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底是什么问题？

最近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偶遇顾秀林教授。回到成都以后，我总要想起顾教授的一句话，她告诉我：她之所以对转基因技术如此念兹在兹，是因为知道了那些惊人的真相之后，一种毛骨悚然、坠入深渊的恐怖从此无法释怀。

从顾老师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对生命的强烈关怀。这个关怀，不仅仅是对个人身家性命的在意，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的身家性命的忧虑。

当一组组令人痛心的数字，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在我眼前挥之不去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位法学家的悲愤提问：明明它正在危害人类的生存权，为什么能够在全世界流行开来？这个提问促使我不得不去思考：转基因技术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形式上看，转基因技术都应当属于科学视阈的问题。所以，用科学态度、科学方法来对待转基因技术，讨论转基因技术，研究转基因技术，应当是大家的共识。既然如此，那么，只要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关于转基因技术对人类安全客观存在的巨大风险，人们就不会有什么歧义。可是很遗憾，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转基因技术与人类安全），科学家和科学家打起来了。

问题在于，同样是自然科学家，为什么差别就这么大呢？我意识到，科学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事情，也是社会科学的事情。

二、立场就是政治

顾秀林教授在《道理讲得清，利益讲不清》这篇文章里写到：“生命科学30年来的进展，已经在实质上颠覆了当年分子生物技术的核心部分——遗传基因决定论。但是，以错误理论体系为基础开发出来的所谓农业‘生物技术’，仍然在大规模使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利益、政治、科学技术纠缠在一起”。

讲得清的那个道理，是自然科学的道理；讲不清的那个利益，则是社会科学的利益。

利益之所以“讲不清”，在自然科学看来是因为“不讲科学”，可在社会科学看来，则恰恰是“讲科学”的结果——只不过这个“科学”，不是自然科学的“价值无涉”，而是社会科学的“价值关联”，也就是通常说的“立场”。关于“立场”，说来话长。

从研究对象来看，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对象，研究“自然与人的关系”。从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的特征是“实证”加“理性”。实证是“拿出证据”，理性是“要讲道理”——这个道理不是“神的道理”，而是“人的道理”，也就是“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和“辩证逻辑”。

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它的对象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社会。社会科学既然也自称“科学”，那么它的方法论当然也要“讲证据”，也要“讲道理”。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是，除了“讲证据”、“讲道理”之外，社会科学还要“讲立场”。不论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不论是法学还是社会学，都摆脱不了“立场”的纠结。

什么是立场？当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人与人的关系”落实到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关系、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立场便由此形成。这就是“政治”，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

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孟山都和共济会，蒋高明和顾秀林，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政治问题”。

三、科学超越不了立场

同样的事物，由于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简直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不要以为立场与科学不共戴天，更不能把政治排除于科学之外。科学超越不了立场，政治本身就是一门科学。就像量子力学里的“测不准原理”：位置与动量，时间与能量，波与粒子，哪个能够得到“科学”地确定？这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所在。没办法，在立场面前，连自然科学也不能免俗，更何况社会科学。

所以，即便用自然科学的游戏规则来衡量，社会科学背后的“立场”依然是一个科学问题，这其中的道理早已经被马克思所看破，那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

我注意到，许多科学家在转基因技术问题上的思考，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自己的专业范围——比如：对风险的把握、开放与代价、消费者知情权、公众发言权、管理者责任，以及粮食、能源与政治的重叠，等等。说到底，这种思考的内容都是“政治问题”。这让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自然科学家们，居然有着相当自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意识，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意识”。

所以，当自然科学家已经在关注“权力、贪婪和控制”的时候，如果经济学者还在转基因技术上大谈“投入产出”、“价格调节”和“市场自动出清”，如果法学家们还在高谈法律的“中立”与“超脱”，而回避根本立场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只能是社会科学的耻辱。

四、“反转”背后的政治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怎么办？有人强调，要依靠教育；有人强调，要依靠专家；还有人强调，要依靠法律。“教育+专家+法律”，这些元素一个都不能少。但是，如果转基因技术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话，那么，“教育+专家+法律”的展开就离不开一个基本的政治支点：人民群众。

什么是政治？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毛主席说：“政治就是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只有得到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支持，“教育+专家+法律”的作用才会得到充分发挥、才能落到实处。

记得一位“反转”人士说过：中共建国历史最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走群众路线。与“挺转”的专家相比，“反转”专家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所以，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来办这个事情，才能和某些强势利益集团去抗争。

我以为，这位人士所言就是转基因技术背后的政治。如果用公式来表达，“反转”背后的政治就是：“教育+专家+法律∕人民”——教育、专家和法律是分子，人民是分母。

当然，别忘了还有政府。既然是“众人之事”，那么政治就是政府的本职工作。所以，“反转”背后的政治还得加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政府。它的责任是什么呢？两个关键词：“指导”和“推动”。至于这个元素是放在分子里，抑或放在分母里，我想，还是留给实践来回答吧。

很多人现在已经意识到，国防安全并不仅仅是真刀真枪的“打仗”，基因控制也是更为残酷的“战争”。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一些有良知和责任的政府官员，对孟山都的转基因技术也保持高度警惕，不遗余力地促进本国有机农业发展。我想，资本主义国家尚且能做到的事情，“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政府理应责无旁贷，做得更好吧？

五、余 论

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立军同志等439人联名提出了一个议案：“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以严刑峻法诚挚食品、药品领域严重犯罪”，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面对食品、药品领域日益猖獗的犯罪行为，当有良知的学者正在痛心疾首而主流学界却仍然淡定自如的时候，当民众的生命健康正在遭到严重威胁而某些官员却严重缺位的时候，这个议案就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出的最好诠释。

作为“转基因技术”的门外汉，我对那些敢于起来捍卫人类健康和生存权利的科学家表示崇高的敬意；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我却深感惭愧，在这个关乎国家稳定、民族安全和人类前景的重大问题上，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担当相比，社会科学工作者发出的声音实在是远远不够的。

（201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