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是惊人的。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威力无边的新式武器，欣赏星条旗在伊拉克到处飘扬的壮举。另一方面，学术界也以极快的速度将美国思想界的最新声音传送到国内。不久前，美国著名学者法兰西斯·福山访问中国，使我们有机会近距离体察美国思想界的最新锋芒。现在，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罗伯特·赖特《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中译本出版，为了解美国思想界的最新动态提供了又一个机会。

赖特是美国《新共和》杂志的资深编辑，《大西洋》、《纽约客》和《时代》等著名杂志的撰稿人。他先后出版过三本颇有影响的著作。《三个科学家及他们的神：找寻资迅时代的意义》（1988）获国家书评奖提名；《道德动物：进化心理学与日常生活》（1984），被评为《纽约时报》1994年最畅销的12本书之一。2000年出版的《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甫一问世，即好评如潮。《纽约时报》称该书“揭示了生物进化与人类文化进化的平行特征”；《经济学人》赞誉它不仅包含了“原创性的、启迪思想的历史观”，而且“充满了丰富的细节、真正的洞见与大胆的结论”。福山称赞该书作者“发现了历史发展的目标与方向”。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赞美这本书是他最近“读到的最好的书”，并称作者是“天才”。

几乎所有评论者都会提到，这本书的贡献是用搏弈论的方法解释生物进化论，并进而应用进化理论解释文化与历史的演化。这本书清算了弥漫于二十世纪人类学、历史学界的对进化论的否定，重树达尔文的权威，以新的进化论解释了人类社会进化的历程，揭示了人类发展的目标与方向。

用进化论解释社会发展在十九世纪曾大行其道。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新的“范式”，开启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信条，中国人肯定是耳熟能详，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严复在《天演论》中将这种游戏生动地描述为：“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用今天搏弈理论的术语来表述的话，生物之间的竞争是零和游戏。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历史进化目的论，强者即“优者”，强者战胜劣者、淘汰劣者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这种进化法则以历史发展的目标论证“强者的权利”，因而受到十九世纪西方帝国主义政策鼓吹者的热烈拥抱。在笔者所读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字中，最精彩的是《非零年代》整整100年前（1900）英国数学家Karl Pearson的演讲。Pearson批评那些质疑英国在非洲与美洲采取种族灭绝政策的人们。他声称，“历史仅仅向我们展示了一条道路，那就是，在种族与种族为生存而展开的斗争中，只有那些体力与智力高等的种族才可能存活。”在这场斗争中，高等种族应该“完全消灭那些低等种族”，使他们的土地、资源等到更合理的利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受到学者们的唾弃，据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孕育了纳粹的种族主义。取代社达尔文主义的是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理论。用赖特的话来表述的话，这种理论的核心是反对将文化区分为由低级向高级的不同等级。与这种文化多元主义相联系的是对历史发展目的论的否定。赖特在书中特别指出以赛亚·伯林与卡尔·波普对历史主义的批评作为佐证。

星移斗转，进化论的命运从1970年代起有了转机。最初是在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拥抱十九世纪的进化理论，恢复历史“进步”的理念，而赖特的著作则更进一步，他通过对进化论的革命性改造，全面恢复进化论在解释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赖特改造进化论的基石是引入所谓“非零和游戏”的概念。根据搏弈论，零和游戏是一种竞争的游戏，一方所得必然是对方所失；而“非零和游戏”是一种双赢游戏，在完全意义上的“非零和游戏”中，所有参与者的利益是完全重叠的。

尽管赖特在书中也用“非零和游戏”的概念解释了一些生物学现象，但全书的重点是解释文化进化的法则。全书分三部分，凡22章，只有4章讨论生物进化，其他则以社会进化为对象。作者以一种专栏作家所特有的流畅笔法勾勒出人类社会近两万年的历史演化。他描述了人类早期的狩猎与采集、农业的起源、文字的发明、政治组织与国家的出现、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等过程，从这些历史的描述中探索人类进化的法则，并探讨“新世界秩序”的问题。如果用严格的学术视角观之，正如一些评论者所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这些描述实在不具备多少学术价值。他对人类几万年历史的描述充其量只是用一些随意拈来的“事实”演绎某种理论逻辑而已。

但恰恰是这种演绎，凝聚了这本书的洞见与价值。可以这样说，这本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搏弈论，不在于生物学，甚至不在于人类学，而在于它所包含的历史哲学。

这种历史哲学的核心是“非零和游戏”在人类文化进化中的巨大作用。作者断言，人类文化的进化过程就是愈来愈走向“非零和”。“随着历史演化，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在跟越来越多的人一起参与非零和游戏，相互依赖的范围随之扩大，社会复杂性的深度与广度同时随之增加。”

这种历史哲学在赖特的著作中具有双重意义：第一，解释过去历史发展的轨迹；第二，展示未来历史发展的方向。

对于历史的解释，赖特和十九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关注的重点是各群体之间竞争的逻辑。他指出，一个群体竞争力之强弱端视该群体内部个人的行为方式。个人行为既有单纯竞争性行为，即零和行为，也有合作行为，即非零和行为。一个群体进化程度愈高，其非零和行为愈普遍，内部组织愈复杂。群体之间的竞争必然是进化程度高的群体战胜进化程度低的群体。

实在说，对于了解十九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来说，这套道理不过是老生常谈。当年斯宾塞以分工合作程度高低区分进化程度，严复将“社会学”译为“群学”，以合“群”程度作为进化之标尺。他断言，“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赖特的贡献仅在于，他将“群”的能力解释为一个群体内部“非零和行为”的深度与广度。进化程度高的文化首先表现为非零和行为的普遍化、制度化。其间最重要者，一曰制度，即国家的出现与法律的完善；二曰文化，文化基因乃“群”之核心，它最终决定一个“群“的竞争能力与生存能力。

赖特还专门强调，一个群体内部非零和行为的出现往往是在该群体与其他群体零和竞争中出现的。其中，战争具有促进群体内部非零和行为发展的重大作用。以欧洲与中国这两大文明的发展为例，罗马帝国的灭亡、蛮族的入侵，使欧洲文化获得再生的力量，而中国很早实现了统一的大帝国，缺乏内部竞争，逃避国际竞争，使文化停滞不前。

当然，除了这些老生常谈外，赖特也有超越十九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处，这就是他对“新世界秩序”的描绘。新世界秩序必须最大限度地促进整个人类的非零和行为，为全人类提供公共产品。这一秩序只能由全球的“单一政府”来实现。作者对此充满信心：“公元前1500年，地球上有大约60万个自主政体。经过无数次合并与征服之后，今天地球上有193个自主政体。以这种速度看来，地球上应该很快出现单一政府。”他断言，全球统治既是“数千年来人类中非零和不断扩张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进化的终极目标。

赖特的单一政府是针对全球化的两部分反对者说的。其一是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倾向。作者试图向美国人展示，国际竞争不完全是零和游戏，全球化时代要求全球化的政治。其二是美国之外的反全球化力量，其中不少人强调文化多元的价值，试图以某种抽象的人道主义遏止国际竞争与合作。为了反驳这种说法，赖特从人类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角度强调非零和行为。他意味深长地多次提到“外太空的威胁”。他声称，建立单一统治的过程对于那些弱势文化群体也许是残酷的，甚至有违“绝对道德”。但是，从人类进化的伟大事业看，如果将来人类不得不面对外太空的挑战，那么，未来的人类必定会感谢今天的人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进化道路：沿着历史进化的方向，不管那些失败者的呻吟与哀叹。

赖特在著作中多次以赞赏的口吻引用福山的历史论，而福山也颇为推崇赖特的贡献，这并不是巧合。福山以黑格尔主义的深沉告诉我们，人有两种不同的欲望，满足物质利益的欲望与寻求承认的欲望。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人希望得到承认的欲望，为人类的进化提供了“历史的目标”。赖特则通过非零和的逻辑告诉人们，人类最终的物质福祉依赖于全球的“单一统治”。笔者最近一直关注美国思想界的“新保守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帝国主义”理念。施特劳斯、福山、赖特都似乎在传递一个共同的信念：二十世纪结束了，随之结束的是文化多元、民族国家的理念以及以伯林、波普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纪。我们真不知是否该欢呼、拥抱这一世纪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