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急剧变动的世界中，有几个方面的主题值得我们关注。第一，认同问题。我是谁？这涉及民族、宗教、阶级、性别等方面的认同，一些关于宗教、族群或民族主义方面的著作或许应该重新受到审视。第二，关于世界秩序的问题。近代以来我们翻译西方名著时比较多地关注现代国家构建和国家体制问题，但对于世界秩序的构建关注相对较少。第三，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出现，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对传统的家庭、社会、经济、政治运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在这些问题的分析方面有深度的著作，也值得关注。
商务印书馆在我国出版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非常高的地位，特别是在西方重要著作的译介中，从晚清以来一直扮演重要角色。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分析儒教文明的特征是缺乏超验价值，缺乏一神论宗教。但其结果之一是，儒教文明从未因宗教教义原因排斥、迫害其他宗教。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儒教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
就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讲，有两次大规模引进外部文化的经历。
第一是佛教的传入。以前，我们经常讲佛教传入对中国哲学、艺术等领域的影响。最近，我偶然翻阅一本我专业之外的书，即著名音韵学家赵荫棠的《等韵源流》，书中谈到，由于梵文的引入，中国文字的反切法得以完善，而反切法的完善对于汉字文化的流传普及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外部文化就是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翻译、介绍、研究、消化、吸收、融合等内容。这一波的西学翻译和介绍又有两个大的阶段。其一是晚清与民国时期。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译介西学蔚然成风。严复首开风气，被西方研究者称为近代引进西学第一人。我曾对严复作过一点研究，对那一代中国知识人充满了敬意。他们那种自强而开放的精神令人钦佩。在西学译介过程中，商务印书馆扮演了重要角色。张元济先生既有商业眼光，又有文化抱负。严复的翻译大都在商务出版，稿酬不菲。严复自诩，就翻译西学经典而言，“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他向张元济提出，“如能月以四百金见饷，则仆可扫弃一切，专以译事为生矣”。
自严复翻译开始，短短几十年，西学知识在中国迅速传播。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担负起传播西学、探索国家发展方向的重任。如果考察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思潮的传播的话，几乎所有西方主要政治思潮，自由主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当然，还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都有传播。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对这种现象有生动的描绘。
另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开启了学术与思想的繁荣，对世界文明，特别是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著作的译介蔚然成风，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在这一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又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自1981年启动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已经出版19辑，约850种，是国内影响最大、水平最高的世界名著翻译丛书。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中，政治、法律与社会类出版170多种，占有重要地位。我觉得，这170多种翻译著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选题严格。
在170多种著作中，西方近代政治法律著作占压倒性多数。这是有道理的，西方的崛起是近代的现象，而且，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以及政治、经济、社会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主导创建的。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少人觉得现代化和西化似乎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我国自近代以来兴起的各种政治思潮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选择方案都或多或少与近代以来西方的政治思潮相联系，譬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等。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政治法律部分颇为均衡地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的主要政治思潮和主要政治贡献，展示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全景画面。其中既包括西方现代性政治秩序的奠基性著作，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著作，其中所阐发的包括现代国家构建、政府框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主政治以及自由主义理念，构成西方现代性政治的基本理念，也包括对以自由主义民主为主轴的现代性政治的反思、批评著作。特别是，收集了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乌托邦共产主义的著作，包括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的选集，以及诸如《乌托邦》《太阳城》《乌有之乡》等乌托邦主义经典。纵观全套丛书，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著作占比例颇大，这也反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第二，翻译质量上乘。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翻译著作颇多，商务这套丛书的翻译质量总的来讲属于上乘。特别是一些老一辈翻译家的译作，值得我们学习。我举一个例子，吴寿彭翻译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不仅仅是翻译，而且包含了大量注释。这些注释参照了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著作，柏拉图等希腊作家的著作，希腊悲喜剧，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历史学著作。尽管今天也偶有学者对《政治学》的翻译提出一些质疑，但像这样的研究型翻译，确实是值得尊敬的。
由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无论从著作选择还是翻译质量来看，均属上乘，在学术界以及大众读者中有良好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就可以理解。我从上大学开始到从事政治学方面的教学，这一套绿皮书一直伴随着我的学习、研究和教学。这套书也是我们的学生读书和研究的必备书籍。当然，这套书在广大非专业读者中也有很好的口碑。
看看四十年出版的这个书目，应该说，至少就政治领域而言，传统上公认的西方经典著作大都已经移译为中文了。我们现在强调文化自信，是不是以后没有什么可翻译的了？恐怕还不是这样。那么以后还有哪些值得翻译的世界名著呢？我想简单谈谈我的看法。
应该看到，今天的世界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状态。近代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一直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些理论和制度都受到挑战，人类社会出现了诸多难以预测的因素。当然，我们对人类的理性不能丧失信心，应该相信人类能够探索出和平而有秩序的生活路径。但是，高度不确定的世界确实需要我们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什么样的政治理论会对我们思考政治问题有所启迪？这些思考会影响对所谓名著的选择。
从理论的角度讲，人们对名著的理解与我们对自身处境和目标的理解相关。一些著作可能在一定时期不被视为经典，但社会与政治格局的变化，会使这些著作的价值被重新发现。譬如，托克维尔的著作在二战之后的地位迅速提高，与冷战时期的政治探索有很大关系。而19世纪时十分时髦的斯宾塞，到了二战之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不无揶揄地写道：“现在谁还会读斯宾塞？”
在今天急剧变动的世界中，有几个方面的主题似乎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认同问题。我是谁？这涉及民族、宗教、阶级、性别等方面的认同。自近代以来，阶级利益一直是政治问题的主导因素，不同的阶级组成不同的政党，追求不同的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这种政治格局在冷战时期达到顶峰。冷战结束后，两大阵营的对立不复存在，民族、种族、宗教等方面的认同问题构成世界上许多国家内部政治的主导性因素，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世界政治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关于宗教、族群或民族主义方面的著作或许应该重新受到审视。譬如，西方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错综复杂，或可发现一些有启迪意义的重要著作。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些优秀思想家的著作，例如德国的赫尔德等人的著作也会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有启迪意义。
第二，关于世界秩序的问题。近代以来我们翻译西方名著时比较多地关注现代国家构建和国家体制问题，但对于世界秩序的构建关注相对较少。原因在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内政治秩序的构建问题，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更深度地参与到世界秩序的构建中。从这个角度看，欧洲近代早期一些思想家，如格劳秀斯等关于构建近代欧洲及世界秩序的理论，会对我们今天理解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构建秩序有启迪作用。此外，关于地缘政治的著作、关于帝国秩序的著作，都值得关注。近代以来，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成为主要的政治单元。最近几十年来，民族国家愈来愈受到多重因素的挑战，不断有超民族国家政治体构建的尝试，欧盟就是明显的例子。除了欧盟外，各种形式的帝国冲动也构成当代不可忽视的现象。所有这些似乎都在显示，帝国问题成为不应忽视的现象。
第三，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出现，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自媒体大量出现，对传统的家庭、社会、经济、政治运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有时候甚至是颠覆性影响。如果在这些问题的分析方面有深度的著作，也值得关注。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06月30日）作者李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