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时间”既是最有哲学韵味的问题，也是让传统形而上学感到困惑并因而要逃避的问题。古今中外的敏感哲人大多会关注到它，但由于不同的思想方式，对待它的态度和理解路子有着极大的差异。
简略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正宗比如唯理论，是比较贬低时间的纯思想价值的。因为，“时间”与“变化”内在相关；而唯理论追求的“理”，比如，毕达哥拉斯（Πυθαγόρας，约前580—前500）的“数”、柏拉图（Πλάτων，约前427—前347）的“理式”（理念）、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的“实体”和纯形式、笛卡尔（R. Descartes，1596—1650）的“我思”等等，都是要超出变化达到不变的永恒和确定性的，所以他们对时间的含义理解不深，无非是看作存在的一种次级形式，有前后可言的数目或心灵的延伸，甚至是人类堕落的标志。他们侧重于时间的“现在”这个向度，因为它是时间三向度中最容易被理智把握的在场者。
印度古人对时间的体验更丰富，也更多样，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正宗哲理认为时间是对真实（梵、大我、绝对意识）的幻化，要体验真实，就要将这种外加到真实上的形式或名相去掉；而他们的非正宗哲理，比如佛教中“大乘”的一些学派更加看重时间。以龙树（Nāgārjuna，约公元2世纪）的“中观”和如来藏心学为例，他们都认为，没有从逻辑上与幻化、假名无关的真实，“涅槃即世间，世间即”，“真如心”与“生灭心”无法完全分离，人只能在生灭之中而不是脱开生灭而得真如。
中国古哲人则认为，时间恰恰是智慧的源头，阴阳造化就是时间的创造和转化，《周易》的要害就在于“时中”。全部中国哲理史，特别是先秦哲理，可一言以蔽之曰：“道之时义大矣哉！”天道即天时，当然不止是四时意义上的天时，更是深刻的、富于天命含义的本源天时，孔子则是“圣之时者”。所以，中国古人在面对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众多宗教和哲理时，独与大乘佛学中的般若中观和心学有最深的感应，转化出了中国佛学的各流派，又激发出了宋明道学。
一 “时间”之奇异
这里所说的“时间”，不是那些可被测量的时间，比如宇宙时间、物理时间，而是被人们直接体验到的和理解着的“活时间”。它既包括时间的流逝，也包括代际时间的经验，以及沧桑起伏的历史时间。虽然这种时间可以带有主观性，但这种生命时间并不是纯主观的，也有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面。当人们思考这种被人们直接地、共同地体验到的活时间即纯粹时间的含义时，如果将它作为对象来定位，也会遭遇理智上的挫折，让人们对时间产生惊奇之感。
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天主教思想家奥古斯丁（A. Augustinus，354—430）对“时间”有过这样的评论：
时间究竟是什么呢？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
奥古斯丁的体验，也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时间的存在，体现在人的生命每一刻，所以，奥古斯丁才会说，如果不被人追问时，我自然清楚时间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当被别人问道：“你给我确切地说明白，时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者？它是存在于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你想要说清楚、琢磨透它，却发现很难做到。人们会发现，时间一旦被对象化，或被作为一种存在者来得到规定，那么，它好像就消失了。
因为，真能作为对象体验到的时间，只有“现在”。而对于“过去”和“将来”，奥古斯丁认为无法直接体验到它们，其他人也只能以“现在”的方式来感知过去和将来；也就是通过想象力，将“过去”体验为不再在眼前存在的现在，将未来体验为将要来到的现在。所以，从原则上讲，人类只能直接体验到现在这个时相，古希腊哲学家们基本上是持这一观点的。但问题在于，如果时间只是现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现在，还是时间吗？现在如果与过去、未来没有根本性的联系，就是跑不掉的永恒的现在，就不是真正的时间了，时间就被超越或漏掉了。就像“芝诺悖论”（Zeno's paradox）所说的，飞矢不动，因为飞矢在每一个瞬间都是静止的，无数个静止的相加还是静止，就没有了运动，时间也就停止了。
时间的“现在”相，又牵扯到“现代性”的时间问题。“现代性”其实就是现在性，也就是只关注现在，而过去、未来只是现在的陪衬或变体。因为，“现代性”或“现代化”代表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将一切体验都理智对象化、计算化、可操纵化。于是，时间也就成了被充分计量、分配和操纵的眼下之物。比如，泰罗（F.W.Taylor，1856—1915）所创制的科学管理法，将生产线上工人的每一个动作的耗时都做了充分计量，再根据它将每个工人的工作行为按科学标准来规定有效动作，于是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其实，整个现代社会也是按这个模式造就的：时间就是价值，价值就是金钱，金钱就是人生意义的对象化体现。所以，现代化社会的总体形态就是赶时间——既是驱赶时间，又是追赶时间。每个人的行动加快了，人们有效工作、赚钱和增加价值的能力提高了，好像是有意义的时间大大增多了；似乎这种社会的生活一定比传统社会更有意义得多，人们的幸福感会更强烈得多。但情况并非如此。原因在于，人们仅仅可以控制那测量到的时间，而不是体验到的活时间。时间变成了算计的奴隶，丧失自己的独立性，而去算计的人也就被时间本身算计了，成了自己算计的奴隶。所以，现代人的生活缺少了内在的意义，总要靠追求某些人为的目标来获得一时的或现时的意义。追根溯源，就在于原发时间流的消失，就像原本的澎湃江河变成了被大坝和水泥堤岸规范的发电水道。所以说，时间是不能被完全客观化或数字化的，它有自己的节奏、速率和生命。现代人的生活之所以缺少内在意义和生存趣味，主要就是时间感消退，原时间被平面化、计量化了。造成的结果是，追逐、加快和操纵“时间”的人们，反而总在失去让生命历程发光的时间。
总之，时间之奇异就在于：人们把捉不到它，却时刻感受到它；人们的过分努力在损害它，却不得不从它那里得到生活的意味。时间不是任人摆布的，也不是任由人们“穿越”的。
二 “时间”之真实
为了突出时间的特点，这里先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一个没有时间只有空间的世界，以及一个只有时间而没有空间的世界；如果只能二择一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去生活？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后者。因为，纯空间的世界是无变化的，所以是没意义的。例如，科幻小说《三体》描写了一个全凭科技的算计理性来博弈的宇宙，就近乎一个最后大家一起灭亡的宇宙。高级文明一定会威胁到其他文明，也会被其他高级文明所威胁。其中一个场景，就是另一个高级文明把整个太阳系变成了“二维”（二向箔）的存在。但它是无意义的，主要不在于二维本身，而在于它的二维中无变化。所以，唯识宗和现象学都认为，意识的根本在于时间；只要有时间，就有内在的腾挪空间。但可以反过来说：有空间，也必有时间吗？似乎不必然。
由于人类能活生生地、长程地回忆过去和策划未来，人类就比其他动物更有“能力”——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干坏事的能力。所以，“朝向事情(首先是人类意识和生存可能这桩大事)本身”的现象学不能仅仅关注现在。按照现象学的发现，时间的根底处不是“时间点”或“时间串”，而是“时间晕（圈）”和“时间流”。比如，人们在听到声音、旋律的经验中，所听到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纯当下的声音印象的序列，而是刚过去但又没有退场的留滞和以非对象方式来临着的将来所交织成的时间晕，以及由这些交织再交织成的时间流。所以，说到底，未来、现在、过去三者之间虽有区别，不可混淆，但却都是相互交融或纠缠在一起的，凭借这种纠缠而有其自身的。时间是一条流而不是一条链，过去、将来也不是靠现在才对人们的意识呈现的。可以说，现在是由过去和将来对生出来的，它并没有终极的优先地位。更稳妥的说法是，时间的三个向度是相互依存共生的。
总体来看，人们的生活所“活”的，首先是时间，也就是原时间，以及它构建出来的原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是时间流本身就有意义，还是人们的心理体验给予了时间流以意义？当然是前者。没有时间流的构意，心理体验根本就不可能。如果像传统西方哲学所认为的，时间的重心是现在，那么，这原则上孤立的现在就没有原发的意义，要靠预设更高的存在如上帝或理念来赋义于它。如果时间像现象学讲的那样，是三个向度的差异和交织构成的，那么，它本身就有差异和发生，也就是原意义的生成。“原意义”就是让人愿意活下去的东西。人为什么会自杀？虽然各有各的原因，但一般说来，是他/她体验不到生存的原意义了，感觉时间被扭曲了，时间原意流被阻塞了。如果进入到比较自然的时间流中，比如婴儿的、得道者、得仁者的状态，它的生命时间本身就在产生层出不穷的新意义，那么生活就是蓬勃的，甚至是幸福的。这就与西方哲学所讲的理念、实体或主体给予时间的意义不同了。现象世界的时间源头本身就是意义的源头。比如，在农业社会中，安稳的、无压迫的农村生活形态本身就孕育着生命的意义，“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同年龄段的人、面对不同生存可能性的人，他们所处的时间结构不同，对时间的体验不同，感受的生命含义也就不同，感受的生活意义也不一样，除非有精神上的追求校正这一结构。
这也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人是否应该追求永生不死？现代技术可能会让21世纪出生的人的寿命大大延长，甚至有的科学家和商业集团在宣传克服衰老，达到永生。但这里有没有什么限度呢？如果知道自己能活一百五十岁甚至五百岁，那么，他/她的人生境界就又不一样了。比如，英国奇幻小说《霍比特人》（The Hobbit）中的主角比尔博·巴金斯，五十岁了还是青年，要去探险；《旧约·创世记》记载，亚当活了九百三十年，亚伯拉罕活了一百七十五岁，在一百岁时得到儿子艾萨克。这些人就生活在与普通人不同的意义世界中。由于现代性对时间的管制，人类很难体验到原本的时间，而艺术则能带来这一点，哪怕只是短暂的。比如，欣赏画作，阅读有思想深度的书籍，到终南山修道，人的时间感受就会非常不一样。现代技术对于永生的努力会导致另一种不同的人生形态，人类社会就会发生彻底的变化，进入所谓“后人类时代”。因此，过于长寿的甚至包含不死者的人类社会，也会发生另外一些问题的。
再回到原时间和原意义。以往认为儿童的生活是没有深刻意义的，但是现代心理学研究发现，儿童三个月就表现出喜爱正义、厌恶不义的倾向，所以儿童世界是意义涌流的世界。时间就像一张可塑的纸，生命的意义就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折叠它。这张纸的每一条折痕就是一簇意义，不同的折法产生不同的意义结构。
关于时间的流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滚滚长江东逝水”，似乎表达的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而“古往今来”，好像隐含着从将来流到现在和过去的意思。为什么父母深爱孩子，因为他们感受到的代际时间很丰沛，顺流而下；而长大的孩子逐渐对父母有看法，孝意识就会减弱，当自己再去养孩子时，又因体会到做父母的生存状态而会去敬爱孝顺父母，“孝”就好像是时间从现在和将来流到过去。另外的可能是：过去和将来相向流动到现在；又或者是过去已经流动到了将来，冲激出了现在，这是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的看法。西方哲学追寻超时间的永恒性、永恒的真理，都是基于现在。海德格尔则说时间的重心在将来，所以时间丧失了它的抛锚点，变得动荡，过去在前头等我们。又或者是将来已经流到了过去和现在；另外，还可以主张过去与将来交织出了现在。
人类追求原意义,也有不同的方式。现代性所追求的，是将对现在的重视加以体制化、现实化，也就是现在化。而有些古人也注重当下，比如中国的杨朱学派或古希腊的昔兰尼派，认为享乐或享受当下感官快乐是最佳的生活状态，是最值得的人生。它的反面，则是柏拉图和基督教的超越论，主张人生的意义在于超出变化的、感性的现世，进入更高级的另一个世界。还有一种朝向未来的倾向，即“未来学”追求的立足于现在、朝向未来。比如，托夫勒（A. Toffler，1928—2016）所著的《第三次浪潮》，就构想了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改变。这种未来朝向，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比如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看重过去和未来的则是儒家，通过返古情结，通过古代文献和智慧来了解未来、进入未来。所以，儒家的《易经》讲究进入到时间变流之中，随着时间走，“与时偕行”，参与天、地、神、人的时间进程，调整时间结构，从而达到天下太平。
三 时间是“真实的幻觉（摩耶）”吗？
在西方哲学那里，认为时间不够真实，希望超出时间；而东方的印度教《奥义书》认为，世界的基础是“梵”或“大我”(阿特曼)，无名无相，所以修炼者要抛却自我，进入梵我中，才能得道。还认为，人们生活的世界原本是“无明”造就，由于人们将名相加到本没有名相的真实上才变成了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一个幻化的世界，幻化最深的就是时间。修炼瑜伽的最高关口就是总制，达到了它，就可以看清时间造幻的本质。因此，《瑜伽经》认为，人们体验到的时间是刹那造幻组成的，只有通过辨别智，看穿时间的把戏，才能脱开尘世，进入三昧纯意识和神我。这有点像胡塞尔（E.G. A. Husserl，1859—1938）的时间现象学的一种说法，认为内时间意识的根源在超时间的先验自我。印度智者相信，看清时间的本质，就可以最后进入完全无名无相的真实世界了，所以说“人生如梦”。而中国的老庄哲学也有相关体验，如“庄周化蝶”，大梦可能会做醒，那就是人的得道之时。
关于时间的真与幻，这里要提到一本著作《关于时间：大爆炸暮光中的宇宙学和文化》。“大爆炸”理论是当代物理学对时间观的新建构，与牛顿物理学的时间观很不同。这一理论认为，人们生活的这一世界的时间有一个开头，大爆炸则是时间的诞生。《关于时间》的作者认为，人类的直接时间感受参与构造了自己对宇宙（钟表）时间的看法，而人类直接体验到的时间里面，已经有文化和技术的共谋。五万年前，智人的技术突进或技术爆炸，比如绘画、弓箭、钓钩等的发明和使用，使人类对时间的理解进入全新的一页：
随着物质接合的推进，出现了体验时间的新方式。用手按揉黏土、把矿石送入火中锻造以及在木框架上摊开毛织物，人们以全新的方式和这个物质世界相衔接，而时间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黏土花了多长时间才被制成了陶器？锻造一把铁犁又涉及多少道不同的工序？就像使得新形式文化成真的每一项发明，技术和文化想象一直得到了发展。由于时间总是存在于物质和想象间的分界面上，它会和物质接合，同时与它在文化中所驱动的变化紧密相连。
所以，技术的改变也重塑了意识形态，包括对时间的感受。人对时间的想法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的改变息息相关。这一时间观，与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的观点有相近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在这种观点里，想象力从深层上参与了时间观的构成。技术与人类的想象是相互促进的，人类的想象和生产活动的改变则造就着人们的时间思想；所以，并没有完全“客观”的时间。比如，该书介绍了阿尔布雷克发现的“时间歧义”：“‘我把它称为时钟不确定性’，阿说：‘基本意思是，选择不同的时钟会导致不同类型的物理学。’”“它意味着，物理法则并不基本！”
这样看来，在物理学层面上，“时间”就可能是多样的，因而物理学法则的基础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切都在演化，包括现代性中的“时间”被加快了，挤压了人们人生的意义境域，所以就有各种方式反对它，比如慢食运动，号召人重新体验进食的自然时间。
四 什么样的时间是真时间？
所谓真时间，指的是能给人生带来饱满意义的时间。因为，时间是有内在尺度的，体验时间过快过慢，都会使“活时间”丧失意义。
人类是时间化的生存者，只有被时间鼓满风帆的人生，才会意趣盎然。借用弗洛依德（S. Freud，1856—1939）的说法，时间的加快只是显意识层面上的，但每个人都有潜意识，而且是更重要的部分。显意识与潜意识的适当结合，才能体验到时间的原初意义；仅仅加快显意识的时间节奏，那会扭曲人生。正是因为有了潜意识或匿名的内时间流，人的意识对自己就不是完全透明的，才可以有萨特（J-P.Sartre，1905—1980）讲的“自欺”，才可以有意识的分裂，“不知道自己已经知道”，或自己与自己的对话，甚至左手给右手一个礼物。时间的人生实现一定与潜意识或匿名意识场相关。所以，哲学的智慧就是要协调显意识和潜意识，也可以说是时间的原本结构或原本含义的体现。那些哲学基本概念如“永恒”“本原”“理念”“天道”“仁义”“开悟”“梵我”，其实不是超时间的，如果它们是真智慧，就应该是完整的原时间的实现渠道。比如，尧舜时代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表现完全悠哉游哉的生活，所以，尧舜时代才是最好的时代。
法国哲学家博格森（H. Bergson，1859—1941）曾出版过很有名的《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他的一篇文章《关于变易的知觉》谈到了传统西方哲学希望驱逐变化，那是不可能成功的。他则要恢复对变化的感受，生命就是绵延，就是直接体验到原时间的状态。但是，时间不能被空间化，空间化就会产生悖论。比如，在“芝诺悖论”中，阿基利斯（Ἀχιλλεύς）的奔跑被空间化为在跑道上的线段，这样他就永远追不上在前面爬的乌龟了。
在“飞矢不动”的悖论中，如果飞矢所处的一个瞬间也包含了过去和未来，那么飞矢是不是也不动呢？当然不是。而且，由于包含了极微的过去和未来，瞬间与瞬间也是不可以割裂的。如果进入到绵延，那么，瞬间也是在动的。正是因为空间化（牛顿式的空间化）了时间，所以，时间对人类生活的原本构造就不见了。比如音乐，天籁之声，如果听不到这种深层的歌吟，思想就开始萎缩；只有通过哲学和艺术，尤其是古典音乐，启动以往（时间）的感受，让人重新恢复到绵延中，才能感受生活真正的意义。正如前面提到的折纸一样，一个好的人生，就是将“时纸”折叠得当——尺度合适，维度相通，相互激发而不是相互扼制，相互扶持而非相互妨碍；动态平衡，让出其不意获得自维持——的生活。这就是善的好的人生，也就是儒家的中道和至诚。
这里还想顺便评论一下法国当代学者朱利安（FransoisJullien）在新著《论“时间”：生活哲学的要素》中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时间观，因为中国人没有永恒观念，而时间观都是相对于永恒者而言的，阴阳观念只能用来理解过程，而不是时间本身。先不说认定“永恒是理解时间的前提”是否成立，就是用当代西方哲学家的例子也可以反驳这种肤浅的断言。如果说推翻永恒设定、大讲“过程”的博格森、海德格尔谈的“时间”是哲理时间观（朱利安也承认），那为什么中国古人讲过程的“变易时中”观就不是哲理时间观呢？由此可见，西方传统哲学的用永恒来压时间的思路，在当代思想界还是很有些市场的，尽管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提出已经有一个世纪了。
时间是儒家的根本问题。朱利安把中国儒家说的“时”当作谋略化的时机，是很片面的。儒家讲的“时间”，既有“时”机，更有天“时”，让人体验到合乎时间化理性的伦理道德和终极真理。之所以君子可以“杀身成仁”，是因为体验得深了，当时间要求的时候人才会去行动甚至献身。列维纳斯（E.Levinas,1906—1995）说过，家是时间之源。他的思考是非常有厚度的。儒家认为家庭就是时间关系，所以“亲亲”应该被理解为道德之源。然而，不能仅仅通过“亲亲”，还要通过“六艺”来教育学生成为君子，将“亲亲”和“孝慈”扩展到他人和社会。
结 语
哲学所爱的智能，首先是时间智能，因此，哲学有其他学术（包括科学）所不可替代的终极功能。它是生命的自由之学，让人能思考其人生之学，甚至启发人去探寻更有原时间性的人生。一切重大的祸害，都是原时间的扭曲或丧失；而一切重大的改进或真实革命，都是原时间的再现和复活。这种“革命”，不是英文中“revolution”的含义，而是对时间的复原，是《周易》“革”卦中讲的“革命”，参与到对时间的更化转变。只有在这种重大的转化中，才能发现时间的本质。为什么造反的商汤和周武王是圣王，而某些造反就只是造反？因为，汤、武适时，顺乎天（天时）而应乎人（人性），是人生最应该追寻的。孟子（约前372—约前289）之所以赞颂孔子（前551—前479）“圣之时者也”，在于孔子的“作《春秋》”中就有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