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己做得好不好，应当有所承担，不宜怪到昔人身上。更要有少数君子，能够多识前言往行，以守先待后

中国的史官文化，曾颇受诟病，指斥之言，流传甚广。不过那是个别思想家在独居一室而没什么资料可看时所说的话，大致类似传说中的“文王拘而演《周易》”，是所谓幽愤之言；也可以说是一种带有诗意的创作，不能视之为实录。

就像西儒葛兰西，也曾在狱中写札记，对霸权深有体悟，乃发明从权力看人际关系的理论，影响广远。若说社会上层往往热衷于权势争夺，或许尚可（亦未必然）；有些学人进而援以解释基层乡街的民众，或许就有些隔膜了。盖老百姓不论是贫居闹市，还是在乡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本无太多权势可言，也没有那么强的权力意识。邻里之间，虽不乏小争小斗，仍以和睦相处为常态。若乡街之上，人人都成了葛兰西，简直就是一个思想家的社会，恐怕也太过理想了。

我们来看看过去的史官究竟做些什么。上古的史官是君主近臣，所谓“王前巫而后史”，两皆天官，要观察并记录天象，与天沟通，兼行祭司的一些功能。史官的另一职责，就是根据“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原则，汇聚和整理采风得来的信息，使君主知其统治是否仍代表着“天命”。而维系历史记忆，更是史官的基本任务；不仅要记录朝廷大事和君主言行，还要通过盲人传诵说唱的方式，来补充古代那“电报语法”式的简短记录，以延续群体的记忆。

简言之，上古的史官承担着全方位的沟通角色——空间方面从社会最底层到上天入地，时间方面从过去到现在。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形象地表述了这一基本的功能。据说从天子到各诸侯之国，都曾设有这样的史官。甚至地方事务，也有类似的人负责记录和采风。中国的史书之所以能长期延续不断，与这样一种特别看重历史记忆的传统直接相关。

后来史官的地位逐渐降低，史学的基本功能也有所变化，但记录和传承却始终受到重视。故《说文解字》对“史”的界定，就是“记事者也”。从唐代起，政府正式设立史馆，专职修史。到宋代以后，每一新的朝代都要为前朝修史，成为一种制度。这既是为了总结历史的教训，也借以确立新朝的政治正当性。从中国传统言，就是确立合道性。

中国与西方及其他很多地方的一项重大不同，就是“道”或真理不必来自超人世的上帝。在一个没有上帝或上帝已淡出的世界里，历史和史学就重要得多。中国古人非常敬天，又未曾尊崇一位绝对全能之神，天和人之间永远是互通的。在很长的时间里，史学承担的责任，就是通过历史记载和叙述，来说明并论证关于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等各项基本理念，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故历史和史学在中国的核心地位，与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大不一样。

或即因此，也曾有人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史官文化，却不免有些夸大。历代史官的地位，实呈逐渐降低的趋势。不论我们把传统视作包袱还是资源，史官既不能承担其责任，也不足以独揽其光荣。那些拾人牙慧借史官以反传统者，不过人云亦云，似有些“说而不思则罔”。

在目前这动荡纷乱的社会里，不讲规则的举止风起云涌，思出其位的言行此起彼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分享着“人心不古”的忧患意识；也有不少人习惯了推卸自身的责任，把今日的问题归咎于历史。据说西文history是hisstory的意思，那固然有些性别的歧视，似乎herstory便被排斥（只有世道出了问题时，才想起某些女性该负责任）；不过，套用电视剧常出现的语句：是个爷们儿就要像个爷们儿！我们自己做得好不好，应当有所承担，不宜怪到昔人身上。

另一方面，在中国逐步“走向富强”后，不论外人国人，又都对中国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亨廷顿曾观察到：许多非西方国家在追求以富强为标志的“现代化”时，竞相往西方寻求成功的秘诀；而这些国家达到相当程度的“现代化”之后，又转而声称是其本土文化——而并非从西方寻来的秘诀——促进了它们的成功。他进而推论：国家的富强可能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

但文化复兴的前提，是文化并未断裂。如果包括“专家”在内的学人，对传统文化也已隔膜，出现各种再造式的复兴，也并非不可能。人多远虑，然后可以少近忧。不要忘了富而后教的古训。更要有少数君子，能够多识前言往行，以守先待后。这才是中国史学长期的责任和传统。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