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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每年出版长篇小说两千多部，真正进入人们视野的仅几十部，这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写作长篇小说的人越来越多，关于长篇小说的艺术界定出现了大面积溃解和松动，以至于所有把字数码到十几万以上的作品都被称之为长篇小说，造成基数超大；二是由于社会和个体的原因，文学的内在精神遭到了空前侵扰和破坏，文学与人的真实状态距离越来越遥远，即使是很有才华的人，也难于建构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了，粗制滥造不可避免。
这件事在我这里演变成一种匪夷所思的现象，虽然我把写作小说作为终身事业，却很少阅读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虽然有时候也有朋友受朋友之托推荐给我阅读某部作品，希望我能为作品写几句话，然而读过作品我往往会退避三舍，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实在要说，我说出的也一定不是作者想听的话，所以，关于长篇小说的评论，我写得很少。
于泽俊把他的长篇小说《工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7月版）赠送给我，并没有表达要我写评论的意图，但是阅读过这部45万言的长篇小说，我却觉得很有的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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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具有史诗风格”往往是对一部长篇小说的最高褒奖，什么样的风格才具有“史诗风格”，也有了一个大致相通的评价标准，这就是：在纷纭复杂的历史生活中，深刻反映时代风貌，卓越表现人物命运的长篇小说。按照这个标准，《战争与和平》无疑是具有史诗风格的，因为无论从历史的广度还是历史事件和人物灵魂的深度上说，这部作品都堪称典范，托尔斯泰用如椽巨笔所描述的世界不是港湾，更不是小溪，而是一条烟波浩渺的江河，历史的意义和人的意义在这里交相辉映，构成了比真实的历史更加雄浑、更加深邃也更加真切的画卷。
在我印象里，新时期以来很多长篇小说被评论家誉为具有史诗风格，作家们似乎也在把具有史诗风格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而孜孜不倦，然而读过这些作品，我却很不以为然。如果没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没有对于人性的精微洞悉，仅仅依靠空洞的历史骨架、奇诡的情节、斧凿的人物性格与心理特征，长篇小说是不足以撑起“具有史诗风格”这尊桂冠的。我甚至认为，在整个新时期文学中，真正具有史诗风格的长篇小说如同凤毛麟角，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不满足的情况，这里既有社会政治制约的原因，又有作家自身精神局限和心灵世界狭小的原因，这属于另外一个话题，此不赘言。
于泽俊的《工人》出版以后，有数篇评论见诸于报刊，其中有一篇（李天石：《三线建设的悲壮史》）将其视为“带有史诗意义的作品”，这个评价部分地契合了我对这部作品的印象，这种印象并非来自我上面归纳的“具有史诗风格”的长篇小说的评价标准，而是来自这部作品的独特个性，正是这种个性使它在客观上产生出了一种与历史发展趋同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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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就像它的书名一样，用朴实无华的笔触集中描写了一个工人家族自20世纪初至当下近一百年的历史，这构成了本书的主线，即使笔力稍有荡开，也大部分集注于工人群体中的人物在历史江河中的命运沉浮，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一部为工人树碑立传的小说”。
“为工人树碑立传”未必就是具有史诗风格的小说，《工人》之所以使人体味到一种“史诗意义”，最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把人物活动全部镶嵌到了真实的历史框架之中--伴随近代工业的兴起，传统农民告别土地，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在战争与动乱中与国家的命运一起颠沛危亡；1949年以后，被国家力量塑造成特殊的政治阶层，承担起推动现代化工业建设的重任；在大跃进、三线建设、文化大革命等带有政治运动性质的国家行为中起起落落；在改革开放中被权力和资本侵蚀，逐渐成为付出最惨痛牺牲的社会边缘层……这是一个无情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工人的命运具有一种即使在整个世界劳工史中也很难看到的悲壮和凄凉，《工人》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这种悲壮和凄凉。
尽管《工人》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了工人身上，作者主观上也是想要为工人阶级树碑立传，但是，单纯从工人阶级命运上理解这部作品是不够的，是不能涵盖它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内容的，我宁可认为，《工人》所描写的工人不是某一个特殊的群体，而是中国所有的底层民众，工人阶级的命运只不过是一种象征，一种浓缩，它的真正主题是人民的命运。
当历史发展与人民命运相遇的时候，被我们称之为史诗的东西自然而然也就呈现出来了，这甚至与作家脑子里是否具有史诗意识无关。甚至可以说，没有历史这个主角，作品中的所有角色也就全部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人的意义涵盖在丰富复杂的历史意义之中。
于泽俊的贡献在于，他没有清高地回避人民的主题，而是通过在历史框架中对工人命运沉浮的具象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一部活生生的浓缩了的中华民族生存史和发展史，这里边有英雄主义，有精神力量，也有对命运的无力感，有对自身处境的无可奈何……在貌似平铺直叙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一部好作品最重要的的内在本质：真实。这种祛除掉伪饰和矫情、带着生活原始芬芳的艺术真实，要比那些远离生活却故作高深的著名作家的著名长篇小说更有人的鲜活气息，更有历史沉重的厚重感，也更有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作家着眼某种特定题材，一定与其自身经历和由此产生的人生信念有关。于泽俊在谈到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时，做了这样的表白：“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工人，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无一例外地全都当过工人。一提起工人二字，我就会想起埋葬在黄高原上的父母亲，想起我那已经下岗十多年的姐姐、弟弟和妹夫，想起父辈的叔叔大爷们那一张张憨厚朴实的面孔，想起我的那些和我弟弟妹妹同样命运的中小学同学……他们虽然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但是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有着精彩辉煌的人生和传奇般的经历。他们的命运可悲可叹，可歌可泣。想起他们，我就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安，总觉得欠了他们什么，所以我要写这部小说，为他们立传。我写他们，不仅是要反映他们的生活，也包含着对他们的命运的思考。”
这种对中国工人群体命运“可悲可叹，可歌可泣”的真情实感，构成了作家进入作品的原始动力，正是这种强大动力，把作者的笔触引导到了不加修饰的各色人等的人生情态之中，没有被任何流行的思潮和先入为主的观念所切割和干扰，几乎以原生态的方式再现了一片真实的历史天空。
在我看来，这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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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他的长篇小说在拉丁美洲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曾经说：“我只能够去写与我的生活有过密切关系的那些人。”“我是写人民的小说家，人民是我的创作对象。”
自从社会生活事件被政治力量划分为可以描写和不可以描写两类题材以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基本上丧失了宝贵的现实主义精神，走上了一条貌似深邃实则肤浅、貌似恢弘实则宵小、貌似高雅实则平庸的道路，永久性地失去了读者。在这种情况下，坚守人民性，在对普通人的描绘中展现时代风貌，在文学中呼应人民的关切，重新为文学找回读者，就变得愈加重要和紧迫了起来。
这里我要说到“路遥现象”。路遥写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很朴实，没有故作深沉，更没有人为地装饰高雅，在艺术上它甚至还有很大的缺陷，有一些明显的败笔，然而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却成为新时期以来最受读者追捧、阅读量最大的长篇小说，很多读者都曾经表示，他们是在《平凡的世界》的滋养下走向生活，认识人生和社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路遥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像亚马多那样坚持做“写人民的小说家”，把人民作为自己的创作对象，所以才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如果路遥也像同时代作家那样，不负责任地玩弄长篇小说创作技巧，远离普通人的生活，满足于在作品中描述杯水风波，如果路遥没有在作品中严肃地提出在新形势下青年人如何寻求发展的时代命题，谁还会读他的小说呢？这种现象非常耐人寻味。
于泽俊通过长篇小说《工人》再次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是人民思想情绪的表达者和时代声音的传达者，这既是作家的本分，亦是作家的职责，非如此，即使你的小说写得再精致，再天花乱坠，也难以在读者心中留下印痕，相反，那些关注人民的命运，真实表现人民的生存形态的作品，即使在艺术上还不那么成熟，也会被人们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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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塑造了父亲鲁润德、母亲沈剑云及赵尔丹、马国栋、刘天明、牛锦华、白景云、李秀娥、刘淑贤等众多人物形象，他们都是被不可知力量卷入历史大潮中的小人物，与其说是他们自己在驾驭命运，毋宁说是某种特殊的历史情境决定着他们的人生状态。即使是在宣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年代，作为个体的“工人”似乎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自己也自豪地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然而最终决定他们命运的仍旧是横亘在历史中的那种超级力量。到中国社会进入到另一次大变革（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力量毫不犹豫地把工人阶级推向了社会边缘，成为了被社会抛弃的群体。
我不认为于泽俊在《工人》中在为一个伟大的阶级唱空洞的赞歌，相反，我们从他对普通人生存际遇的描述中，听到的是一首挽歌，就像农村妇女做活计时哼唱的无字歌一样，凄凉，落寞，还有某种程度的哀愁……这样的作品足以引起我们的共鸣。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不满足。如果作者具有更自觉的意识，或许就不会囿于某种既定观念，去刻意表现工人群体的集体命运，这样，活生生的个体命运就会得到更充分的展现；如果作品放弃掉对工人群体的某种“敬畏”，或许就可以祛除掉那些没有必要的意识形态色泽，使人物更具有人的丰富质感；如果作者具有更高超的艺术手段，对人物命运沉浮的细节上做更多的刻画，这部作品或许就会产生更加迷人的魅力。
我寄望于作者的“下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