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和流通事件的屡见不鲜，以及转基因玉米非法种植的传言，引起了国家多部门的重视。2010年，农业部开展种子执法年活动，重点调查市场上转基因种子的销售情况。但是，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相关的调查结果没有公布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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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转基因这个话题，网络上可谓浪潮汹涌，纸媒也广泛讨论。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提出“应当加快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而全国政协委员、叶剑英的女儿把转基因食品上升到“亡国灭种”的高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崇富还提出建议“严管”转基因的提案。

“在关于是否应该大力推广转基因的争论中，虽然不少转基因支持者持乐观态度，但不仅广大民众对转基因技术持有诸多疑虑，不少权威学者也极力反对草率判定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认为转基因技术可能导致不可预知的危害。而美国的转基因种植历史也证明，第一代转基因作物的收益并不能达到原有预期水平，于是开始研发新一代转基因技术。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第一代转基因作物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这既是出于跨国权势集团的利益需求，也是出于美国掌握粮食武器的需要。鉴于对这些利益集团的警惕，我们应该谨慎对待转基因主粮的推广。”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

一、转基因技术的诞生与兴起

保持生物生命特征及功能的主要物质是细胞核中的基因，“外源基因”一般是指在生物体中原来不存在的基因。转基因技术是指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外源基因通过特定的技术导入到目标生物体基因组中，使得转移了外源基因的生物体具有新的、自身物种并不具备的特性及功能；同样转基因技术也可通过干扰或抑制基因组中原有某个基因的表达，从而去除生物体中某个性状及功能。转基因技术可以打破物种的界限，从而达到改造生物的目的。比如研究人员可以将鱼体内的某个产生抗寒作用的基因植入番茄之内，人为的制造出新品种的耐寒番茄。目前，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的外源基因大部分来自于外源物种，如转基因抗虫棉的Bt基因来源于一种土壤细菌—苏云金芽孢杆菌的基因。转基因生物是指经转基因技术修饰的生物体，包括转基因植物、动物和微生物；而利用转基因生物所制造或生产的食品、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物等则被统称为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技术的兴起伴随着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DNA双螺旋结构的揭示为人类从分子水平认识基因，对基因进程操作和改造创造了前提条件。国际上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始于上世纪的70年代， 经历了十几年的探索、试验阶段之后，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商业化发展。其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转基因技术试验、发展阶段（上世纪70-80年代）

1973年，美国人成功地将大肠杆菌的DNA链断裂，重新组合后形成新的DNA分子。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为设计生物体的遗传物质，人类从此跨入了基因工程时代。

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转基因烟草在美国成功培植。这标志着转基因技术开始步入应用阶段。

第二阶段：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探索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后期）

1992年我国首次商品化种植抗黄瓜花叶病毒和抗烟草花叶病毒双价的转基因烟草，揭开了全球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序幕。

1994年，美国农业部(USDA)和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批准转基因番茄上市，这种番茄被转入一个晚熟基因，能够储存更长时间。但不幸的是，高科技番茄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大获成功，它产量偏低而经不起采收、包装及运输等整个过程，很多番茄在运抵目的地时已经软化或碰伤，从而失去了市场价值，只好在1997年退出了市场。

第三阶段：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公布的数据表明，2010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是1.48亿公顷，种植面积是转基因生物商业化的第一年（1996年）的87倍。种植面积最大的主要转基因作物有4种，其中转基因大豆占全球大豆种植面积的81%，转基因棉花占全球棉花种植面积的64%，转基因玉米占全球玉米种植面积的29%，转基因油菜占全球油菜种植面积的23%。

二、国外对转基因的许可与禁止

从国际环境来看，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截至2010年底，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也仅有29个，而且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也主要集中在美国、巴西、阿根廷和加拿大。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十分重视转基因生物管理工作，许多国家采取立法的形式实施生物安全管理，由于受技术发展水平、经济利益、公众接受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管理模式，其中，具代表性的是欧盟和美国。

大多数国家考虑到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潜在风险，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消费仍持拒绝态度。已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许多国家其态度也是慎之又慎，例如，欧盟、日本等国虽有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但是监管严格，非常谨慎。目前属欧盟对于转基因生物的商业化态度最为谨慎 。其中欧盟自1998年开始便没有批准过任何一种新的转基因食品上市，从而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禁令”。欧盟认为，重组DNA技术有潜在危险，不论是何种基因、哪类生物，只要是通过重组技术获得的转基因生物，都要接受安全评价和监控。为此，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条例和指令，及多个与生物技术有关的标准。这一系列法规不仅针对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而且针对研制技术与过程，总体控制非常严格。

美国是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商业化的积极推动者，是在转基因技术研究方面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转基因作物播种面积最广泛的国家，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统计数据称，2010年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6680万公顷，位居全球首位。

美国对于转基因生物的管理始于70年代中期，是在转基因生物研究、开发、种植、销售和推广各方面领先全球的国家和积极推动者。但是美国的转基因作物安全管理制度并不宽松。

美国设立有科学的决策、监管机构。转基因食品主要由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美国农业部(USDA)和美国环保局(EPA)负责检测、评价和监督。从1977年开始相继出台了《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生物技术管理协调框架》、《转基因食品自愿标识指导性文件》、《转基因食品上市前通告的提议》、《植物内置式农药(PIP)管理》等政策法规。

通过严格的立法和制定技术标准对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实施安全监管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在国际准则层面上，联合国相应机构及其它有关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粮农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环境规划署(UNEP)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等已制定和颁布了几十个有关生物安全的共识文件。在与国际公认准则接轨的基础上，各国根据本国利益和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不同理念，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规定。

国际上，还有一些国家农业转基因技术发展相对落后，安全性评价研究和管理起步晚，包括中国、阿根廷、巴西、印度、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非、埃及、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近年来，这些的国家的立法管理进程加快，安全评价技术研究投入增加，但是总体来说还不够完善。

三、转基因进入中国与现状

我国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研究起步较晚，自1986年 “863”计划获得开始实施，全国相继出现了一批从事转基因研究的机构。

发展至今， 2010年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350万公顷,在种植面积超过100万公顷的前八位国家中位居第六位。

目前，我国商业化种植的主要作物是转基因棉花，1997年开始商业化种植时面积为3万hm2，次年达到23万hm2，到2010年种植面积达到350-400万hm2，已经占全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2/3，种植省份覆盖了黄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和长江流域的江苏、安徽、湖南、湖北等省。另外，获得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为木瓜，仅允许在华南地区种植。

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生产，但是，我国科研工作者一直在从事转基因粮食作物的研究，涉及水稻、小麦、玉米、油菜、大豆等多种作物，其中，转基因玉米、水稻已经获得了生物安全证书，但是并没有获得最终的商业化生产的许可。另外，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等作物已获得进口许可，只可用作加工原料（主要用于饲料加工），并不能进行商业化种植。有关部门统计， 2010年我国进口大豆5480万吨，超过国内生产量数倍，进口大豆中的基本都是转基因大豆，主要来自于美国、阿根廷、巴西。近年来，转基因玉米的进口数量大增，来源也已美洲国家为主。

近些年，转基因生物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开始加速，得到了政府部门较大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2006年，我国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08年7月，国务院批准启动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投入资金200多亿元人民币，成为建国以来农业领域最大一笔研究经费。2009年6月，国务院发布《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提出“加快把生物产业培育成为高技术领域的支柱产业和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继续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抓紧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中国转基因生物研发进程中，最具有意义的一步的颁布转基因水稻的生物安全证书。从生物安全证书上显示的信息来看，早在2009年8 月，农业部已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 号” 和“Bt 汕优63” 在湖北省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但是该信息却迟迟没有公布，同年12月，“华恢1 号” 和“Bt 汕优63” 被加入到中国生物安全网于10月公布的《2009 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其“偷偷摸摸”的行为一时间激起各方人士的质疑之声。根据绿色和平之后的调查发现，早在2008年12月24日召开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就已同意发放两个转基因水稻的生物安全证书，而农业部则将此消息隐匿长达一年之久。

转基因水稻生物安全证书的发放并不意味着可进行商业化的种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获得安全证书后，还需通过品种审定，并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进入商业化生产。但是，自2005年绿色和平发现湖北省大规模违法种植转基因水稻以来，2005-2011年间，绿色和平先后在湖北、湖南和江西省发现有非法转基因水稻稻种在市场上流通，在湖北、湖南和福建省发现有违法转基因大米在市场上销售，在湖北武汉的餐馆中发现含有违法转基因水稻的米饭，同时也多次在广东和香港的市场上检出含有违法转基因水稻成分的米粉。这些情况表明违法转基因水稻已经在田间、市场和食物链等各环节都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而且消费者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食用到转基因大米食品。

四、转基因引发公众关注

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和流通事件的屡见不鲜，以及转基因玉米非法种植的传言，引起了国家多部门的重视。2010年，农业部开展种子执法年活动，重点调查市场上转基因种子的销售情况。但是，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相关的调查结果没有公布于众。2011年，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组织协调，农业部、环保部、科技部和卫生部组成的四部委调查组赴各地调查转基因生物安全现状，主要集中调查玉米和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属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调查转基因情况，同时首次官方承认国内存在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事实。之后，国务院等国家最高政府部门广泛邀请国内各领域专家参与转基因主粮商业化问题座谈会，听取看法和意见。

除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进程和食品领域非法流通引起专家学者、媒体和普通公众的热议和反对之外，转基因棉花的田间种植表现及相应的环境影响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于1996年开始引进转基因棉花种植，目前已有10多年的种植历史，2010年中国种植转基因棉花面积达350万公顷，占中国棉花种植面积的70%左右。但是目前，我国的转基因棉花种植过程中问题不断涌现，特别是2009年江苏省的棉花种植受病虫害影响损失严重，部分地区甚至减产绝收。另据农业部发布的消息，2009年我国棉花的生产出现下滑，面积和产量减幅均超过10%。由此可见，转基因棉花可能是造成此类问题的原因之一。另外，转基因棉花的问题已经暴露，长期的安全性值得担忧，也将影响我国的棉花生产。主要表现出来的问题为次生虫害大爆发，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2010年5月13日发表研究结果称，长达10多年的田间跟踪试验发现转基因棉田的盲蝽蟓数量日益增加，成为棉铃虫以外的又一种棉花的主要害虫。根据绿色和平在江苏盐城地区的实地调查发现，农民仍旧需要大量的使用农药来控制病虫害。另外，由于转基因棉花种子的价格一般较高（为普通非转基因种子的2-5倍），同时产量也没有任何的优势，因此农民的生计受到严重影响，部分农民选择放弃种植转基因棉花而该种其他作物。

现阶段，诸多违法种植事件和转基因食品的流通情况某种程度上暴露了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体系的漏洞和不力；转基因棉花种植一代不如一代的现状，也体现了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体系的不足。目前我国在转基因生物管理上的法律包括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农业部颁布实施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虽然这些法律法规基本上涵盖了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和进出口。但是由于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生物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相关法律也显现了不完善的一面。

第一，食品安全方面：现有的转基因食品生物安全评价只是基于短期（几周）的试验研究，缺乏长期而全面的食品安全方面的研究。然而目前我国已经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的生物安全证书，水稻是我国13亿人的主粮，大米是长期需要的食品，在目前转基因食品长期安全性没有定论的情况下，让转基因水稻直接进入食物链存在较大的风险。近些年来我国对食品安全问题日益重视，2009年也出台了《食品安全法》，但是食品安全的事件和隐患还是层出不穷，因此，在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上我国还是应该遵循预先防范的原则，采取更加的谨慎态度。

第二，环境及长期安全性的问题：现有的转基因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都是短期1-2年的研究，还没有基于长期完整的环境安全跟踪研究。我国种植转基因棉花10多年来的田间表现清楚的表明，转基因作物的长期安全性问题已经暴露且非常严重。例如，2009年江苏盐城转基因棉花种植一代不如一代，而且出现大面积的减产绝产事件。主要暴露的问题有：次生虫害频发并成为主要虫害，棉花枯萎病和黄萎病易发，农药施用量加大，减产和绝产现象严重。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大转基因作物释放对环境的长期影响和生物安全的研究。

第三，社会经济影响：目前我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体系中只是关注基因安全和环境影响的研究，但是对国外专利控制，种植转基因作物对农民的生计影响等社会经济层面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从现有的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及出现的一些转基因污染事件来看，转基因在社会经济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主要问题为：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生产成本加大（包括种子和农药费用）；维持非转基因的代价巨大，我国的转基因水稻面临国内消费者和海外市场的双重阻力；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对我国大豆行业的冲击和影响巨大。因此，转基因作物涉及到的知识产权，国际贸易，农民生计等等诸多社会经济层面都应该展开全面的研究，并且列入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第四，公众利益问题：我国是国际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缔约方之一，但是在公众参与决策转基因生物审批和知晓决策结果两方面的权利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证。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转基因问题，应该需要广泛咨询各利益方的意见，包括消费者，政府官员，学者，民间团体，公司，医生等等，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转基因的决策过程中来，并且进一步加大政府信息透明度，让更多的公众能通过简单的渠道获取相关信息。同时，在转基因生物的标识问题上，目前的管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应将一切可能出现在食品中的转基因成分纳入标识目录范围。

五、公众为什么害怕转基因

我国转基因技术成功应用于农业生产以来，得到了国家的很大支持和投入，其商业化发展在争议中前行,随着商业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引起了产业内从业者、消费者、学者等各方人士的关注。

作为食品，普通的消费者最为关心的自然是食品安全问题。自转基因食品问世以来，其食品安全性的争论从未停歇也至今无定论。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的今天，公众出于本能的对转基因食品的警惕甚至害怕都在情理之中。长期以来质疑一直停留在长期和大量食用转基因水稻是否会对中国人及其后代造成影响等问题上，该问题的答案至今还没有解开。毫无疑问，在科学研究仍然无法确认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时，社会对转基因食品日益呈现抵抗的趋势。目前转基因食物都缺乏长期的生物安全评估，科学研究综述显示，大部分转基因相关研究结果指出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对肝脏、胰腺、肾脏或生殖系统产生毒副作用，并可能对血液、生化指标和免疫系统产生影响。人类长期食用是否安全仍然成疑。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婴幼儿食品，英国皇家学会指出由于婴幼儿食物构成的单一，婴幼儿对食品比成人也更为敏感，因此成为食品安全中的“高风险人群”，婴儿食品中的转基因成分“应该接受最严格的审查”。因此，作为14亿中国人的主粮，基于预先防范的原则，暂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并防止进入食物链，才是科学的态度。

其次，公众开始表达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诉求。虽然中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的评价和管理上做出了长足的努力，但是转基因水稻审批过程不透明，相关信息的不公开，缺乏与公众交流的通畅渠道。正因此，才引发了公众更多的质疑。可以预见，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不建立，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公众对于转基因水稻的恐惧、争议和抵制仍将继续。

第三，涉及国家粮食安全和利益的担忧。在过去的一年里，任何转基因相关事件的风吹草动都会引来大家的关注，特别是事关国家利益的时候。2010年中国进口美国的转基因玉米达历史最高的150万吨，消息一出立即引来各方的关注和担忧。其实，这样的担忧也不无道理，一年5480万吨的进口转基因大豆涌入国内，致使中国天然的非转基因大豆产业逐渐沦陷，不仅严重威胁了4000万的豆农，同时造成主产区的大豆加工生产陷于瘫痪。种植面积、总产量、农民积极性和自给率不断下降，是当前大豆生产的真实写照，直接威胁着国家的粮食安全。公众的担忧，正是出于转基因大豆的悲剧是否同样在玉米、水稻上发生。

第四，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等作物后对于我国的粮食安全和主权是有严重的威胁的。孟山都成功的控制美国，阿根廷的大豆种植已经清楚的说明，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商业的手段实现对一个国家粮食生产的控制。一旦中国进入这样的商业模式之后，其实是无法逃脱被控制的现实。另外一点，转基因水稻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转基因污染事件的发生，就像美国一样，无论是自然事件致使转基因种子泄漏，还是人为地混入了转基因种子，都使传统种子遭到了污染。如果遭到转基因污染的传统杂交种子被出口到国外，并且如果这种转基因种子在这个国家尚未获得授权，那么中国公司将要面临法律问题，而且进口了这种水稻的国家也会被专利权利人起诉，并要求他们强制执行这些专利，并交纳赔偿金。

2010年9到12月间，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国内多个城市进行了关于转基因消费态度的公众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明显倾向于对非转基因食品的购买，甚至愿意为之支付更高的价格。超过60%的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潜在健康隐患表示担心，而近70%的消费者选择非转基因大米。受委托调查的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分析认为，当前消费者普遍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消费者目前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商业化发展总体持保守、谨慎的态度。同时，消费者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商业化发展决策知情权和参与权有较高诉求。

在中国公众对于转基因水稻的讨论日益白热化的同时，上百万的欧洲人签名反对欧盟在对转基因生物如何影响人类健康做出进一步研究之前培育转基因生物。历年来，欧洲民众反对转基因的呼声从未间断，但是如此大的规模也尚属首次。即便是在美国，关于转基因甜菜、三文鱼的商业化争论也从未停歇，且仍将继续。

六、反对转基因的声音

自从2009年底转基因水稻获得生物安全证书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诸多的专家学者，媒体和消费者开始加入到反对和质疑转基因的队伍中来。2010年两会前夕，全国130多名学者联名签署信件寄往全国人大，反对转基因主流商业化种植，要求农业部收回生物安全证书。两会期间，也有5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同样也有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提交反对提案。而在2010年两会之后，来自网络，媒体和公众的反对声音更是此起彼伏。新华社《瞭望》，《新世纪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和《中国报道》都以封面深度报道的形式，讨论转基因主粮议题，而网络的反对声音在更为强烈。至今，转基因水稻的争论仍然在继续。

专家观点：

武汉理工大学教授毛新志在《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伦理审视》一文中写道：从伦理学的角度审视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种植，我们发现完全禁止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或者完全放开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都是不合理的，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可以得到部分的伦理辩护，即我们可以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商业化。鉴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与生态环境有潜在风险，我们应该对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实行严格的审批和规范的管理制度，将其风险“防患于未然”，避免给人类健康与生态环境带来不必要的伤害，使转基因食品能够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在《转基因争论背后的鬼魅身影》写道：在关于是否应该大力推广转基因的争论中，虽然不少转基因支持者持乐观态度，但不仅广大民众对转基因技术持有诸多疑虑，不少权威学者也极力反对草率判定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认为转基因技术可能导致不可预知的危害。而美国的转基因种植历史也证明，第一代转基因作物的收益并不能达到原有预期水平，于是开始研发新一代转基因技术。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第一代转基因作物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这既是出于跨国权势集团的利益需求，也是出于美国掌握粮食武器的需要。鉴于对这些利益集团的警惕，我们应该谨慎对待转基因主粮的推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在与许竹青合写的《破除转基因主粮的神话》一文中说：转基因的支持方虚构了很多转基因主粮神话，这些神话包括：转基因主粮能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缓解全球粮食危机；转基因主粮安全无害，生态环保，美国人天天吃。实际上，转基因作物的增产效果并不明显，其安全性也存在很大的疑问，没有任何一国大规模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主粮。对转基因产品既不能妖魔化，但也不应该放任化，对转基因口粮作物的产业化尤其应该慎之又慎。中国应该加强转基因技术研究，防范外国专利陷阱，同时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转基因作物审定机构，并出台相关法规加强转基因食品的流通管理。

王启明在《全面解析转基因阴谋论》文中写道：转基因阴谋论的真正温床在于，关系人类公益的事务被当做商业机密而秘密筹划，关系人类福祉的科学技术被商业私利所劫持，在密不透风的商业密室面前，民众只能被蒙在鼓里，凭空制造出许多阴谋论。阴谋论的合理之处在于，它揭示了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要扬弃阴谋论，不能仅仅武断地拒绝它，而应该在现实层面铲除它据以存在的土壤。这就必须让一切公益事务走向公开，让民众自由介入公共实践与争论，让科学的成果归全人类共享，真正实现科学技术的Communism。

郝苑在《转基因技术为什么需要民主决策？》中认为：转基因技术的政治决策需要超越专家的狭隘视角，鼓励公众参与民主决策。在理性开明的民主议程的引导下，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决策的反思、批评与质疑，不仅不会压制和阻碍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将为科学家改良和提高转基因技术提供更多的灵感和动力。另一方面，转基因技术民主决策的政治实践，有助于提高我国民众的科学素养和理性对话能力，从而为商谈民主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契机。（感谢方立锋对该专题的鼎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