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01年），清华园紫荆花盛开时节，清华大学送走了她的九十周年大庆。水利系黄万里教授，生于一九一一年，正好与清华同年。校庆过后，万里先生怀着迫切、喜悦的心情掐着指头数日子，等待着自己九十寿辰的到来。同事们出钱出力赶时间编印的《黄万里文集》，将在这一天与大家见面。八月二十日，在生日聚会上，《文集》终于如期散发到前来祝寿的同事亲朋和学生手中。清华大学有一个庞大的出版社。这《文集》却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定价没有发行单位的“四无”出版物，只印了五百册。……生日聚会刚刚过去一个“七日”，八月二十七日，九十高龄的黄万里博士，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最后告别仪式上，那些未能参加生日聚会未能见到《文集》的同事亲朋和学生，把所剩不多的《文集》一本不留地带走了。
一九七一年，戴着右冠、正在鄱阳湖鲤鱼洲劳动改造、年届花甲的黄万里教授因劳动过累昏倒田头，想到自己奔波万里、治理江河的著述和理想行将付诸东流，曾写下“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梦吟绝笔》）。三十个年头过去了，如今他跨越阴阳两界，相隔前后七日，终于在属于自己的“生日聚会”和“告别仪式”上，亲见人们争取《文集》、争传“广陵散”的实景，当会含笑再吟“留得丹心照旧邱”（万里先生一九六三年诗句）了。
上篇
黄万里先生是清华园里一位著名人物。花前树下，常听老教授、老教授太太议论他：身患癌症，四次开刀，大难不死，都快九十了还给研究生讲新课，“黄万里真是命大！”我的住处，距万里先生的住所第九公寓，有一百多米。我认得他，他不认识我。在读了《读书》上万里先生三篇“旧文新刊”和《老照片》上说黄万里的三篇文章之后，禁不住这些文章的引诱和驱使，我于清华九十周年大庆之后，万里先生九十寿辰之前，两次登门拜望了他。
万里先生扶着门框、墙壁和书柜，从卧室移步来到客厅。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何香凝老人一九五五年写赠黄炎培先生的一幅墨梅中堂，另一面墙上一个镜框里装着赵朴老读万里先生诗词集《治水吟草》之后题赠作者的一首五绝。这是我第一次得知万里先生出了诗集，我们就先从这诗集谈起。
十年前，万里先生八十大寿，在同事们帮助下整理编印了《治水吟草》，集先生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九一年所作诗词共一百题。那也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定价没有发行单位的“四无”出版物，只印了二三百本。金克木老先生读了《治水吟草》之后，也赠诗作者。万里先生说：“我和两位老先生都没见过面。我这个人不好，他们给我写信，给我诗，一跟我通气，就都死了。”
赵朴老诗中有云：“禹功钦饱学，不祗是诗才。”这一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不一致。毛泽东知道黄万里，他就只欣赏黄万里的诗才。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决定“引蛇出洞”。属“出洞”第一批的黄万里，于五月底六月初分两段在校内报纸《新清华》上发表了《花丛小语》随笔小小说。校方将《小语》上报毛泽东，毛随即加上“什么话”按语在六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供全党全国批判。《小语》以《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开头。毛泽东主席在见到黄炎培副委员长时说：“你家也分左、中、右啊！”又说：“黄万里他把百花齐放的形势写成‘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但毛泽东仍对黄炎培说：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万里先生说，他的右派帽子是毛主席“钦定”的，逃也逃不了。
《花丛小语》中有两段话。一段说，新修的道路反浆，致使31路（如今的331路）公共汽车停驶。“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种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另一段直接指黄河三门峡：“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已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流河治。”从局长市长说到清华大学教授“章某”，从公共汽车路说到三门峡大坝………
早于两个月前，一九五七年四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在有七十多名专家参加的三门峡工程设计方案讨论会上，黄万里孤身一人力排众议，反对大坝上马。万里先生回忆道：“当时有一位青年技术员，叫温善章，他反对修高坝，主张修低坝。人微言轻，又跟苏联专家的设计唱反调。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万里先生说：“世界上，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水利工作搞得好。英国占领印度，也治印度的水灾。黄河跟苏联的河流不一样。黄河有泥沙。苏联有建设水电站的经验，但他们设计的三门峡工程，就是不能反对。后来大坝上马已成定局，我说，大坝底下的几个施工洞不要堵死，留着好排泥沙。这一点大家同意了，但还是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堵死了。大坝建成之后，水库内泥沙大淤，才把这几个洞重新开通。八个洞花掉八千万！”“我知道不对，我就要说。我研究黄河，我对国家负责。就像见到一个小孩快淹死了，我就嚷嚷，叫人来救。”
公开反对三门峡工程，又发表《花丛小语》，都成了黄万里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黄万里成了右派分子。九月号的《中国水利》杂志配合清华大学、配合全国反右大批判，出了批黄专号，刊出六篇文章，认为黄万里的治黄主张和反对三门峡工程是“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企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质问黄万里有什么骨，“骨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花丛小语》中有“文人多无骨”一语），与后来毛主席说黄万里有反骨的话正好相合。
三年之后，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所引发的灾害一如万里先生所预料。蓄水位高程离设计水位尚远，水库即发生严惩淤积，潼关水位大大抬高，渭河下洲积成拦门沙，威胁关中平原。再三年，到了一九六三年，潼关河床已淤高四米多。又三年，库内淤塞泥沙达三十四亿立方米，几为设计库容的一半。库区移民上下来回迁徙，啼饥号寒，催人泪下。三门峡大坝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九年两次改建，弄得坝身百孔千疮，并一再改变运行方式，效益与原设计相差悬殊。一九二五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即开始接触治黄工作的土木工程专家、三门峡工程建设期的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一九八二年说过：“我对三门峡工程，是应负一定责任的。”除了张老之外，几十年来，人们还听不到任何官员和专家就三门峡工程说过一句检讨的话。而黄万里教授，却因反对三门峡而获罪。一九六五年清明节，万里先生于颐和园后山观桃花，曾哀叹“小语花丛十年累”，真想不到右派帽子竟一戴二十三年。
一九三二年，黄万里从唐山交大毕业。他的毕业论文《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应力设计法》引起同行们的关注。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桥梁专家茅以升为之作序，并由交通部印行。这给了他极大的荣誉。但是，他和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却毅然放弃桥梁工程师的职位，立志改学水利。
万里先生边回忆说。他说，一九三一年长江大水，只湖北云梦县就一下子死了七万人。一九三三年，黄河决口十几处，惨绝人寰。他说：“黄河水患最难治，我改学水利就为了治黄河。我的决心得到父亲的支持。父亲的朋友、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告诉我：中国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工程师，都是土木结构专业出身，没有人懂水文学。许先生建议我从水文学学起。”
黄万里于一九三四年赴美，先后读了三所大学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是伊利诺大学的第七个博士和第一个中国人工程博士。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提出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经验半理论方法，被认为是水利学术界具有创新意义的方法，比欧洲水利专家纳须（Nash）提出相似方法的时间早了十九年。黄万里曾驱车万里，踏遍当年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工地。一九三六年密西西比河大水，治河机关让他坐船做沿河实地考察。在美国，黄万里有许多水利界的良师益友，他还在好几所大学讲中国治水和中国古典诗词。
一九三七年，黄万里博士回到国内，东北大学、北洋大学、浙江大学同时送了聘书。竺可桢校长更亲自登门邀请他去浙大任水利系主任。“那时我还年轻，才二十六岁，没有实践经验。我以此为由婉言辞谢。我不当教授。我到了四川，到了长江，当水利工程师。我在工作中训练了几十名专业人员。当时，在考察长江水文时，他们就有人牺牲了，淹死了。他们都比我年轻。他们现在都不在了。”
然而，首先为万里先生带来厄运的，不是长江，而是黄河。……
一九七一年秋，鄱阳湖清华大学农场因血吸虫病肆虐致人死命，整个农场停办，撤回北京。仍戴着右冠的黄万里教授，被安排到三门峡基地继续改造，在这里度过了六年时间。“我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黄河的事。”其间，万里先生在有人监视的条件下，被允许对潼关以上黄河、渭河沿岸做实地考察并于一九七五年向政府提出治黄方略，但遭到批判。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才被容许在有关专业会议上就自己提出的治黄方略略做讲解。此时，不再受责问受批判了，但并未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我把现行的治黄工作批驳得体无完肤，怎会得到官方的响应呢？”
万里先生边说边停。魁梧的身躯，沉缓的话语。癌细胞已经扩散，他强忍着骨骼的疼痛。家人按他所指的身体上的部位，依次为他慢慢按摩。按摩过后，又在相应的部位贴一张东北产的狗皮膏。万里先生翘起大拇指，称赞狗皮膏“灵验，可以止痛”。万里先生的夫人丁玉隽大夫在旁对我说：“他的脑筋不好使。有些事，前面的事跟后面的事有时就说颠倒了。”她叫我不要太认真。
一九三七年，黄万里从美国学成归来，途中船泊横滨，偶遇在日本学医的丁玉隽小姐，一见钟情，同船回国，旋即在庐山上举行婚礼，从此共同度过了六十多年的风雨岁月，是清华园中一对模范夫妻。丁女士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第一次国共全作期间，丁任组织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长。黄炎培是中国教育界名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也身负要职。名门子女的庐山之爱，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记忆。二十二年后，毛泽东在庐山上就记起黄万里，也记起黄万里的《花丛小语》。他在批彭时就说，彭德怀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另外，他又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三位清华学人在三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发出了很不和谐很不一致的声音。马寅初（一九一一年清华津贴留美生）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一九二三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一九四六年任清华建筑系主任）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一九五三年来清华任教）反对三门峡上马。结果，马校长被罢官，梁主任挨批判，黄教授戴了帽。马寅初（一八八二——一九八二）从容不迫，“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梁思成（一九０一——一九七二）口服心不服，“拆掉北京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拆掉北京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黄万里（一九一一——二００一）只能无声饮泣，《念黄河》又《哀黄河》，“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凕”。
三位老人都走了。屈辱与负罪，批判与呵斥，罢官与戴帽，都由他们默默承受，默默带走。
他们的受难，为清华园增添了荣光。
下篇
万里先生正在校对《黄万里文集》。《文集》集文稿二十七篇，其中论治黄及三门峡工程七篇，论治长江及三峡工程七篇。他说：“因为不卖钱，所以不用审查，政治的话也可以谈，不用删掉。”不知是由于兴奋，还是因为健忘，老人将这话说了三次。
随着老人的谈话，我们从黄河来到长江，从三门峡来到三峡。——陈毅在“广州会议”上（一九六二年）所说“弄得科学家们……见你的大水库不合科学原理，将来要造成灾难，也不敢提批评意见”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九五五年，全国人大通过治黄综合报告（包括三门峡工程）时，没听说有人反对有人弃权，可能是热烈鼓掌一致通过。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峡工程即将上马，全国人大二千六百三十三名代表，以一千七百六十七票赞成，一百七十七票反对，六百六十四票弃权，二十五人未按表决机器，“通过”了政府的提案，距“热烈”、“一致”已经相去甚远。
当年，起而反对三门峡工程的，只有黄万里一人，如今反对三峡工程的，已经是好大一大群。当年，反对三门峡工程是一种反动，一种罪行，如今反对三峡工程已经成了科学和民主的象征。一九九二年三月，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决议，欢呼三峡工程决策的科学与民主。
三峡，比三门峡更加雄伟，壮丽。一个跨世纪大工程！
一九一九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到在宜昌“当以水闸揠其水”的设想。但是，当时的孙大炮还只是说说而已。
一九五六年，主事者在毛主席面前再次力促三峡工程上马。主席真的动了心，在武汉畅游长江、食了武昌鱼之后，欣然命笔，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磅礴诗篇，高峡平湖似乎立马可就。但是，有很多人，却持观望、拖延、甚至反对的态度。李锐——当年的水电部副部长，打自五十年代起，就一直跟水利部唱反调，坚决反对三峡工程。
一九一七年出生的李锐，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一九五三年，他的专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连载，出单行本时，初版就超过一百万册。一九五八年，在毛泽东安排下，李锐作为一个反对派，就三峡工程是否上马，与主事者开展了一次“御前论战”。可以想见，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垫底，他在毛泽东面前一定无所畏缩，气壮如牛。“论战”中，毛泽东完全同意李锐的观点。三峡工程如李锐所言，成为遥远将来的事。论战胜利结束，毛泽东盛赞李锐是个秀才，并请他当了自己的私人秘书。一九五九年，风云突变。毛泽东在庐山上打倒彭德怀，李锐也被诬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文化大革命中，李锐在北京秦城监狱中度过。一九七九年，当他获得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又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而陈情请命，奔走呼吼，锐气不减当年。
黄万里呢，反了三门峡反三峡，却不再有被打成右派的风险。只是，他不可能再次成为反对派的主角。他还没有直接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他说：“讨论三峡问题，水利部叫各单位不要请我参加。因为我反对三峡。”这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长江的水利专家如今只能在边缘以外关注长江。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十年间，他和他的伙伴沿长江上游及各支流，徒步，涉水，踏勘三千公里，为几十年后分析、判断三峡工程，积累了第一手资料。万里先生深深怀念着当年考察长江水文时被冲走了、牺牲了的伙伴。他说：“长江与黄河不同。那么浅的水就能把我们的人员冲走，淹死。河床尽是滚动的砾石。水浅，水力却很凶。当时我们不熟悉情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长江的淤积，不是黄河的泥沙、悬沙，而是河床上移动的床沙，砾石。”
一九八五年，黄万里直接上书国务院，提出“勿建三峡水库，代以云贵川湘鄂赣各省水电站”的建议。这个建议与李锐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一九九二年，他以一系列的统计数字和计算为基础，完成《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原由简释》论稿。他认为：“长江三峡大坝之修建，从自然地理观点，从经济观点，从国防观点，皆不可行。”他说：“修长江三峡大坝无异自动制造一个弱点资敌。若使电站被炸掉，则华中工业瘫痪；若使大坝被炸毁，则两湖三江人民沦为鱼鳖。”“只有当我国拥有星球大战或尤里卡之装置后，才能修建此坝。”几十年以前，毛泽东在听取“御前论战”时，就曾经说过：“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决不能遭受破坏。”而张爱萍老将军也正是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反对三峡工程上马。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峡坝址上举行了开工庆典。黄万里再次讲道理，列数据，吁请大坝停工，并赋《哭长江三峡大坝开工》长诗：“……孰料此江床满石，火成鹅卵逐流中。巫山着意催云雨，江水忘情沙石冲。库尾落沉渝港塞，延伸溢岸泛涛洪。……但闻猛虎千家哭，怅望轮台悔诏空。”他估计，大坝建成之后十年，严重堵塞会使重庆变成死港，大坝将被迫炸掉。但愿这只是一种学说，一种戏言，一种气话，永远不要变成现实。
在反对三峡工程的时候，李锐有着比黄万里强大得多的力量和优势。李锐是党政高级干部，他的条陈可以立即直达上峰，他的论述和文章可以迅速拥有广大的读者。在我们这个一直提倡批评但从不批评不自我批评的国度里，他甚至敢于公开点名批评水利部长，说她：“主持水利部和水电部工作几十年，其错误的思想作风从未得到清算。”他说：“修三峡工程，有许多地方是不科学的。”他的看法跟政协常委们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多年来三峡工程论证本身，并没有真正做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如参加论证的人选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顺我者迎，逆我者拒。”可见被拒者不只黄万里一人。一九九九年，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李锐写道，在中国，“把民主、科学当作吃饭一样，为生活之必需，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恐怕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得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黄万里路过武汉时，曾两次访问李锐。李锐相信，黄万里的意见是“实践考察得出的结论”。李锐说，“当时修三门峡时，他预言过后患。他认为三峡大坝决不可修。”“三门峡他的意见是对的，他不赞成三门峡那样修，因为打成了右派，他后来没有发言权了。三峡他是一直反对的，坚决到什么程度？他向法院起诉，要告国务院的状。”通过李锐的转述，更多的人们听到了黄万里的声音。李锐写的诗文一篇又一篇，出的书一本又一本。但是，他并没有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黄万里一样，他同样是一位失败者。当黄万里为三峡大坝开工长歌当哭时，李锐也无可奈何：“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了，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我已经说了，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人们不太可能听到黄万里的哭声，却可以及时听到李锐的哀鸣。那区区寸心，正寄寓着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不安的灵魂。
如今，哭声和哀鸣已经归于沉寂，三峡大坝正在一米一米长高，似乎从来就没有过反对和异议。就在我删改这篇稿子时，五月十一日，偶然看到香港凤凰台播放的三峡工程专题节目。出场的李锐，虽然轻松而自信，但是，在三峡工程的壮丽动人的场景和强势的主流话语面前，这位八十五岁的老人，显然十分孤立而且多余。
一九八九年，黄万里以七十八岁高龄，又去到美国，在美国十二所大学作巡回演讲，就像五十多年前一样，跟美国人讲中国水利，讲中国古典诗词。他说：“在美国咨询局，还有我的一位朋友，几十年前一起实习的一位专家，年龄比我还大。克林顿通过美国咨询局，征求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我给他写信，他把我的信发到水利局、海军部和垦务局。美国海军部也管水利，管洪水。克林顿同意我对三峡工程的见解，而且决定不再帮我们搞三峡工程。这样，世界银行就不给三峡贷款。”万里先生停了好一会，想了想，又说：“因为世界银行不给贷款，我们每用一度电，就要多交七厘钱（贫困地区四厘），专门用在三峡。”
可能很多人很多人都不曾知道要多交四厘钱七厘钱的事。克林顿嫁祸于人！他干嘛不给那些赞同三峡工程的院士写信，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让世界银行给贷款？他这不是明摆着要将不给贷款和我们多交七厘钱电费的责任推给黄万里吗？
在万里先生，他也只是实话实说，没想到那么多。他也真的十分感激克林顿不耻下问：“我十天内便收到克林顿的回信，他对我的信表示感谢。”万里先生又停了一会，“在三峡大坝开工前，我写了三封信。三峡大坝开工后，我又写了三封信。我给上面写了六封信，附了六篇文章，却没有收到一次回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怎么不感激克林顿呢。
就在三峡工程顺利推进的时候，一本《长江与三峡工程》小册子问世了。它由清华大学教授撰写，清华大学教授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按照这本小册子的言说，三峡工程的一大堆难题，几乎已经圆满解决。还有一小堆难题，它则不予涉及，也不提印度坝区民众的不满和若干国家取消其大坝计划的事。最后是引发地震和国防安全问题，绕不过去了。印度和赞比亚都有在无震区建设水坝而诱发六级以上地震的先例，但在我们这里，“三峡大坝的抗震烈度按七级设防，保留有足够的安全系数。”关于国防安全，它说，在存在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时，“只要战争发生时有一定的预警时期，就可以通过放空水库或降低水位来免除突然袭击的危险。”说这些话的时候，美国导弹准确袭击我驻南使馆的事件还没有发生，“911”事件也没有任何预警。然而，小册子的宣传已经奏效，有了三峡大坝，长江将不再愁水患了，武汉人不就在长江大堤临江一侧建起花园小区了么。
万里先生欢度九十岁生日之后，在昏迷中与世长辞。其间，他有一次清醒过来，就跟夫人要了纸笔。他写下了遗嘱：务须加强武汉一带的堤坊。——也许，武汉大堤上花园小区住宅楼二００二年二月一日定向爆炸的声音，对这位老者的在天之灵，是一种安慰。
记得在记谈快结束时，万里先生递给我一页他最近收到的剪报。这是法新社的一则电讯：北京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在国外某机场登机时被阻。他未理清旅馆的帐目。结果，在机场把欠帐结清之后，改乘下一班飞机。
这位教授正是《花丛小语》中的“章某”。他是三门峡工程和三峡工程的拥护者，几十年来，在水利工程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小万里先生一岁，仍坚持天天上班。他是清华名教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在他的名字后面，还有一长串闪光的职位和荣誉。我说：“他年纪太大了，可能是一时湖涂忘了结帐……。”万里先生说：“不，他这样是第二回了。”万里先生停了很久，“他当时支持三门峡工程，‘圣人出而黄河清’，几十年后，他居然在政协会议上说他当时反对三门峡……。”四十四年前的《花丛小语》，竟还有这样的“续篇”！……
江河万里，大坝悲歌。两位水利专家，一出科学悲剧。
当清华园的紫荆花又一度开放，清华大学迎来九二一周年校庆的时候，《花丛小语》的作者已经封笔远去。但是，悲剧并未结束。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２日删定 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