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论》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在当前，认真学习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一、《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的，而且，这三个部分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这一整体的基石就是《资本论》。《资本论》的写作倾注了马克思毕生的心血，凝聚了马克思全部的智慧。《资本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它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完成了政治经济学史上划时代的伟大革命。《资本论》同时也是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经典著作。人们通常讲，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这种看法从逻辑上讲有一定道理，但从历史逻辑上看并不准确。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正是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思想也是在《资本论》中得到系统阐发和运用的，《资本论》还是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著作。我们知道，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这一学说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历史趋势以及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对立关系进行深入考察的结果。恩格斯指出，“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阶级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1](P79)“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1](P548)因此，无论是唯物史观的建立还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都是建立在马克思《资本论》所阐述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因此，列宁说，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 [2](P429)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 “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3](P596)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备而严密的有机整体，那么〈《资本论》无疑是这一有机整体的坚实的基石。离开这一坚实的基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厦就会坍塌；牢牢地站立在这一坚实的基石之上，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列宁曾经说过：“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但他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的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4](P145)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资本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和系统运用。
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告诉人们，《资本论》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他还强调，《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5](P239)但是，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不同，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而马克思的看法则是，“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6](P22)《资本论》在研究和叙述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过程中深刻详尽地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及抽象与具体、本质与现象、逻辑与历史、一般与特殊等重要范畴的辩证法。例如，关于抽象与具体，马克思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级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7](P19)关于一般与特殊，马克思指出：“对生产一般适用有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因为不致因为有了统一忘记本质差别。” [7](P3)关于本质与现象， 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8](P923)
《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唯物史观当做“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7](P32)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7](P38)列宁的下述论断也清楚地表明了《资本论》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9](P10)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曾经指出，“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难得分家”。
比如：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它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经济生活中的人都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6](P10)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它们之间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10](P44)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8](P999)序言中在分析商品货币时，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论》中，所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重性的统一，比如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社会劳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资本主义生产是一般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资本构成是资本的技术构成与资本的价值构成的统一、资本的积累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社会资本再生产在实物上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在价值上分为C、V、M三个部分等。《资本论》对上述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的分析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具体化为了一系列的经济规律，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精髓，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内涵。
三、《资本论》揭示了社会生产的规律
马克思认为，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的生产，因此，对于社会生产规律的研究不能脱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同时，马克思也不否认，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共有的规律，只要把这些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例如：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6](P208)
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8](P92)
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6](P408)
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质作用。[6](P578)
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6](P384)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分析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和方法、劳动过程的一般内容和基本要素、分工协作的发展规律、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以及机器、大工业和科学技术的作用等问题。马克思对生产一般的这些研究反映了社会再生产的一般条件和一般要求，对于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都是适用的。
关于这些见解的科学价值，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即如何认识发展的实质。近年来，人们对发展的认识日益从单纯追求GDP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走向了更加重视人的发展和可持续的发展；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对发展本质的理解，深化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发展问题提出过这样的认识，即：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等于劳动时间的节约，等于个人才能的发展，等于科学日益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因，等于人与自然的和解，等于可支配的自由时间的增加，等于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11](P88-111)正是基于对发展规律本质和历史趋势的上述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做了如下经典性的表态，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P294)这个论断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了。马克思关于发展的这些思想为我们党的科学发展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最为深厚的理论基础。
四、《资本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规律
有人认为，《资本论》主张计划经济，因而对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指导意义。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与计划经济并无直接关系。《资本论》第1卷第1篇“商品和货币”考察的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一般，在这部分的内容中，马克思阐明有关市场经济的许多规律，诸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货币流通规律、价格运动规律、市场竞争规律等，这些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疑仍然要发生作用。除了第一篇以外，《资本论》的全部内容都是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如果抽去了资本主义特殊生产关系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关系的本质，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现象，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但不实用，西方经济学庸俗但比较有用。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并不在于要不要研究日常的经济现象，而在于如何研究经济现象。马克思认为，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往往是不一致的，科学的任务就在于从现象中发现本质，并从事物的本质出发对现象做出科学解释。相形之下，西方经济学则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以最粗浅的现象做出似是而非的解释。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研究是非常具体深入的。《资本论》第3卷主要考察的就是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和它们在运动中呈现出的种种现象形态，如成本、利润、信用、利息、地租、竞争的作用等，《资本论》第2卷对资本循环、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考察也是非常具体和有用的，即使是《资本论》第1卷，虽然比较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的考察，但这种考察也没有脱离开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和把握，比如价值是本质，货币则是现象；劳动力价值是本质，工资则是现象。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资本论》第1卷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8](P29)正是在本质与现象的统一中，《资本论》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做出了完整系统和细致入微的分析，这种分析的科学价值，无论是西方的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都不能与之相比。
《资本论》中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对于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即如何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从古典经济学家起，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形成一个重要传统，即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成超历史的永恒的自然现象，自觉不自觉地抹杀市场经济的历史特征和制度属性。马克思则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很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范畴，还是根本不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做出判断。”[8](P133)现实的市场经济总是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有着特殊的社会属性和具体特点。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规律和范畴，如资本、雇佣劳动、成本、利润、工资既是以商品货币关系为基础的，同时又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要求。因此，市场经济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极为重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它同样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我们既不能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否定市场经济的共性；也不能把市场经济的一般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定市场经济的个性。对于这一点，我们党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13](P1363)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14](P202)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作为了我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提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的。
五、《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前面所阐述的《资本论》中关于社会生产和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论虽然具有重要科学价值，但却并不是《资本论》的核心思想和主要贡献，因为《资本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6](P10-11)《资本论》的核心思想和主要贡献是创立并系统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原理，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了科学。《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博大精深，其中的重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工资不是劳动的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的转化形式，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轴心，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
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财富在一极的积累，贫困在另一极的积累，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强制性解决。
资本具有冲破一切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征服全球的冲动，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暴露出来。
信用制度加速了资本主义矛盾的爆发，股份资本是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资本，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通过暴力掠夺的手段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历史条件的过程，“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P871)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理论在当代还是否有效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度进入了黄金时期，20世界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使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在庆贺不战而胜的狂欢中竟然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终点的幻觉，《资本论》过时论一时甚嚣尘上。然而，历史车轮并没有停转，物壮则衰，物极必反。进入新的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在全球迅猛扩张、高歌猛进的同时，它的内在矛盾和深刻弊端也随之迅速膨胀起来了，日趋严重的失业问题、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频繁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国际垄断资本对全世界的剥夺，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引发的空前的灾难，以及2008 年以来始于美国的严重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再次显示出了《资本论》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价值。资本主义的命运恰如马克思在评论自由贸易时所说的那样，“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将是无产阶级解放。”[15](P296)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越是充分，其内在的矛盾也就越是尖锐，其自身的危机也就越是深重。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的面前，[8](P278)从而使矛盾和危机在更大的范围和更广的区域里爆发，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和辩证法。这就是为什么弗朗西斯·福山在提出历史终结论后仅仅10年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即“我们是否已经仅在10年时间内就实现了从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向危机的转变”，而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重回〈资本论〉》。[16](P182)
六、《资本论》指明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资本论》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共产主义经济的篇章，但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与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对比时，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一些设想，主要有：生产资料社会占有，有计划调节社会生产，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消除城乡对立，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未来社会称做“自由人的联合体” ，而这里所说的自由就是指，“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P928)马克思认为，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中，“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6](P996)这里表达了未来社会要实行有计划调节和按劳分配的思想。马克思还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性质做了这样著名的概括：“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6](P874)这个概括是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的另外一种表述，其内涵是十分丰富而深刻的。
《资本论》中关于未来社会的这些思想阐明了未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正是以这些理论为指导，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的特征，我党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经济方面看，这一理论包括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把积极参与经济的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等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资本论》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根据时代和国情的特点加以发展和创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只应当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失灵，国有经济应当全面退出竞争领域，实行私有化。但是，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与市场失灵并无直接的关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的必然要求，是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狭小，以及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的深刻矛盾的根本途径。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作用不像资本主义经济中那样，主要从事私有企业不愿意经营的部门，补充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不足，而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成员的共同富裕，发挥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宏观经济、调整经济结构、保障社会公平、维护经济安全、推动自主创新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上述观点对于巩固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七、《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资本论》不仅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同时体现着马克思在哲学、政治、法律、历史、宗教、技术、教育、家庭、道德等各个方面闪烁着天才火花的宝贵思想。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乃至于非马克思主义学科，都无不从《资本论》中吸取丰富营养，获得宝贵启示。
列宁指出，《资本论》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17](P162)比如，关于产权或财产权，马克思指出，它实际上是所有制的法律表现，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关于法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具体研究了英国的工厂法对于劳资关系的调节作用，阐述了法律、经济和阶级斗争的相互关系。在历史方面，《资本论》详尽地考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商人资本、生息资本和资本主义地租的历史起源。关于宗教，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社会里，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而在古亚细亚的、古代的等等的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关于家庭，马克思指出，大工业使妇女、少年和儿童在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关于教育，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关于道德，马克思从商品等价交换中发现了市场经济中平等意识的基础，又从劳动力的买和卖表象背后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马克思还深刻地分析了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根源，并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实质概括为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的系统化。
《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科学巨著，也是一副完整的艺术作品，在1865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谈到自己的作品：“不管它们会有怎样的不足，我文章的优点都是艺术性的整体。”[5](P196)这里所说的艺术性整体既指理论上的完整、精致、严密和深刻，也指语言上的生动、优美、精彩和流畅。《资本论》的文学造诣是极为高超的，《资本论》中充满了生动形象的比喻、谐谑辛辣的讥讽、丰富多彩的典故、诗歌、神话、谚语、民谣和名言；它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悲愤满怀，时而静如止水；铁一样逻辑和诗一样的语言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哈维曾经这样介绍《资本论》，“它是一本非常丰富的著作。莎士比亚、希腊文化、浮士德、巴尔扎克、雪莱、神话故事、狼人、吸血鬼和诗歌全集合在这本书，与之相伴的还有无数的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记者和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惠恩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未完成的文学杰作，它拥有多重结构，并可从多方面进行解读：他笔下的资本，活像哥特式小说中的妖怪；有些地方，又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节剧，黑色甚至滑稽剧。有时它又像希腊悲剧，在他的笔下，人类的历史就像俄狄甫斯，命运早已被事先注定。在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疯狂本质时，又不由让人想起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展露的那种讽刺手法。[16](P120)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论》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是人类思想的高峰、知识的高峰、智慧的高峰。
八、《资本论》发展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揭示了社会生产、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指明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理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资本论》为重要基础。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面临着被边缘化的严峻局面。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着这样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或蒙昧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整个世界上的经济学只有一种，那就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它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毫无疑问地相信它、学习它，就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践它，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这种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抛开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现实条件，抽象掉社会生活中的技术、制度、政治、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经济人当做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当做人类永恒不变的理想形式，把抽象的数理逻辑当做判断经济学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准。在政策主张上，其主要倾向则是：崇尚私有制而贬低公有制，崇尚市场调节而贬低政府干预，崇尚全球化而贬低国家利益，崇尚效率而贬低公平，崇尚个人自由而贬低社会合作，崇尚资本主权而贬低劳动主权，崇尚比较优势而贬低自主创新，崇尚西方式的民主而贬低社会主义民主，崇尚所谓的普适价值而贬低中国道路。
应当明确地认识到，这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或蒙昧主义是根本错误的：第一，理论是现实的反映，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不同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主流理论。实际上，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都存在众多的理论和流派，而且这些理论和流派的内容和地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可以脱离开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而存在普适性的经济学理论。第二，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某些规律，另一方面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殊的社会制度、历史背景、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同时在理论上也存在不少根本的缺陷。因此，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绝不能盲目崇拜，照搬照抄，全盘西化。第三，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从来都是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和不同人们对经济现实和经济实践进行抽象概括的结果，是不同思想和理论之间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而绝不是某些国家和某些人的专利。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而且现在更不应当仅仅是文明的模仿者和追随者，而是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走自己的路既是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的根本经验，也是中国改革与发展获得成功的根本经验。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理论与经验的教条主义做法，都必然会在丰富多彩和生机蓬勃的实践面前折戟碰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照搬西方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危害不仅在于它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更在于它会使我们成为新教条主义或新蒙昧主义的奴隶，失去应有的自我发展和自主创新的能力，甚至会把西方国家的特殊经验、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当做所谓的“普适价值”，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迷失发展的方向，丧失前进的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着文化和理论的自觉、自信、自强。我们要努力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特点的经济理论，这种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广泛吸收和正确借鉴世界上一切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充分反映我国的基本制度、发展道路、历史经验和核心价值，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努力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马克思的《资本论》无疑是这种理论的重要基础。离开了这一重要的基础，就不可能实现理论上的自觉、自信、自强，就不可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