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大雪。友人W君转来韩南教授一篇论文，谈英人麦都思(W.H. Medhurst, 1796~1857)来华传教，王昌桂、王韬父子协助译经之事。这题目，韩先生前些年在哥大讲过，故早有耳闻。现在译成中文，让中国同道评价，他一定很高兴了。记得八十年代中，韩先生接手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开派对，跟他聊天。他轻声道，我们差点儿做了同行呢。原来他大学一开始念的是中世纪文学，后来兴趣转移，才学汉语，到北京进修。他是钱钟书先生夸过的功力深厚的“老派汉学家”——二十春秋，白驹过隙，他已荣休多时了。
英美传教士的汉译《圣经》，我原先不太留意，虽然早知其中舛错不少。这几年因为译经，才顺带考察了旧译的“病理机制”，写了一组文章，收在《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北京三联，2007)。论西学，那些传教士大抵算不上专家，中文则依靠助手(如王昌桂父子)润色。但马礼逊/米怜《神天圣书》 (1823)以降，一百年间，为传扬上帝之言你追我赶，从“深浅文理”到蓝青官话，终于留下一部“国语和合本”《新旧约全书》(1919)；居然二十世纪国人自己林林总总的译本，包括对和合本的修订(如新译本，1993)，无一可与之比肩。这在世界各大民族的译经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更重要的是，和合本的语汇句式，连同误译漏译、病语病句，还渗透了之后几乎所有的白话旧译。然而，和合本的底本并非原文善本，而是传教士的母语英文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1611，修订版1885)。于是国人长期以来学习、引用、讨论的《圣经》，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钦定本落在中国的一道影子。钦定本对原文独具风格的处理，通过传教士的解读与“再创作”，便构成了《圣经》在中文世界流布而言说的基本语义框架和引申诠释的基础。
如此，欲读懂和合本等中文旧译，就必须研究钦定本。国内教会发行的《圣经》当中，有一种不错的和合本/钦定本汉英对照版，便是出于这一考虑。
但是，钦定本不容易读。一方面，它是“英语散文最崇高的纪念碑”，对于不谙莎士比亚时代至十七世纪文学的人，委实难免“七月流火”误读误译。另一方面，作为译本，以现代学术成果观之，它又白璧微瑕，译名译法有时不甚准确。主要因为它在学术及文学鹄的之外，还承担了一项政治妥协的重任，即结束自宗教改革先驱威克利夫(John Wyclif，约1330~1384)译经开始，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教派纷争和流血冲突。英王詹姆士一世组织五十四位圣公会与清教徒学者合作译经，第一个目标，便是想借助新译本的权威来稳定国内局势，抵御罗马教会的干涉。钦定本的前言(史密斯主教撰)说得明白：译者无意另起炉灶，宁愿以修订者自居，力图博采众长而成就一精良之译本。所以原则上，以圣公会的主教本(1568)为基础，对照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经文，尽量直译；同时参照“英语圣经之父”廷代尔的《新约》(1525)和《摩西五经》(1530)等五种十六世纪英译，择善而从。不过译经班子的讨论记录表明，修订过程中还广泛参考了外语译本，尤其是译者们熟悉的拉丁语通行本，尽管那是国王与新教诸派的共同敌人即罗马教会的标准经文。因此，钦定本虽是新教译本，就遣词造句而言，还真有超越时代的“跨教派”的气度(包伯里克，页245)。
钦定本这一基本直译的方针、调和折衷的立场和拉丁语的影响，糅合一起，便营造了一种庄严浑厚的风格和徐缓的行文节奏，能够容纳对原文句式和修辞表达的摹仿；而为了典雅委婉，动词就往往弱化了，舍其本义而取感情色彩平淡柔和或“中性”的义项。当时有一位大律师塞尔登(John Selden, 1584~1654)，人称“活图书馆”，是精研古代近东宗教和犹太律法的大学问家。他说，钦定本好是好；只是希伯来经文这么逐字直译而不照顾英语的表达习惯，饱学之士或许不以为忤(反正他可以读原文)，却难为了普通人。这话严厉了一点——据说教士们都怕跟他辩论神学，因为总是被他引经据典驳得哑口无言， “如同腰里扎进一根刺”(见杨周翰，页263注引奥伯利《小传》)——却也道出了钦定本的艰深。
按照塞尔登的看法，和合本的传教士译者大约也得归于“普通人”一档。因为《圣经》开篇，第一句话，他们就没能译对。说来确实令人难以置信；让我翻开钦定本，取和合本对照，略作分析如下(《创世记》1:1-2，原文无括号内系词)：
(1)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2) The earth was without form, and void; 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moved upon the face of the waters.
(1) 起初，神创造天地。
(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乍一看，和合本似乎还过得去。但细读钦定本，再查阅原文，则除了“神创造天地”一句，其余都有问题。
首先，“起初”逻辑不通，应作“太初”，以示上帝创世为这个宇宙的绝对开端，时间之起点；乃是“一旦发生，即不可逆转、改变或取消的世间万物之因”。“起初”则有歧义，暗示上帝创世“起先如何，后来怎样”，使得“绝对开端”和“万物之因”的教义学说不能成立(详见《宽宽信箱/哪怕摩西再世》)。这道理传教士不会不懂，或许是一时疏忽。因为和合本《约翰福音》起头“太初有道”，那“太初”(en arche)二字，便出自《新约》作者常引用的《创世记》希腊语七十士本；同一词组，和合本两处译文竟忘了统一。顺便指出，(太初有)“道”不妥，易混淆，应作“言”(logos，钦定本：word)。参较《约翰福音》14:5，门徒“双胞胎”托马问“道”(hodos，喻前进方向)，耶稣答：我就是那 “道”(hodos)，是真理和生命。“道”与“言”在福音书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两个重要术语，涉及希腊化时期犹太思想的梳理和基督教解经传统，将来另文讨论。
“地是空虚混沌”，以“空虚混沌”作表语指大地的性质状态，不妥。原文叠韵：tohu wabohu，意为无序混乱、荒凉空茫。“地”虽是主语，实际上还未成形或存在；上帝眼底，只有滔滔洪水的深渊(tehom，谐音tohu)和笼罩一切的黑暗。所以钦定本作：without form, and void，参较犹太社本(1985)：unformed and void，新修订标准本(1990)：a formless void。皆强调大地“无形”而“一片混沌”，是准确有力的译法。这一点，被和合本译者忽略了。
“渊面黑暗”则属误译，仿佛黑暗的仅仅是深渊表面。原文直译：黑暗在深渊上面，即“黑暗笼罩深渊”(拙译)。“面”本义“脸” (paneh)，但此处是带了介词(`al，之上)的虚指，连读作`alpne，功能如一介词短语，意为某物之上，并无指示或形容“脸”的实意。希伯来语的这一用法，恰好与汉语相同：上面、前面、后面之“面”是虚指(作方位后缀)。钦定本用四个词(upon the face of)直译，是为了延缓句子节奏，给经文添一笔浓郁的“希伯来”色彩。译为“(渊)面”，却成了实指，还漏掉表方位的介词(upon)。参较廷代尔干净利落的译法：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deep。
“运行”译自“moved”，但不确，有语病。“运行”的含义要比“move”(动、移、行进)窄得多，特指车船、星球等无生命物体“周而复始地运转”(《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运行”条)；鸟兽鱼虫、神祇人鬼，凡有生命或意志的，都不可说“运行”。更不能想象，创世之先，上帝的灵 (ruah，本义风、气，译作“大风”亦通)曾“在水面上”往复运动，好似一架机器或一个天体，须服从某种设计或物理法则。若是那样，我们对创世主至大全能的理解或信仰便无从谈起了。这是“运行”与“move”一点关键的不同。实际上，钦定本的“moved”是弱化动词以求典雅的译法。原文： merahepheth，为动词的阴性分词形式(因“灵”是阴性名词)，本义“盘旋”，经文里用来描写老鹰翱翔，“犹如老鹰唤醒它的幼雏，盘旋(新修订标准本：hovers over)于崖巢之上”(《申命记》32:11)。其词根(rhp)也可解作“颤抖”，如《耶利米书》23:9，先知自言心碎、骨头“战栗” (rahaphu)。但也有学者认为，那是个同音异义词。
最后，“在水面上”应作“大水之上”，理同上文。“水”(waters)原文复数表大，复指前句“深渊”，即大水、洪荒之水；一如《创世记》1:6，上帝分大水造苍穹——“大水”(waters)和合本作“诸水”，仍是误译。
综上，这两节经文可作(拙译)：
太初，上帝创造天地。
大地无形，一片混沌，黑暗笼罩深渊。
上帝的灵，在大水之上盘旋。
和合本是几代英美传教士在华译经的集大成者，号称“天鹅之歌”。其粗疏若此，究竟原因何在，是宗教史和文学史上一个有趣亦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站在译经者的角度，我想，他们最大的困难，应还是知识与能力的不足。假如当初他们把中国助手看得高一些，虚心听取经文褒举的“卑微者”的意见，也许部分失误就可以避免(例如比比皆是的动词、介词的误用)。但读罢韩先生的文章所引传教士的书信，便只好承认，那是不可希冀的。王昌桂、王韬之流，在麦都思他们眼里，不过是等待拯救、教化的东土灵魂。拯救/教化者和被拯救/被教化者之间，“知识”“能力”“道德情操”，更不消说“信仰”上的高下，不啻天壤之别。他们又凭什么要屈尊，向刚刚脱离“异教徒”深渊，“愚昧”的污泥尚未洗尽，随时有可能重新堕入儒家或佛教“迷信”的几个苦魂，去求教圣书的翻译？
二〇〇八年一月于铁盆斋，原载《书城》4/2008
包伯里克(Benson Bobrick)：《浩淼无垠：英译圣经及其激发的革命》(Wide as the Waters: The Story of the English Bible and the Revolution It Inspired)，企鹅丛书，2001。
韩南(Patrick Hanan)：《圣经作为中国文学：麦都思、王韬与委办本》，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3 (6/2003)，页197~239。
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