，真还没有在别处见过。比较起来，薛文起公子的“女儿乐”名句，似尚未曾于如此老淫棍式的绝对男性本位也。我很抱歉，在白居易身上用了“老流氓”“老淫棍”这些字样，但说到这里，如箭在弦，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并不认为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等篇是虚伪之作，他没有虚伪的必要，出自虚伪之作也不会作得那样好。人当少壮之年，观人论事，往往比较能衡以公心，明是非，别善恶，有同情，有理解。及至暮年，精力日衰，私欲日深，既得利益日多，而来日无多，这就往往丢掉是非善恶，只顾自己，不复关心他人的苦乐，不再考虑他人的意见。这不一定是普遍规律，但乃是不罕见的情形，特别是在两性问题上，在男权制度下男子对女性的看法和态度上，最容易表现出来。此时，妇女观的老化朽化腐化恶化，实乃整个人生观趋于老朽腐恶之表征。知堂尝谓，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可惜老年的白居易，在这个测试面前，也远远没有及格。
也不能冤枉白居易。他要将樊素转让出去时，樊素已“年二十馀”(见《不能忘情吟》序)，诗中述樊素自言：“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白诗又有云：“十年贫健是樊蛮。”(《天寒晚起，引酌咏怀，寄许州王尚书、汝州李常侍》，白集卷二十四)可知樊素、小蛮二人，还是留用了十年，不在“三嫌老丑换蛾眉”之列。她们买进时大约也是十五六岁，过了十年，二十五六岁了，钟叔河先生说是“靓女”，是现代人的审美标准，若按白居易的标准，早已是“老丑”之尤，可见他也还是有特别欣赏的，并非毫无例外地三几年一换，特别欣赏什么呢？首先当然是歌舞技艺特别超群，如《不能忘情吟》序云：“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闻洛下。”其次该是为主人服务得特别满意，如《不能忘情吟》述樊素自评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于是老主人老诗人“不能忘情”了。小蛮与樊素同时被转让出去，(如白集卷三十五《别柳枝》云：“两枝杨柳小楼中，袅娜多年伴醉舞。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可证。)小蛮临走时有什么表示，白诗未记，只记了樊素与那匹马如何眷恋不肯去，所以“不能忘情”者又特在于樊，老诗人到底还是有这么一点“多情种子”的成分。
但是，《不能忘情吟》所说的最后一分钟决计留下樊素，似乎也只是一时激动之间的事。白集卷三十五《对酒有怀，寄李十九郎中》云：“去岁楼中别柳枝。”自注云：“樊蛮也。”同卷(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云：“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都明确说到樊素与小蛮，特别还单提了樊素，终于还是转让出去了。诗人“既老，又病风”是遣散家妓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会昌二年，诗人七十一岁，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俸禄减半，家用不能不节省。于是，老诗人晚年诗篇中，屡见——
院静留僧宿，楼空放妓归。(卷二十五《时热少见客，因咏所怀》)觞咏罢来宾阁闭，笙歌散后妓房空。(卷三十五《老病幽独，偶吟所怀》)舞腰歌袖抛何处，唯对无弦琴一张。(卷三十五《夜凉》)声妓放郑卫，裘马脱轻肥。百事尽除去，尚馀酒与诗。(卷三十六《对酒闲吟，赠同老者》)风雨萧条秋少客，门庭冷静昼多关。金羁骆马近贳却，罗袖柳枝寻放还。(卷三十七(闲居》)
这一类的诗句。家中竟然连家妓都养不起了，成了诗人叹老叫穷诉苦的重要一项了！说至此，再抄钟叔河先生的结语作结，我本来就是完全赞成他而作一些补充：“白乐天自不妨其为伟大诗人，但也要看到伟大的亦自有不伟大的一面，硬要把七八十岁老人御女说成是工作需要，说樊素、小蛮、女道士、小尼姑也沾上了伟大的光，硬要请她们来担当什么戏的主角，就更可以不必了。”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