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与古中国的大哲们开始，时间问题就一直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一直是令哲学家们感到非常头疼的问题。他们曾无数次想抛弃它，但都未能如愿——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如幽灵徘徊于一切哲学的空间。

1633年，伽里略被送上宗教法庭，遭到严刑拷打，最后不得不宣布放弃他的“异端邪说”。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要做的事情却是：全身心地投入守时研究和利用钟摆来控制时钟结构。他将时间问题一直带进了坟墓。

时间问题像藤蔓一样，纠缠着哲学。

《旧约全书·传道篇》：“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坐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采摘所种之物亦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战争有时，和好有时。”

既然时间根本无法回避，那么只好去直面它，并对它作出解释。在时间问题的研究上，无非是两大脉，一条是心理学的，一条是物理学的。前者主要是描述心灵对时间的主观感受。这种描述充满了悲观主义色彩。在这里，时间成了一切罪恶的根源：时间所具有的先天性的流逝本性，使一切皆失去了稳定——一切都在变迁，而所向都是世界的末日，而绝非是世界的再生。因为如此，作为天性就知享乐的生命，苦叹存在之短促，从而开始了不择手段的快乐吮吸。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恋情》，实际上就是写了一个关于时间的主题——心理学层次上的时间主题。伊弗雷姆的悲剧感，根植于时间——他已衰老了，他已经闻到了死亡的气息。“还早着呢……我就像山核挑那样又硬朗又健壮!”“我还要活好些年头!老天爷作证，一年到头，干什么样的活儿，我都赛得过大多数年轻小伙子!”他如此去强调他的生命之健壮，恰恰暴露了他已在时间之神面前感到了恐惧。而他的儿子们用以与他作战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正在于时间。当这个娶了新妻、企图从一颗年轻生命的躯体上获取活力与精气的老头大声喊叫着“我要活到一百岁”时，我们从他的儿子们的恶毒的笑脸上，听出了他们同样恶毒的心声：“任你凶任你狂，咱俩比比谁气长!”但这些儿子们在不久的将来，同样要跌入可怜的父亲的处境，因为，对任何人来说，时间之箭只朝着一个方向，并且一刻也不肯停留。这一脉的哲学，描绘出这样一个造物主：他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拿着砂漏，当砂漏中的砂已经漏尽时，他就会挥舞镰刀去收获生命。由于这个自人类有记忆开始就一直存在的基本事实，从而使人们总要克制不住地滑入罪恶。贪婪、自私、偷盗、争夺、嫉妒、谋杀、奸淫……这一切行为的产生，说到底是悲剧性的时间造成的。是一种“来不及了”的心理，驱使人犯下了一切滔天罪恶。

时间具有明显的压制性——它把人死死地压缩在一个有限的时段里。于是人自然想到了要在这一有限的时段里，获得充分的自由，以使生命获得应有的享乐。当然，这是一种消极的自由主义。不少人将它看成是一种向下的自由主义。还有一种积极的自由主义，即在这绝对的时段中，尽可能地进行所谓健康的生命扩张，以获得相对的远远超出绝对时间的时间长度。这是一种向上的自由主义。无论消极还是积极，向下还是向上，他们所看到的事实却是一致的：砂必然漏尽，收获的镰刀必然在生命的颈上闪烁寒光；人生苦短。

在这一点上，东方的哲学因具有神秘色彩，还多少给人带来几丝慰籍。东方哲学中，时间常被看成是圆形的——像轮子的运转一样。在这里，时间获得了两个形象——一轮金泽闪闪的马车，在一直向前，而它的轮子，却又在作相对的圆周运动——一个时间向前，一个时间在循环。这大概是东方人的智慧——东方人发现了时间的隐喻。

轮回，使我们在面对时间的压制时，获得了灵魂的退路。东方文化中时间的环形模式，造成了若干只属于这种模式的景观。而西方哲学的时间观则绝对是悲剧性的。“是犹太基督教传统把‘线性’(不可逆的时间)，一下子直截了当的地建立在西方文化里面。埃里阿德写道：‘这种“无尽的循环”的老调，基督教企图一下子将它超越。’由于基督教相信耶酥的生、死和他的上十字架受难，都是唯一的事件，都是不会重复的，西方文化终于把时间看成是穿越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条线。”时间的线性发现与确认，直至成为线性模式，这几乎是西方全部价值观生成的基础——西方的种种思想乃至人生态度，是这一模式的折射。时间之箭穿透了西方的精神殿堂。相对于环形模式的东方，这或许是西方人不给自己留下退路与回旋余地的透彻与勇敢，又或许是西方人的思维过于执着而缺乏弹性的表现。

作如此对比，并不意味着说东方的时间观就是非悲剧性的。东方人自然看到了轮子的旋转，但也看到了马车的直线前行，他们无法不听到时间之箭穿过空气时在耳边留下的寒冷而恐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