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评论发展到两宋时期，开始较多地关注自身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注意设置必要的论史原则。这些原则大体是围绕着论史之目的、过程以及影响等阶段而提出并展开的。宋代史家所提出的论史原则，虽然发生在历史评论范围之内，但本质上却是属于史学批评的范畴，是史学批评思想影响下的史学活动。
论史之目的：有补于世
受忧患意识与历史盛衰思维的影响，两宋时期的一些史家尤为注意史籍编撰的现实意义。例如，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在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740页）其他诸如石介的《唐鉴》、孙甫的《唐史论断》、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皆有这种类似的撰述目的与旨趣。
不独历史撰述如此，宋人的一些历史评论亦是如此。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在论述史家论史须秉承何种旨趣与目的时，就特别关注历史评论的现实意义和致用功能。叶适明确说道：“史家立义，必守向上关捩，庶几有补于世论。俯而就下，遂为李德裕只较台阁仪范、班行准则而已，与孟子、叔向之意，何其远也！”（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76页）叶适这一认识的重要意义在于，史家论史在目的论方面应该有基本的原则，即只有对那些“有补于世”的历史人事、典章制度作论断，才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这既是对孟子“史义”之说的继承，也与叶适一贯要求“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叶适：《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07—608页）的经世致用思想是一致的。
陈亮在阐述自己论史的目的时，也鲜明地说道：“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陈亮：《陈亮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页）其中“大则兴王，小则临敌”这句话，尤其是“临敌”二字，很直观地表现了陈亮论史的目的在于追求现实层面的价值和意义。
综合叶适、陈亮等浙东学派史家对史学社会功用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是“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3页）的史学批评思想在历史评论实践中的发展，体现了史论家关于论史旨趣与目的的卓然见识。
论史之过程：只那有激 便不平正
史家著史的最高原则当是“尽其天不益以人”（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0页），即尽可能地客观记述，不要在撰述过程中过多地掺杂个人情感，否则“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史通通释》，第199页）
史家论史亦是如此。若论史之时“以爱憎为厚薄”，就很容易“血气沸腾，情感激动”，以致所得结论“不客观不真实”。（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故而朱熹在批评范祖禹论两税法时说：“说得都无收杀。只云在于得人，不在乎法，有这般苟且处。审如是，则古之圣贤徒善云尔。他也是见熙宁间详于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2011年重印版，第3208页）
范祖禹是司马光的重要追随者，二人的政治观点较为一致，对王安石变法均持极为激烈的反对意见。这种政治上的激烈反对，投射在历史评论中，就是“有激而言”地论史。所谓“有激”，亦即个人情感的外露，而“有激”的后果便是在论史的过程中“说得都无收杀”，以及所作论断的“不平正”。
朱熹还指出司马光的历史评论亦有掺杂感情色彩的论断，其言：“如子房、剧孟，皆温公好恶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论以明之可也，岂可以有无其事为褒贬？”（《朱子语类》，第3206页）朱熹认为张良和剧孟“皆温公好恶所在”，所以司马光在评论二人时表现了不同的态度，这样得出的论断自然是不够公允公正。
凡此种种，还有很多。例如，李新要求史家不可“有党”，他说：“郭汾阳之不释憾于李临淮，诚畏夫至公之议有所在也。至于张保皋之不杀郑年，又非公议之所可拘矣。杜牧论其事，以谓汾阳优于保皋，愚三复其言，知牧之有党也。”（李新：《跨鳌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这里的“有党”类似于前文的“有激”“好恶”，都掺杂了个人情感在内，严重影响了历史评论的客观性。
可见，宋人在论史过程中所要求的客观、公正态度，与历史撰述中强调的“实录直书”精神，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但在追求“直道”的本质上却是毫无二致。
论史之影响：无轻立论
就历史评论的后世影响而言，晁补之率先提出了“不可轻论”的原则。《旧唐书》作者认为，柳公绰、温造因个人性格原因而未能位进三公。晁补之则对此评论道：“以谓二主待之比（公孙）弘、（房）玄龄有轻重，又以谓其旨远者，何其谬耶？张禹经术，君子长者言其量亦不愧和矣，正以乏方重大节，故朝廷不尊。为史者，无轻立论哉！”（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1989年版）姑且不论晁补之此处所作论断是否言之有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晁补之于此提出了史家论史的一个基本原则，即“为史者，无轻立论哉”。这就是要求史家在论史时应该持慎重之心，不可随意发论。所谓“无轻立论”的慎重之心，当是对彼时驰骋议论之风的批评，与刘知幾“笔削之士，其慎之哉”（《史通通释》，第240页）的撰史要求是一致的。
对于“无轻立论”的原则，叶适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明确指出“轻立议论，误后生见闻，最害事”（《习学记言序目》，第405页），甚至认为“史家无识，如此轻立论……随声褒贬，无复根柢，此治道所以沦没不可复振，稍有意者，宜痛哭流涕而思之也！”（《习学记言序目》，第621页）他还以《新唐书》为例，进一步阐释了史家“轻立议论”的危害：“今《新史》以异代之书，所排毁如此，不知何等见识，且于后学有三大害：直以胜负成败为德义之有无，一也；据下而言，无复语上，二也；迎前虚谄，今事何望？三也。世道益衰，无足怪矣。”（《习学记言序目》，第595页）
叶适对《新唐书》相关序论的批评，主要是从史论家的不当评论对后世影响的角度出发，要求史论家既要对所论人物负责，也要对史论家个人负责，更要对后世影响负责。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就历史评论而论历史评论，也不再只是史学批评关于史家道德素养的要求，而是具有对历史评论自身价值予以自觉反思的意义隐含在内。这种自觉性的内省与反思，可以视为对历史评论自身体系建构与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
要言之，从晁补之到李新，再到叶适、朱熹等人，两宋史家既要求所论之事要有“有补于世”的现实意义，也要求评论过程中须有“不可有党”的公正态度。同时，还要求在下结论时应有“无轻立论”的慎重之心，所关涉的是论史之目的、过程与影响，包含了史论家论史的三个主要阶段。这表明宋人对于论史原则的建构，是不断发展、反思和完善的过程，超越了汉魏至隋唐时期史家关于论史原则零星分散式表述的状态，初步呈现出系统化的趋势。可以说，宋人着意于论史原则的确立，既是对“驰骋议论”之风的自我调适与反正，也是对历史评论自身体系的逐步建构与发展。
（本文系华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19SKGC-QT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