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不承认唯物史观是历史决定论，或把唯物史观等同于历史目的论，其实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读。马克思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这就为历史决定论奠定了科学依据。唯物史观不是从主观目的出发去展开历史必然性，不是从主观意志出发去演绎历史发展规律，而是从“社会存在”出发去寻找历史必然性的依据，并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唯物史观揭示了决定人的“动机”和“目的”背后的物质根源，因而与历史目的论划清了界限。人的行为有主观动机，但历史演化并没有主观动机;人的行动有主观目的，但历史必然性却没有主观目的;人总有自己的目标追求，但历史发展方向却并不是由人的目标追求所决定的，因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厘清“历史合力论”“主观能动性”“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以及“机械决定论”，有助于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

〔关键词〕 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历史必然性;唯物史观;唯心史观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5-0156-07

〔作者简介〕赵 磊，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0074;

赵晓磊，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亚利桑那坦佩 85281。

20世纪末以来，由实践唯物主义讨论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由此衍生出来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独断语境，则是值得商榷的。虽然已有学者对此作出了有价值的研究①，但有不少困惑尤其是历史决定论与历史目的论的关系②，仍值得进一步讨论。本文安排如下：第一部分讨论历史决定论与历史目的论的含义，第二部分讨论历史决定论与历史目的论的区别，第三部分讨论历史必然性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第四部分讨论与此相关的几个疑问。

一、历史决定论与历史目的论

攻击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及其理论，其实由来有自。早在19世纪末期，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米海洛夫斯基就指责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把人当成“被动者”。③针对米海洛夫斯基所谓“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冲突”，列宁指出：“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担心（而且是不无根据的）决定论会推翻他所如此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④

什么是决定论？决定论就是关于事物具有因果联系性、规律性、必然性的学说。与此相反，否认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否认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学说，则是“非决定论”。据有人考证，“‘决定论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意是 ‘制约、限定、规定，意指肯定事物之间具有因果制约关系，事物发展受必然性限定，引申为肯定物质世界存在着客观的因果性、规律性、必然性的学说。”⑤由此引申，历史决定论就是指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具有因果性、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理论。历史决定论有着悠久且复杂的理论样态，既有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又有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既有辩证决定论，又有机械决定论;既有因果决定论，又有统计决定论和系统决定论，等等。⑥

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人类社会古代时期的神意决定论。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演化，尤其是在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语境下，历史决定论遭到了学界的普遍质疑和否定。自从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被介紹到中国以来，学界对历史决定论避之唯恐不及。有学者甚至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历史决定论划清界限，比如有人断言：“马克思开创的社会科学传统有其明确的方法论特征。一方面，反对任何决定论的社会科学，既批判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认为李嘉图的‘庸俗经济学仅从社会生活的经验个体出发，片面观察经济问题，也批判经济决定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⑦

马克思究竟是如何“批判了经济决定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或容讨论。然而，断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反对任何决定论的社会科学”，也就意味着唯物史观“反对历史决定论”。遗憾的是，对于唯物史观反对历史决定论的理论依据，有关论者基本上是语焉不详——比如上面所引的文献即是一例。在这些学者看来，“唯物史观反对决定论”似乎是一个已经得到确认的预设。问题在于，这种预设显然有悖于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有过如下广为人知的论述：“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⑧“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⑨为什么“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因为个人意志改变不了历史规律的作用方向。不言而喻，历史有规律与历史决定论是一回事。既然历史“有规律”，那么历史就必然是被规律所“决定”的;既然客观规律是事物内在的必然因果联系，那么承认历史是受到规律制约的“自然过程”，就必须承认历史决定论。在历史进程中，决定论的含义就如同古代哲人所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倘若唯物史观必须与历史决定论划清界限，那么，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的必然性也就失去了存在基础：一个“非决定论”的历史观，必然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历史观;一个“不确定”的历史观，又何来历史的“必然性”可言？如此一来，马克思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岂不成了无稽之谈？难怪马克思要明确指出：“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⑩ “铁的必然性”就是历史决定论。所以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1]如此“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难道不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决定论吗？

对于用“铁的必然性”去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决定论，很多人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既然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2]，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同自然界一样，具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被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客观必然性。问题是，如果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规律是由人的活动来实现的，那么又如何看待历史过程中人的“目的性”呢？换言之，如果唯物史观是历史决定论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借助人的主观意志和行为的“目的性”[13]，才能说清历史是如何被人的活动所“决定”的。由此产生的困惑是：如果唯物史观是历史决定论，那么它所描述的历史就必定具有主观“目的性”。比如，张盾说：“对于马克思，历史不仅仅是被科学规律决定的客观的‘自然史，它同时也是被最高目的引导而通向自由的过程……”[14]徐长福说：“按马克思的推论，历史的终极目的是共产主义，这也是价值上最理想的状态。这种状态既是历史必然性的终点，又是人类普遍自由的起点，是历史本身的满全。”[15]周书俊说：“福山看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都是目的论，都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就这一点来看，福山并没有错”。[16]

总之，在很多人看来，如果认可历史决定论，那么就必须认可历史目的论，即必须把历史看作是受某种主观目的支配的产物。问题在于，“目的”与“意志”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认可“目的论”，那么就很难与“唯意志论”（唯心论）撇清关系。由此引申出来的结论是，只有接受“非决定论”（过去称为“不可知论”，今天称为“不确定性”），唯物史观才能摆脱“唯心论”的纠缠。为了把唯物史观从“唯意志论”的纠缠中拯救出来，唯物史观被重新定义为“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被解读成了“历史选择论”。有人甚至以为，只要用“历史选择论”的名称替换掉“历史决定论”，就可以从此超越“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分歧。

二、历史决定论不是历史目的论

很多人，包括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对历史决定论耿耿于怀，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把历史决定论等同于历史目的论了。说到历史目的论，就不得不提黑格尔这位历史目的论的典型代表。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必然性无非是绝对精神演绎出来的历史目的论。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力求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17]从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逻辑出发，有学者认为：“把黑格尔的思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加以对比就可发现，二者在思维方式上是相同的，起码是相通的。”“他们二人之间的本质性联系表现在思维方式上，这种联系的例证便是都坚持：个人及其行为的工具化论、工具化个人的非道德论和非人格论。”[18]

从必然性的逻辑上看，马克思的历史观与黑格尔的历史观的确有着相通之处。但是，二者的区别才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区别不仅在于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物”的，而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唯心”的;更在于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是历史目的论，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与历史目的论划清了界限。正如列宁所说：“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演进看作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19]虽然历史目的论一定是历史决定论，但历史決定论未必是历史目的论。因为历史决定论既可以从“目的论”的前提出发，也可以从客观规律的前提出发。承认历史具有必然性，当然必须认可历史决定论;但是，认可历史决定论，并不意味着必须认可历史是有“目的性”的。人们既可以把历史必然性解释为由某种意志支配的“有目的”的过程，也可以把历史必然性解释为是一个“没有目的”的自然过程。就本体论而言，有两种逻辑可以解释历史必然性（历史决定论）：一种是“唯物”的逻辑，即唯物的历史决定论;另一种是“唯心”的逻辑，即唯心的历史决定论。前者以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黑格尔的唯心史观为代表。

唯心的历史决定论之所以唯心，就在于它总是把历史必然性与历史目的论看成一回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20]由于历史目的论总是从主观意志去寻找历史的根源，所以在唯心史观那里，历史必然性被视为外生于历史发展过程的某种神秘意识的结果（如上帝的意志或杰出人物的意志），而不是内生于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的“自然而然”的矛盾运动过程。在唯心史观的逻辑中，如果不从神秘的“主观意志”去探寻历史的目的性，那么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于是，要么“目的论”，要么“不确定”，二者必居其一。

唯物的历史决定论则不然。唯物史观不是从主观目的出发去展开历史必然性，不是从主观意志出发去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而是从“社会存在”出发去寻找历史必然性的依据，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唯物史观那里，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性被看成是内生于发展过程之中的“自然而然”的性质。自从有了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就不再由神秘意志或主观意志所设定的“目的性”来左右了。正如列宁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是怎样的，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21]正是由于唯物史观揭示了决定人的“动机”和“目的”背后的物质根源，因而与唯心史观的目的论划清了界限。

遗憾的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一边三心二意地言说着历史必然性，一边苦苦思索着历史必然性背后的“目的性”和“行为动机”。他们不能理解，一个不受“目的性”决定的历史必然性何以可能。他们尤其不能理解的是，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历史必然性：一种悬置了主观目的性的历史必然性，一种类似于自然过程的“自然而然”的历史必然性。于是，他们彷徨于“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两端，摇摆于“必然性”与“不确定性”之间，最终也未能摆脱唯心史观的纠缠。对于这样的内心冲突，列宁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时早就给予了驳斥：“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担心（而且是不无根据的）决定论会推翻他所如此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22]

事情很清楚，是“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而不是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目的确认了历史必然性。为什么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会如此敌视历史决定论？因为“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这就是问题的全部秘密所在！

三、历史必然性不是实践之外的力量

如果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不是历史目的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是一种超然于人的活动之外的“神秘力量”呢？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3]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在历史中活动的人总是有着某种主观目的，人类社会历史无非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离开人的活动来谈历史，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可言。人的主观能动性之所以不是“可有可无”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人的活动和实践，何来人的历史？历史必然性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关系在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而是“内生”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的，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

问题在于，既然历史是人的历史，而创造历史的人又总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历史必然性很难撇清与历史目的论的关系呢？对此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24]

由此可见，历史活动中的人具有主观目的性，并不等于历史的发展方向也具有主观目的性。因为历史必然性以及历史发展方向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目的）为转移，而是取决于历史进程内生的客观规律。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的主观目的与历史必然性的关系是：如果人的主观目的符合历史必然性，那么将会促进历史发展进程;如果人的主观目的背离历史必然性，那么将会阻碍历史发展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者“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25]不论是符合还是背离，历史必然性都会通过人的活动（实践）强行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我们必须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6]，这句话所要强调的是，历史必然性是人类活动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由“无人在场”的历史自己演绎出来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用人的主观目的来解释或演绎历史必然性。人的行为有主观动机，但历史的演化却没有主观动机;人的行动有主观目的，但历史必然性却没有主观目的;人们总有自己的目标追求，但历史发展方向却并不是由人的目标追求所决定的，而是由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27]历史“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人的目标追求与历史规律相背离。比如，古希腊规定只有平民和贵族才有选举权，其制度设计的目的是让奴隶制永恒不变;古代中国秦始皇实施暴政的目的，是让大秦帝国万世不朽;中国封建社会地主不断兼并小农的目的，是占有更多的土地;20世纪初期袁世凯尊孔的目的，是自己想当皇帝;辛亥革命之后张勋复辟的目的，是企图恢复清廷的封建王朝。问题是，历史必然性是不是屈服了他们预设的目的？事实已经做出了回答。另一种情形，是人的目标追求与历史发展规律相一致。比如，秦末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目的是推翻暴秦的统治;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目的是建立苏维埃政权;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些目的之所以能在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得以实现，并非因为历史走向是按照人们的预设目的发展的，而是因为人们的目标追求尊重并顺应了歷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说：“有一种看法，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全部历史所推翻，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28]即使是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并不是按照马克思事先预设的目的演绎出来的发展趋势。马克思并没有主观预设共产主义目标，他只不过发现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已。

人们的实践动机当然包含着人的主观“目的性”，但是，人的主观目的只能由人们所处的客观“社会存在”来加以说明，而不能用抽象的“意识”或“观念”来加以说明。总之，不能用“目的”来说明“目的”，不能用“观念”来说明“观念”;而是必须用“客观”来说明“主观”，必须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意识”。这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比如马克思指出，不断追求剩余价值是处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家所追求的生产目的。问题在于，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所以，追求剩余价值的“主观目的”只能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存在”加以说明，而不能用抽象的“心理动机”或“观念”来加以说明。

有学者认为：“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动力是什么？在我们看来，就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活动，以及隐含在其背后的人的需要、欲望、理性和激情。”[29]生产力的动力当然来自“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活动”。但是，把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人性（需要、欲望和激情），从而把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人性，则是值得商榷的。其实，抽象的人性和欲望从来不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欲望当然是一种可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但人的欲望只能用“社会存在”来说明，而决不能用抽象的欲望来说明“社会存在”。与其说“社会存在”是由人性规定的，不如说人性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换言之，人性绝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出发点，而只是人类社会历史展开的结果;不是人性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性;人类历史的动力来源于“社会存在”基础上的实践活动。

历史发展的动力固然来源于实践的力量，但人的社会实践必须从“社会存在”出发，才能得到科学把握。理解历史必然性当然要考察人的行为动机和活动的“目的性”，但是，人的活动的“目的性”并不是历史必然性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因为人的活动的“目的性”不过是“社会存在”的产物而已，这种“目的性”被“社会存在”所决定，因而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是“第二性”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言：“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意志（不论是单个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昵？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30]在恩格斯看来，人的主观意志和目的不过是某种内容的表现“形式”，隐藏在这个“形式”后面的内容是“社会存在”，即“生产力和交换关系”。只有在“社会存在”的基础上，人的“目的性”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唯心史观却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才会把人类历史视为主观目的之产物。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借助于这种从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他们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31]于是，“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32]

四、余论

其一，如何把握历史合力论。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33]对于这段话，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在我们看来，恩格斯的话包含了如下含义：（1）既然历史是“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那么，所谓“不自觉”和“不自主”也就意味着历史必然性不是主观意志的产物。（2）为什么“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因为，主观意志如果顺应了历史必然性，它就是正向力量;主观意志如果违背了历史必然性，它就是负向力量。（3）在“顺应历史必然”和“背离历史必然”的两个选项中，你当然可以选择“背离”。但是这样的选择必然在规律面前头破血流，结果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一个必然失败的选择难道不正是“历史决定论”的证明吗？（4）如果主观意志与历史必然性相背离，那么不论主观意志多么坚决、目的多么明确、预期多么美好，最终也会被历史必然性“归零”。

其二，如何看待人的主观能动性。唯物史观并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决不把主观能动性神化。这就好比拴在树上的一条狗，狗的自由度（主观能动性的界限）最终取决于由拴狗绳子的长度所决定的直径。问题是狗并不知道这个界限，所以它总是左冲右突，上蹿下跳，以为能跑出绳子给定的范围，结果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唯心史观就好比拴在树上的这只狗，所以它总是上蹿下跳，乱喊乱叫，全然不知历史必然性的制约。机械唯物主义虽然看到了这条绳子，但却不敢，也不能把绳子的长度发挥到极致，完全被动接受绳子的制约。唯物史观不仅看到了这条绳子，而且力争把绳子的长度发挥到极致，并坚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条绳子的长度将会随之延长。[34]有人认为，唯物史观否定了人的主觀能动性。这是误解。人类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是为了在改造世界中“有所作为”，而并不是要“无所作为”。但是，“有所作为”并不是“乱作为”，更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顺势而为”。“顺势而为”是真正的“积极有为”，因为只有“顺势而为”才能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获得自由。“顺势而为”并不是对必然性的否定，恰恰是对必然性的肯定。所谓“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就是这个意思。

其三，如何评价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唯物史观并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中的能动地位。但是，个人的历史地位必须在历史决定论的逻辑中给予说明。正如恩格斯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 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35]总之，杰出人物出现的历史偶然性依然要受到历史必然性的制约。

其四，如何理解“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36]人们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历史，但是，人们的意愿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并自觉利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们“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过是历史必然性在未来社会的表现形式而已。“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只有在“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以及“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只有在真正把握并科学利用客观规律的意义上，即“被必然性决定”的意义上，人们“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才有可能。恩格斯的这段描述不仅不是对历史决定论的否定，恰恰是对历史决定论做出了唯物史观的证明。

其五，如何解读“机械的决定论”。恩格斯在谈到“机械的决定论”时指出：“它从法国唯物主义中移入自然科学，并且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对付偶然性。”[37]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不是机械的决定论，而是辩证的决定论。唯物史观并不否认個人在具体时空中的行为选择所具有的“偶然性”，但唯物史观并未将偶然性与必然性对立起来。个人的偶然选择看似充满了“不确定性”，其实依然要受到必然性的决定。恩格斯说得好：“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38]至于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是否颠覆了历史必然性，是否颠覆了因果关系[39]，以及如何理解自由意志在历史决定论中的地位[40]，我们已有专文讨论，不赘述。

① 成林：《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思想的基础命题和原则立场》，《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关锋、刘卓红：《生产力的三层维度与决定论的多种表现——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新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9期。

② 澄清历史决定论与历史目的论的关系，有助于回答王楠湜所说的“决定论与能动论之间的张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参见王楠湜：《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之再检视》，《社会科学战线》2018 年第 11 期）。

③ ④ [19][22]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26、9、26页。

⑤ ⑥ 参见包炜杰、吴海江：《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及其当代价值——兼评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⑦ 郭台晖：《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之维》，《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⑧ ⑨ ⑩ [11][12][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0、10、8、9-10、10、208页。

[13]目的论不仅有内在目的论与外在目的论之分（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是典型的外在目的论），而且有广义目的论和狭义目的论之分。按照广义目的论的定义，但凡具有“机制”“因果关系”以及“负反馈”的事物（比如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所定义的目的），都存在“目的性”。按照狭义目的论的定义，“意向性”（intentionality）是“目的性”的基本前提，只有那些具有“意志”或“意识”的事物，才存在“目的性”。马克思主义定义的目的不是广义目的，而是狭义目的。

[14]张盾： 《“历史的终结”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期。

[15]徐长福： 《马克思主义：从建构性理想到调节性理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6]周书俊：《历史决定论与历史终结论》，《学术界》2016年第10期。

[17][24][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1、302、306页。

[18]宫敬才：《论马克思的资本家范畴》，《学术研究》2018年第5期。

[20][23][26][31][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295、295、582、540页。

[21]《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页。

[28][37][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5、478、120页。

[29]成林：《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思想的基础命题和原则立场》。

[33][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593、669页。

[34]赵磊：《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苏共亡党的原因谈起》，《天府新论》2012年第6期。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4-565页。

[39]赵晓磊、赵磊：《“不确定性原理”何以被误导？》，《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40]参见赵晓磊、赵磊：《历史决定论被证伪了吗？——基于里贝特实验》，《天府新论》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