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年前，我从广州来到北京，到清华大学当助教。大礼堂前大草坪上的情景，一时令我感慨万端。这是全国许多大城市、大学校园中难得一见的大草坪。白天，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就在大草坪上画速写、画水彩。黄昏时分，在晚自习之前，有男生女生，就在大草坪上，或坐或躺，休息、聊天，悠闲而又温馨……
一九五二年，经过全国性的院系调整，广州，中山大学搬出了中山大学校园，原中大农学院所占八九千亩的广大地盘，成了新成立的华南农学院的范围。毛泽东主席当时还亲笔为之题写了校名，更添一段佳话（全国许多高等院校的题名，看似毛体，绝大多数是好事者东拼西凑所为。华南农学院改为华南农业大学，校名仍用毛体，但也已是拼凑之作）。而同时建制的华南工学院，只占有原中大校园的一角，相比之下，显得拥挤而局促。我们工学院的学生，就爱到农学院的广阔天地里去转悠，并发现那里有几片草地。那原是农学院教授们的实验研究园地，分片试种着适于南方城市作广场草的几个草种。在我们最爱光临的那一片草地上，草儿横向伸展着细细的茎，茎上带着密密的叶。它们相互重叠，相互穿插，密织成一张厚厚的柔软的地毯——一片不用修剪、不用浇水，可坐可躺，可以漫步的芳草地。躺在那天然地毯上，看树、看云、看飞鸟、看星星，硬是跟坐着看或站着看不一样，好像眼睛和所有感官都换了个最合适的位置，轻松自在，风光无限。夕阳之后说白云，无月之夜说星星，说话时用不着看别人脸色，就连嘴巴也变得灵便了。
一九五七年夏天，我们全班同学在上海一个建筑工地上实习，远离学校，也远离了运动，没开过鸣放会，也没有贴大字报。待到返回广州开始反击右派时，由于没有大字报摘录和会议记录做凭据，一时抓不到右派分子。后来，经过深挖细查，终于从那些在芳草地上发出的闲言碎语中找出了不少右派言论，随之也就挖出了足以占全班同学总数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完成了抓右派的硬指标。批判右派分子时，那片芳草地，理所当然地成了产生右派分子的温床，罪恶的渊薮，远非只是过去常说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了。从那以后，再没有人还敢于跑到芳草地上去，远远地避开它、快快地忘掉它还惟恐不及呢。事实上，自从院校调整之后，对这种与农业生产无关的广场草，早已无人继续进行研究试验，那芳草地，渐自荒芜了。
而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园中心区，在大礼堂前，居然还保有这么一片大草坪，保有一种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温情脉脉的情调和风韵！
那时候，我们这些从事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教学的教员，往往会谈及全国城市绿地太少、草地几近绝迹的情况，并且引以为憾。有一天，教研组开会，又涉及城市绿化问题。吴良镛教授说：刘仙洲校长西山踏青归来，口袋里装了一些野草，交给校园科的同志，让他们试试看，也许可以成为绿化校园的新草种。话语中充溢着对刘校长的尊敬和感佩。
从那时起，我开始知道刘仙洲。
刘仙洲（一八九○——一九七五），出生于河北农村，一九一三年考取河北省公费生入香港大学学习机械工程，一九二四年任北洋大学校长，一九三二年来清华任教。他是机械专业和中国机械史权威，长期致力于中国农业机械的发明与改进，终生保持着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深深关怀与热爱。作为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他以其道德才学，获得全体师生员工和家属们的普遍爱戴。
当我在工字厅前林地边上第一次见到刘校长的时候，他已不再是当年受命阻止袁世凯段祺瑞军队南下镇压革命、实施炸毁铁路大桥的骁勇青年，而是年过古稀的老者。高大而慈和，步履端庄徐缓，穿灰色毛式中山装——就在这中山装的两个口袋里，不久前还装着几种在华北大地上土生土长的野草。
这是一件小事，很少有人知道。但在解放后二十几年中，发生在刘仙洲身上的三件大事，却以其浓浓的政治含量和冲击力，震动了清华园，影响了全中国。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十八周年这一天，六十五岁的刘仙洲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蒋南翔校长在讨论刘入党的支部会上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爱国的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光荣归宿。”蒋南翔的讲话和刘仙洲《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先后在《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刘仙洲成为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与旧世界决裂、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楷模和旗帜。光是清华大学，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三十多位教授副教授，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一九五八年春天，清华大学在反右运动和反右“补课”（再抓一批右派分子以完成既定的指标）之后，全校掀起了反保守、反浪费的“双反”运动。这是一次轰轰烈烈继续批判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在刘仙洲带动下，“全校教授贴出（大字报）有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多张，平均每人贴近一百四十张”（蒋南翔三月二十七日报告）。四月一日，刘仙洲带领十四名教授，向全校教师提出了“进行红专规划”（包括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培养又红又专建设干部等五项内容）倡议。他依然是楷模与旗帜。但是，由于这次运动本身的缺陷，以及其后接二连三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风暴，不仅令这面旗帜无以张扬，反而被无情地撕裂。历史故意捉弄了这位老人。此是后话。
除了这两件大事外，在清华园老百姓中流传更多更广的是一些逸事和趣闻：
一九二○年，华北大旱。刘仙洲及时发明了用人力和畜力从井中提水的两种新式水车并加推广，获当时农业部奖状。
一九二八年，刘仙洲受命编订《英汉对照工程名词》，当时pump的中文译称多达十四种，他订定为“泵”，沿用至今。
一九五三年，刘仙洲从城里乘小轿车返校，路见一农夫的马车陷入泥坑，即让司机停车，一齐帮着把马车推上路面。
刘少奇主席是刘仙洲的学生。他来清华视察时，刘仙洲说只在公共场合见见面就好，但刘少奇仍上刘家拜候，执师生礼。
清华有出入校门须佩校徽的规定。刘仙洲每天清早出校门逛圆明园已成惯例。有一次，他快到校门口时却急忙往回走。校卫问其故，答曰：“我忘记带校徽了。”
刘仙洲月薪三百四十元，他以百元为家用，百元交党费，余下的用于买书。最后，将九千多册图书赠予清华大学大图书馆。
刘仙洲有糖尿病。治病之胰岛素液须用冰箱冷藏。他坚持不花钱不买冰箱，经常买几根冰棍代用。
刘仙洲兼任爱委会主任（爱委会者，清华大学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也），见到马路上有马粪，就自己动手把它清理干净。
“文革”初期，刘仙洲已七十八岁，仍跟大家下田劳动，背稻捆，像个老农。他说他不是被迫的，他是在锻炼自己的意志。
就在刘仙洲戴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当“反面教员”时，他把农村中自家的祖屋修缮好，交村中小学使用。
一九七五年国庆节前一天，已经难以进食的刘仙洲，躺在病床上，为尚未完成的《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下篇），吃力地写下一个“燕”字，就再也提不起笔了。这是他三百万字著述中的最后一个字。（十月十六日，刘仙洲与世长辞）
……曾经装在刘仙洲口袋里的野草，早已化作尘埃。这件小事，再也无人提起。而大礼堂前面的大草坪，穿越新的岁月，却一直变换、演绎着自己的故事。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毛主席派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了清华大学。工宣队大概很快就觉察到，大礼堂前这片大草坪姓“资”，必须对它进行斗批改。于是，青草被连根铲除，铺上一层煤渣加石灰的面层，大草坪立即变成了一片灰不溜秋的空场。连带着，大礼堂前面铺花岗石的平台也被整个儿抬高了几十厘米，成为一个高台。这正是开斗批改全校群众大会的理想场所——又高又宽的主席台和又平又大的场地。主席台上，有挨斗的，有陪斗的，面积小了不行，广场上，则是男女老幼一大片。那时节，站在主席台上或陪斗或挨斗，或静静地坐在广场上的刘仙洲，见到他熟悉的大草坪，已是寸草不生、风声鹤唳的情景，当也在慨叹着大学、大草坪和他自己的命运。
就在这时候，有了发生在刘仙洲身上的第三件大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日，驻清华大学工宣队宣布对刘仙洲、梁思成、钱伟长三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从宽处理”。翌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清华工宣队的报告，对刘、梁、钱等反动权威要“给予出路”，“留着做反面教员”。
红也仙洲，黑也仙洲。昔日的“光荣归宿”和今日的“反面教员”重叠在一起。当年在刘仙洲影响、带动下，走又红又专（在清华园，“又红又专”被幻化为“听话出活”，流传至今）道路，加入了共产党或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全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在穿过多年政治运动的枪林弹雨之后，统统被“养起来”了，当了“反面教员”。原先的旗帜被撕裂了。但是，刘仙洲在他的同志和学生们，在清华老百姓中已树立的正面形象，并未被“反面”所摧毁。人们从校内校外、国内国外给他带来了春天的安慰和问候。
“四人帮”垮台时，刘仙洲早已入土为安。大礼堂前的大草坪，却重又交了好运。那曾被抬高的大礼堂前的平台，缩回到原有的高度，空场上的煤渣被彻底清除，换了新土，种了新草，整个大草坪又恢复了原有模样。“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新一代学子们，在开始晚自习之前，也爱溜到大草坪上，或坐或躺，看月亮，数星星，又一幅旧时风景。
已经是改革开放年代，但这幅旧时风景依然引起了管理者的警觉。不晓得是否已向学生们宣布过不准进入大草坪的禁令，也不见有警示牌。但是，整个大草坪上已布下了纵横交织的铁丝网。铁丝网的间隔大约两米见方，隐伏在草丛里，距离稍远些即不被觉察。这种被西方学者称为十九世纪十大发明之一的铁丝网，原本就是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玩意儿。在这里，它们同样不起作用。就在这两米见方的方格内，那些男状元、女探花、乖孩子们，仍然可坐可躺，悠然一似旧时。
当时，外国草尚未大举进入中国，但种草种树已成为城市官员们显示政绩的重要内容。京郊西山某单位，为展示大搞绿化的政绩，算准了时日，在半山腰上密密播下了小麦，待上级来检查时，也正是绿满青山的时候（上级来了，是不会辛辛苦苦爬到半山上去检查的，即使爬上去了，也不见得分辨得出是麦苗或是青草）。可怜这些麦苗，在充当一次“演员”之后，由于密不通风，再活不了十天八天，就都枯萎死绝。但这似乎还是一条先进经验。一九九○年，京城某大厦举行落成庆典，大厦正面的一片小绿地上，就公然是密播的小麦麦苗。它们跟临时租来的礼仪小姐一起，渲染着繁华景象。小麦苗的命运，使我想起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饿死的小伙伴，想起“三年自然灾害”后期饥饿的农夫农妇，又想起了刘仙洲。刘仙洲情系野草，官员们则求情于麦苗，正揭示了不同的灵魂，划分了不同的时代。这方面，由于外国草种的大量引进，密播的麦苗这种新举措才没有进一步流毒全国。在那些不知饥饿为何物的官员那里，进口美国草种或进口美国小麦，同样是外贸中的一笔生意，并无深意在焉。
清华大学，作为一个学术重镇，而且众目睽睽，她没有用密播的小麦点缀草坪。但清华有个难处，她的校庆日是四月最后一个星期天。此时，春寒刚刚退去，草地尚未转绿，有一种美国草，却经冬不败，四月份就长得又鲜美又娇嫩，正好引用于校园中。校庆日来临，来了数以万计的校友和应届高中生，喜见满园新绿，春意盎然，自是一番情怀。
于是，清华园许多脸脸面面的地方，全都种了美国草，而大礼堂前大草坪上仍栽种着旧草种，反显得寒伧了。二○○一年四月，九十周年校庆将至，经过突击施工，大草坪上终于全都换了新草。这个清华园中传统的大草坪，更加可爱了。
这种新草，须时不时地浇水，须时不时地修剪，已不好在草丛里拉上铁丝网，何况经验证明拉上了也无济于事。于是，大草坪四周，用不锈钢管栏杆围了起来。临校庆没两天，这光鲜夺目、做工极其精细的栏杆一夜间被连根拔掉，半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我猜想其中道理，大概是为了跟国外一流大学“接轨”。因为他们校园中的草地都不用栏杆围着，是开放型的。
但士别三日，又当刮目相待。清华园里，所有的草地上，突然出现了大批用不锈钢板或有机玻璃板精心制作的警示牌，上面用规整的隶书写着：“依依芳草，踏之何忍”，“青青的草，怕你的脚”。更有：“已有阳光大道，何必另辟蹊径”。这条警句，较之近年被捡回来的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还要更频繁更嗦地教训着新的一代。它们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声声为小草辩护，处处为小草保驾。
去年八月，参加了一个有关城市绿化问题的研讨会。当我在会下笑谈着清华大草坪“演义”，谈到“何必另辟蹊径”这种警示牌时，有人就打断我的话说：“这种标语，会不会像磨石一样，把学生们的思维给磨傻了？”语音落下不久，九月份，报上就登出了清华学生刘某用盐酸去试老熊的消息（这事件后来获得令多方满意的解决）。
这时候，我又想起刘仙洲口袋里那些土生土长的本地草，牛踩踩不死，天旱旱不死，还用得着铁丝网、钢栏杆和无完无了的警示吗。
放眼全国，地不分南北，城不分大小，钱不论贫富，在大种其草时，也都爱用外国草，排斥中国草。砍树的砍树，填河的填河，其热情与声势，丝毫不亚于当年的任何一个运动。多少芳草地里，还掩藏着腐败。
黄河南岸不远处，一个国家级花园城市、模范旅游城市中的一处公园里，满园大草坪，人们除了在草坪边上漫步外，几乎没有别的什么活动。并没有罚款的规定，也没有竖一块警示牌，看来比清华园文明多了。原来它是一座国家级文明城市。而北方一座同是国家级文明城市，则以对误踏草地者的狠狠罚款，维护着小草的身价和尊严。在南方，“花城广州”也差不多变成“草城广州”了，那里同样也种着不准漫步、不准坐卧的宝贝草，烈日炎炎，“大树底下好乘凉”也不可得，因为树下也种着备受呵护的草皮，徒呼奈何。今年早些时候，广州有人在报上说，应该开始寻找、研究耐踩踏耐干旱的本地草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重现草地上的浪漫与温馨——这种研究工作，在广州，已经停止了半个世纪。
一位北京人，面对滚滚黄沙，严词责问国人，“竟把由长期自然选汰的本地青草都列为‘杂草’，偏要在如此缺水的地方引进这么费水这么不好侍候的草？难道不光洋话语总要让我们闭嘴，就连洋草地也享有了生存的霸权？”
一位上海人，则对上海市人民政府广场上砍大树种草皮“一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加上死板生硬的大小告示牌，使你游兴全无，匆匆逃离”的情况，表示了不满。
还在二○○一年，朱基总理回母校参加九十年校庆时，见清华园里尽是外国草，就曾表示过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应该多栽树，少种草，这种草费工费水，而北京是一座严重缺水的城市。
二○○三年春夏间，“非典”肆虐。清华园四月二十七日九十二周年校庆庆典被取消。剪草机的嘎嘎声，见证了校园的宁静，似乎还可以听到小草在淋浴、饮水、拔高和低吟的声音。
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他老人家认为，只要君子们管理得法，草儿就会长得服服帖帖；看草儿长得如何，就可知这个地方治理的优劣。看着大礼堂前大草坪整整齐齐服服帖帖的情景和随时窜入眼帘的一块块警示牌，让人感受到的，正可能是文明的脆弱和人文的衰颓。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中国自古就有踏青之风。
假如我们找回刘仙洲教授四十多年前踏青时所选取的本地草，还能用它们来取代那些进口货么。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