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疾步向前，改革开放棋至中盘。今天，你会怎么讲述这座中国内陆城市的故事？新近出版的《重庆新事》给出了这样的答案：重庆“全面推进中央政府的民生新政，对新世纪的人类文明提供了新曙光、新想象”。

这是第一部由国家级团队跟踪研究多年，全面系统提炼重庆实践的着作。其阵容堪称豪华：牵头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副校长冯惠玲，其他成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各学院的院长及部分全国顶级学者。

“我们旨在透视出在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下，重庆经验的核心价值以及对世界、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借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重庆新事》写作组核心成员温铁军昨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从“GDP旧政”到“民生新政”的突破，必将让重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潮中留下浓浓的一笔。

从“GDP旧政”到“民生新政”如何实现？不具备地缘优势又深受资源制约的重庆，近年来又是如何走出困局的？重庆实践的全国乃至全球意义何在？针对目前外界对重庆发展的诸多疑问，温铁军娓娓道来，讲述了他本人和中国人民大学其他学者多年研究的结论。

如果重庆的探索实践是一本大书，现在才开篇，后面的故事依然很厚重

重庆商报：近年来，随着重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研究这座内陆城市的学者越来越多，作为第一部由国家级学者系统推出的着作，《重庆新事》想讲述什么？为什么叫“重庆新事”而不是“重庆模式”或“重庆道路”呢？

温铁军：对重庆的关注，已成为这几年的一个全球化事件，报道也很密集，有的把它称为“中国芝加哥”，有的把它称为“内陆香港”，世界银行甚至推广重庆模式。很多人都在想，重庆，这么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为什么突然成为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城市？它的魔力到底何在？《重庆新事》就要揭示深层次的原因，讲述背后发生的鲜活故事。

之所以叫“重庆新事”，而不是“重庆模式”或“重庆道路”，我们老校长纪宝成教授讲过，这是因为重庆的实践是不断发展丰富的，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模式。譬如，重庆最近又明确把促进共同富裕纳入中心工作，并出台了缩小“三大差距”的切实可行的举措。这一决策在地方党委政府中是开先河之举，是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又一个重大“新事”。

我想，如果重庆的探索实践是一本大书，现在才开篇，后面的故事依然很厚重。而且重庆新事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潮中留下浓浓的一笔。

重庆商报：作为国内一流高校，中国人民大学由两位校长带队直接抽调全校精英来研究一座城市，这非常罕见。吸引你们的是什么？你们在重庆做了哪些调研工作呢？

温铁军：我想，首先是因为重庆的探索提供了一座富矿，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研究型大学，也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对重庆的做法和经验进行客观性、学术性和阶段性的总结、研究，是我们应该自觉承担的责任。

就我本人来说，关注重庆差不多十年了，以前还参与了重庆承担国家的一些重大改革试验的论证。去年10月，纪宝成校长和冯惠玲副校长又专门率领教授考察团赴重庆考察。教授队伍很庞大，大家来自学校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国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学院、社会与人口学院和法学院等不同学院和学科。之后，就我自己又带了数十个研究人员，4次到重庆考察调研。

我要说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对重庆的调研并不是听汇报拿材料，而是深入到一线去的。包括到“两翼”的农村去和村官农民面对面，和打黑除恶的一线人员深入交流，访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重庆官员等。

有人质疑说，重庆是在倒退，那是对重庆没有调查、乱扣帽子不负责任的说法。我敢说《重庆新事》是一部非常客观的成果，里面有大量准确的数据和具体案例，看了可以打消很多人的质疑。

越深入调研，越感到重庆实践内容之丰富，远非既定学科内容所能概括

重庆商报：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如何看待今天的重庆？讲述“重庆新事”应该从何讲起呢？

温铁军：是极富智慧的改革探索，让重庆在失落20多年后，又重新走上中国区域政治经济的中心，走进世界关注的视野。“重庆新事”，就是要讲述重庆孕育和实践着的超越性的创新，它的意义在于以一个地方政府创新的多元化努力，不仅走出了一般发展中国家深陷其中的“灰色陷阱”（“灰色经济”及其相应的“灰色治理”，如重庆打黑除恶清除的保护伞及相关非法利益团伙），而且以其全面推进中央政府的民生新政，对新世纪的人类文明提供了新曙光、新想象、新思维。

重庆商报：为什么这样说？

温铁军：重庆地处内陆，不靠海不沿边，在一般条件下并不具备首先融入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但中国100多年来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进程，却把这个不具备区位优势条件的城市，率先推上工业化的进程，可又数次被边缘化。

首先是1860年，没落的清朝中央政府开始官办洋务运动，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码头出现了官办近代工业；抗日战争期间，重庆作为当时陪都，又一次迎来内迁的中央政府官僚资本的集聚，政治经济地位进一步上升；1960年开始，进入15年的“三线建设”时期，形成了门类齐全的重工业体系，当时的重庆地位，就和上海之于华东地区一样。

但这些都是不可持续的，当改革开放实施后，在20世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20年，对重庆而言，是相对失落的20年，政治经济优势不再，过去的技术和文化优势也没有用武之地。怎么办？其实不仅仅是重庆，整个成渝和西部地区，如果还有路径依赖，按照沿海一般的市场经济模式去走，只有死路一条。要创新，难度很大，而且极其复杂。

但今天的重庆做到了，它通过改革开放提升了区域优势，又成为了中心。我们认为，这是奇迹般的突破。

重庆商报：你说的突破包括哪些方面？

温铁军：事实上，我们到重庆调研时，越深入也越感觉到重庆实践的内容之丰富，远非既定的学科内容所能概括，为了便于传播和大众理解，我们把重庆经验的复杂过程简化归纳为“一二三四五”，里面也无不蕴含了中国经验的政治经济调整。

其中，“一个优势”，就是重庆利用并发挥发展了中国特色的“集中力量干大事”工作作风，能够与之相比较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胶东、苏南、浙北等沿海地区，在推进地方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的“政府公司化”发展经验。

“两个跨越”，就是跨越了山区经济地理束缚城市扩张以及跨越了传统产业结构约束高端外资的扩张。如今的重庆，形成了以惠普为代表的高端产业，是新时期加工贸易发展的一个变革和奇迹。

另外，“三项运动”就是适应经济发展的社会变革，包括“三项活动”、“三项制度”和“唱红打黑”。“四个转型”指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一系列创新改革。“五个重庆”既体现了中央政府的生态文明理念，又形成了重庆可持续发展的预期目标。

重庆探索一定要放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看，可望为人类新文明时代开创新篇章

重庆商报：这些概括里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如果要提炼“重庆新事”的一个最关键的词，你认为是什么？

温铁军：是的，每一个都有丰富的内涵和极富创新的实践。譬如，要吸引外资进来，不做产业整合不可能的。我举一个例子，既然浙南是中国市场经济程度最高的地区，为什么外资进不来？从制度经济学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交易成本太大。重庆为什么可以地处内陆山区却能有成规模外资进入，原因就在于此，在于创造了“两头（研发、结算）受益、一头（市场）在外”的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了全产业链的招商引资模式。

如果要为重庆实践提炼一个关键词的话，那就是民生，重庆实现了从“GDP旧政”到“民生新政”的历史性跨越。正如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所言，“只闷头抓GDP，想快也快不了，路子也会越走越窄。‘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发展不能改善民生，那就不是‘硬道理’，而是‘没道理’”。

我们认为，重庆的实践不仅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很有借鉴价值，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重庆商报：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愿景，能具体说说重庆实践的意义吗？

温铁军：我们认为，如果重庆实践持续下去，则标志着20世纪以来“发展”、“市场化”、“全球化”推动的“以资为本”发展主义体系走向终结，21世纪“以人为本”的体系可能建立起来，这样可以定格人们一直在讨论的“中国经验”。

为什么这样讲？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经历了“两个文明时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目前正在探索第三个文明时代，那就是中国首先提出的“生态文明”，盼望“民生新政”成为这一时代的治理目标和新内涵。

总而言之，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义的巢臼，因为它从亲资本体系转向了亲民生体系。第二，它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度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增长理念转变，重庆发展从排斥性增长转变成了包容性增长。第五，重庆的探索从一般的所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升级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重庆现有的五大目标正是向生态文明转型。

重庆商报：你开始讲到，重庆探索实才开篇，《重庆新事》后还有后续吗？

温铁军：当然。预计明年上半年就可以推出，初步定为《解读重庆》，这是中国人民大学《解读珠三角》、《解读苏南》等之后又一重要课题成果。重庆的探索一定要放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区域经济变革中去看，我们期待着它为人类文明第三个时代的到来，开创出新的美好篇章。

本版稿件由记者 胡顺涛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