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又一次构成哲学界的重点问题域和理论热点之一，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一种十分积极的现象。目前的讨论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例如，关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关涉历史唯物主义面对全球化、风险社会、中国发展经验等问题的当代视野；关涉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一些表述或称谓的比较；关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及它同当代的解释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交融等。毫无疑问，这些讨论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讨论和争论中，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同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关系问题，它应当成为当今时代深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特别的着力点。具体说来，马克思学说具有强烈的实践本性，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和实践的社会历史理论，它不仅致力于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一般性规律，更是注重在直面每一时代的社会历史现实中彰显自己的创造力和价值。而今天的人类社会历史现实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社会历史理论的时代相比，在内在结构、运行方式、发展内涵和问题困境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这样的社会历史现实要求历史唯物主义自觉地完善、丰富或者转换自己的研究视角、研究方式和理论范式，以更加积极有效地面对和应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
概而言之，可以这样来简要地概括我们的基本推论：马克思创立社会历史理论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凭借宏大的经济力量而得以展开的，在这种语境中，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论设计更多地关注宏大的经济要素，更多地采用宏观解读和宏大叙事的研究范式，这实际上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思想与对象的真实关系。而今天的社会现实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的界限开始模糊，而且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种社会要素，内在的宏观与微观、中心与边缘的结构也被打破，在这种语境中，如果我们不以多样化的微观解读和微观叙事来补充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理论范式，那么，这一社会理论就很难同今天的社会现实建立起真实的关系。
一、深刻透视当代社会历史现实和社会历史思想的变化
本文所使用的“社会历史现实”① 并非一个严格界定的、业已规范运用的哲学范畴，只是大体上指谓给定时代的人类实践和社会状况。我认为，谈论社会历史现实首先关涉人的实践活动的状况，但是，又并非笼统地讨论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而是侧重于思考在人的丰富的实践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② 在这种意义上，社会历史现实接近于社会存在这一概念，但是，其内涵又不局限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而是包括了构成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活动的多样性的存在。这样一来，我们所讨论的社会历史现实主要是指在人类实践活动和历史活动中所凝聚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领域、社会要素、社会关系等所构成的社会整体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及它们对于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的内在关联。我认为，这种意义上的不同时代的社会历史现实应当是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主要对象。
基于这样的界定，我们在这里所要把握的当代社会历史现实的变化，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实践形态的发展、社会领域的变化，而是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在基本结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以及以社会历史现实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相应发生的范式转变。这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课题。
首先可以简要地对比一下当今时代和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几个重大变化。应当说，影响或促成当代社会历史现实深刻变化的因素比较多，其中主要的因素至少包括这样几个：科学技术革命性进步以及知识积累的加剧和向经济政治等领域的渗透、世界历史进程加速和全球化时代的开启、信息化时代人类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文化的自觉与文化整合力的增强，等等。限于篇幅，我们不去具体解析这些因素，而是把它们当作引发当代社会历史现实深刻变化的前提性因素接受下来。我认为，对于社会历史理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社会历史现实变化至少有以下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从社会结构或构成上来看，由于信息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伴随着工业文明而彼此分化的社会诸领域呈现“再一体化”和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从而导致各领域之间界限的模糊，并使社会构成呈现内在差异化和多态化，消解或削弱了主导型领域的统治地位或控制作用。
人们通常习惯地将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精神或文化等几个主要领域。由于人类分工状况和社会控制方式的原因，这几个领域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相互关系和地位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在前工业社会或前市场经济时代，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一般呈现为“领域合一”的状况。这种合一或是表现在人类初始自在的血缘文化、宗法氏族体系和自发的日常经济活动的未分化状况，或是表现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政治的强制统治为核心将各个领域通过臣属关系而形成一个整体的情形。到了工业文明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分工的发展，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领域走向了“领域分离”。③ 各个领域之间的强制性约束关系开始消解或减弱，不再存在着某一支配和统治所有其他领域的中心领域，各个领域开始走向自律。不可否认，这种领域分离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比较大的驱动作用，使社会各个领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快速发展：分工的合理化和效率的极大提高、依据契约原则的法治和政治民主化，等等。同时也形成了社会结构或社会构成中宏观的经济、宏观的政治等领域占主导地位或统治地位，其余领域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的格局。
然而，在信息化时代，人类社会结构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突出表现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领域之间出现了一种重新一体化的趋向。当然，这种新的一体化趋势不是回到前市场经济时代的“领域合一”状态，不是通过确立某一领域的中心地位或取消各个领域的自律性或相对独立性而把社会各个领域强制性地纳入一种集权的一体化之中。这是一种全新的一体化，是在尊重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自律性、尊重合理的社会分工原则前提下通过自觉的文化整合而形成的社会各个领域的有机的一体化。其中，文化不再是与政治经济相分离的、外在的、相对独立的、被决定的精神文化，而是真正成为人类生存的自觉方式和社会各个领域内在的机理和图式。这是真正的文化自觉的时代。
促使这一文化整合和文化自觉的根本性因素是人类全方位地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变革是多方面的，从人的生存的角度来看，最深刻的变化是生存方式，即文化的变化。实际上，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是最能展示文化的整合力量的方式，它使文化的力量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例如，在信息化时代，经济与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知识含量和理性内涵的急剧增大，价值选择、文化设计已经成为所有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生存导致交往的全球化，导致交往主体的空前平等与自主选择，主体间的跨文化交往和商谈伦理的日渐突出，优化的政治文化、经济理念和价值观念在全球化的文化冲撞中取得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使一切文化领域和文化成果从创作到使用（消费）空前普及和平民化，导致了政治的非神秘化和公开化，导致了哲学等精神活动领域的非神圣化，等等。同时，伴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达、消费社会的出现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传统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日益超越了纯粹工具加工活动和直接的交换活动的特征。摆脱直接性使用价值束缚的理念、价值、形象、想象、追求、希望、策划、设计、广告等体现人的生存方式的文化要素开始从传统经济活动的外在附属物转变为内在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出发点和主动力。在这种背景下，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传统界限或外在性开始消失或模糊，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波德里亚在对消费社会的物的符号化和仿真现象的批判中，曾用仿真（simulation）、内爆（implosion）、“超真实”（hyperreality）等概念描述在后现代背景中，形象或仿真与真实之间、符号与经验之间、信息与娱乐之间、文化与经济之间、影像与政治之间的界限的模糊。④ 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阐述了社会诸领域的“再一体化”现象。这样一来，原本彼此分离的、自律的宏观社会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彼此渗透和相互融合，形成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织的多态化的、非中心化的社会领域的复杂星丛。
第二，从社会运行和控制机制来看，由于社会诸领域的“再一体化”和相互融合，社会的主导型、中心化的宏观权力逐步分化为非中心化的、弥散的微观权力（例如，微观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等），从而使社会的控制机制由几种宏观权力的彼此冲突或相互博弈逐步让位给多态化的微观权力的相互制约和差异化共生。
一般说来，在传统社会中，特别是在工业文明的普遍的理性化进程中，构成社会运行、控制和治理机制的核心要素是宏观力量或宏观权力，其中既包括宏观的生产、交换体系所形成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力量，也包括由国家机构和社会管理机制形成的宏观政治权力，由此形成的宏观政治一般指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的运作等宏观的、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在这种社会运行机制中，社会的控制和治理主要依靠国家权力和政治管理体制等宏观的公共权力来实施，而在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时，一般要通过宏观的革命（多半是暴力性质的变革）和政治运动来实现。
而在信息化时代或者在后现代的背景中，构成社会运行、控制和治理机制的要素除了宏观的政治权力或者宏观的经济力量外，越来越多地涌现出非中心化的、分散的、弥散化的、多元差异的微观权力，例如各种相对自律的公共领域、非政府组织、边缘群体、社会微观结构和层面上的微观权力，以及以符号、形象、符码、仿真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非经济的经济权力和渗透到所有社会领域和层面的、无所不在的文化权力。这种内在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所有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形成了所谓的微观政治，而社会的运行和控制机制开始表现为这种中心化的宏观权力和多态化的微观权力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的网络。一般说来，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融合，真实与符号（符码）彼此渗透的多态化的微观权力结构或者微观政治结构，既可能为个体的自由和个性发展提供空间，也可能使理性对人的统治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对这种控制机制的抗拒和改造往往同样需要各种多态化的、边缘化的微观权力的多维反抗，而无法沿用传统的宏观政治变革模式。
上述两个方面的深刻变化，虽然不能涵盖当代社会历史现实的全部变化，但却代表着它的根本性的、方式的、范式的变化，这种变化为我们透视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思想模式和理论范式的转变提供了依据。我们发现，与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从自律的宏观领域和宏观权力向多态化的微观领域和微观权力的这一深层次转变相适应，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模式也经历了从宏大叙事向微观叙事，从宏观理论范式向微观理论范式的自觉转变。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必须加以关注的今天的社会思想资源。对此，我们可以以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为例略加概括分析。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断定，哲学社会科学中传统的⑤ 主导型的研究范式更多地是以宏观领域和宏观权力为关注对象，以宏大叙事为表现形态，追求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具有决定论色彩的宏观理论范式。我们可以列举不同学科的情况。首先，传统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主要以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制度的安排、政权的更迭、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威、权利、义务等基本政治概念为对象，而很少关注社会生活其他层面的边缘化的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微观控制机制，或者将这些微观权力视作被宏观权力决定的、微不足道的附属物。其次，与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历史学情形也十分类似，在某种意义上，传统历史学就是历时态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史学与传统宏观政治学往往有着共同的主题和共同的爱好，都以宏观政治，即宏观权力为核心。前者基本上围绕着君主、伟人、大事件而展开，主要表现为宏观政治史；后者主要围绕着国家制度安排和政治权力的运行而展开，更多地表现为传统史学的积淀。在传统史学的宏观理论范式中，大人物、大事件、大政权、大结构之外的日常生活和细微的社会结构或领域，基本上没有任何地位和史学价值。再次，与传统政治学和历史学相比，理性化进程中深受自然科学普遍化范式影响的意识哲学最集中、最典型地展示了这种宏观理论范式的特征和本性。理性的普遍化要求、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范畴对思维模式的深刻影响，使得纯粹意识哲学和思辨理论哲学无论面对自然的对象还是社会的存在，都以普遍的、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和必然性为核心，而生活世界、个体的活动、日常的琐碎存在所体现出的个体性、差异性、特殊性等统统都被抹平。在意识哲学的宏观理论范式中，历史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宏观权力运动和宏观领域制约的必然的、决定论的进程，其主要表现形态就是作为现代性的重要化身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s），例如，各种奠基于启蒙理性和契约精神的关于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理性设计、以绝对理性的普遍运动为核心的关于绝对真理的阐发、关于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历史决定论等宏大叙事。这些是意识哲学的宏观理论范式关于现代社会历史运动的强有力的理性设计。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最大变化或者创新就在于对上述宏观理论范式和现代性所代表的宏大叙事的批判和解构，从而使一种以微观领域和微观权力为关注对象，拒斥宏大叙事，保护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微观理论范式开始走向自觉。我们同样可以列举几个学科的情形来说明这种变化。首先，在史学界出现了自觉的微观理论范式，法国的年鉴学派最先自觉地开始了对传统史学的宏观理论范式和宏大叙事的解构和颠覆，在它的影响下，陆续出现了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以及新文化史、系列史、心态史等，这些流派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共分三卷，其中第一卷就是《日常生活的结构》，主要讨论15—18世纪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这一时期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和细节，把日常生活作为解读这一时段历史的重点。20世纪70年代之后，更是出现了以“历史的碎片化”为特征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其次，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多种形式的微观政治学，或者是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或者像福柯那样，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被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揭示分散的、不确定的、形态多样的、无主体的、弥散于日常生活和不同社会层面的微观权力，也即知识性的权力或文化权力。微观政治学或政治哲学还确立了微观权力的反抗模式，即各种多元的抵抗，多元的自主斗争。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墨菲、雅索普等人更是基于微观权力样态提出社会主义的新策略，他们关注新兴的女权主义，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的抗议运动，人口边缘阶层发动的反制度化生态斗争等，围绕着领导权而展开微观的政治斗争。⑥ 再次，在哲学领域，各种文化批判理论的兴起，从不同侧面反对以宏大叙事为表现形态的意识哲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形成文化哲学的微观理论范式。例如，20世纪哲学的重大创新之一是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日常生活批判范式的要点在于，它不再孤立地探讨和强调政治、经济等宏观社会历史因素的决定作用，而是把所有的社会历史因素都放到生活世界的文化意义结构中加以审视和评价。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把批判的触角延伸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和现代人的生活的各个角落，一直深入到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批判、消费社会文化心理分析等。后现代理论思潮更是把解构宏大叙事、彰显微观权力的导向发展到了极端。
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模式、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的转变毫无疑问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学科或领域存在着走向极端和片面化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加以分析、鉴别和批判。但是，必须看到，这种从宏观理论范式向微观理论范式的自觉转型不是随心所欲或者心血来潮，而是适应当代社会历史现实深刻变化所作出的积极的调整和理论创新。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目前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无论是对于当代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层变化，还是对于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范式转换，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没有积极的应答。这是我们的哲学研究鲜有创新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完善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范式
基于上述分析，应当说，我们今天开展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或者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当代阐释，必须通过积极地面对今天变化了的社会历史现实和思想资源完善和创新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范式，进而必须用这种新的理论范式来面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特别是面对全球化进程和中国的发展现实。具体说来，适应信息化时代人类实践和社会历史现实要求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应当是宏观视域和微观视域有机统一的理论范式，应当以此进一步拓宽和丰富我们的理论视野。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强调微观理论范式，并非要彻底否定或者完全取代宏观理论范式，而是改变传统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过分注重宏观领域和宏观权力，以至于走向抽象的决定论的问题。
为此，我们应当博采优秀的思想资源。首先就要善于批判地借鉴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中已经出现的，但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各种微观理论范式的积极的思想资源，并深入挖掘马克思学说中的微观理论资源，以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的和实践的文化精神为引领，形成植根于当代社会历史现实的独特的理论视角，以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交融的丰富的理论视野。我认为，一种宏观视域和微观视域有机统一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的基本内涵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或者维度。
第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诸领域重新整合和融合的基础上，建立起影响和制约当代社会运行的新的权力谱系。其中特别要梳理清楚那些在传统社会历史结构中被宏观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所遮蔽，而在当今社会结构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影响的微观权力。应当看到，不同文明时代的微观权力的形态和作用是不同的。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微观权力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控制机制，例如，氏族、家庭、血缘网络、乡里制度，及其与此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礼俗乡约、道德纲常等自发的规范体系。这些控制机制既表现为政治权力，也表现为文化权力。随着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在现代社会中，除了日常生活权力依旧不同程度地发挥影响力之外，又产生了其他各种类型的微观权力结构：一是宏观的、中心化的理性权力机制向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所有层面的渗透所形成的微观控制机制；二是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大、社会组织的增加、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各种边缘化的微观权力结构。进而，我们还要看到，微观权力是一个包含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经济权力等在内的，价值取向多元差异的网络，不同的微观权力对于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不同的，例如，传统的日常生活领域的微观文化权力、福柯等人所揭示的现代社会深层的微观知识权力等，表现为强化宏观权力，与宏观权力同构的微观权力；一些传统经验的、人情的微观文化权力会在宏观权力走向民主化、法制化、理性化的进程中表现为阻碍体制机制创新的微观权力；而现代社会的各种公共领域、自治组织、新社会运动中的微观权力在一定的限度内会成为保护自由、公正、平等，反抗宏观政治霸权的微观权力。⑦ 显而易见，对于当代社会丰富多彩的微观权力的类型和性质的深入研究，对于建立宏观视域和微观视域相结合的理论范式至关重要。
第二，以丰富的微观权力的网络体系或者复杂星丛为中介或者活动平台，建立起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宏观结构与个体的微观活动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互动交融关系，走出关于二者关系的外在对立和决定论的宏观理解模式。我们知道，唯物史观的确立对于人类的历史认识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一方面把历史奠定在人所特有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强调人类历史服从于内在的规律，这两方面的思想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然而，在抽象的宏观理论范式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常常呈现为外在的二元对立的状态，人们或者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宏观社会结构决定个体的活动，或者强调个体的自由自觉的和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决定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显而易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根本争论都与此有关。在这里，必须引入微观理论视域，才能内在地解决二者的统一问题，已经有学者尝试着这样去做。⑧ 然而，只有用自觉的微观理论范式去完善和补充传统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论范式，并以自觉地建构起来的微观权力网络体系为中介和活动平台，才能真正建立起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和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规律之间的内在统一。在这方面，萨特在建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时所做的方法论探讨，对于我们建构微观理论范式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整体化）方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感，但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过分普遍化容易导致对个体和特殊性的压抑，即“人学的空场”，因此，萨特提出要用中介方法和前进一回溯方法来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方法。具体说来，中介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在对人的行为的分析中，不是简单断言社会构成因素对人的直接决定，而是充分重视精神分析学、微观社会学等辅助学科的作用，寻找人和历史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中间环节和因素，如与人的活动直接相关的家庭、童年的经历、周围的直接环境、个体心理、情感因素、两性关系等，从而使人成为历史运动中的丰富的个体。他进而强调，要运用前进一回溯方法具体分析社会整体和个人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无论是社会整体通过各种中介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和决定，还是个体实践在各种中介因素的制约下对社会环境的自主选择，都不是单向的和一次性完成的运动，而是双向往复的运动。⑨
第三，充分把握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诸领域通过信息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而重新一体化的趋势，对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宏观的、微观的、多维的、多层面的、多视角的透视，解构单纯宏观权力霸权的宏大叙事，破除外在的决定论历史模式。具体说来，一方面，鉴于在当代社会结构中，不再存在界限分明的政治领域或经济领域，因此对于经济、政治等社会领域不再做单纯的经济学或政治学的封闭的分析，而是开展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把握；另一方面，无论对于经济、政治，还是其他领域的分析，都不能停留于一般的抽象的宏观把握，而是要深入到文化哲学的微观分析层面，例如，对于政治治理的分析，要综合国家权力、宏观政治治理、行政管理、公共领域、社会自治领域等多层面，以及政治文化理念、宏观经济调控、微观市场运行、个体政治参与等多视角的微观分析，从而真正深入到社会历史现实的丰富内涵，回到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形成宏观视域与微观视域结合、社会诸领域内在融合的社会历史分析。在这样的理论视域中，不再有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或者文化决定论的空间，无论是宏观的历史规律还是具体的实践活动都不再是一种受制于人的活动之外的铁的必然性的自然进化论和线性决定论进程，而是充满文化创造力的人的历史进程。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作为历史解释模式的文化哲学正是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历史理解范式。文化哲学反对意识哲学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的方法去剪裁人的实践活动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的做法，反对把历史的内涵简单化地归结为生产方式、经济、技术等几个决定性的因素，更反对运用几个决定性因素把历史描绘成一种类似自然的线性决定过程。它坚信，任何一种因素，无论如何重要，都不可能独自决定历史的全部内涵和命运，它肯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化、个别性、差异性及其价值内涵，强调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各个维度的全面展开的过程，它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是包含着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本发展趋势的。
上述工作只是我们在新时期深化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准备性工作，我们所提出的新的理论范式能否真正确立，还取决于我们在面对当代人类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时能否真正形成具有突破性的新认识。例如，对于凭借着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正从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社会，对于正在吸引全球关注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分析，如何能够不再停留于传统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彼此分离的宏观的、抽象的理论描述，而真正能够在全球化背景中，在当今世界的变局背景中，形成一个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视角结合、历史和现实多维度视域融合、宏观的和微观的多层面分析紧密结合的具体而丰富的理论把握，这是当代社会历史现实对于我们的社会历史理论提出的最大的挑战、最大的课题，它呼唤理论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急切地期待着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实质性转换和创新。
三、全面把握微观视域和宏观视域的内在有机统一
我们一方面对今天变化了的社会历史现实和思想资源进行了基本的透视，另一方面尝试着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框架中使一种微观视域得以建构，或者是使其内在已经包含着的微观视域走向自觉，这是本文的旨趣所在。但是，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对上述尝试进行某种“合法性”论证。近年来，我们在微观政治学、微观政治哲学、微观史学、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种质疑就是认为，这种微观视域的研究或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理论范式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且容易导致否定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存在着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危险。因为按照一种比较常见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从本质上讲必然是宏大叙事，它的创立对社会历史理论的革命性贡献，就是超越繁杂琐碎的社会历史现象，揭示出关于人类历史运动的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规律。
这显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关于上述置疑和争论，以及关于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的合法性问题，我在这里无法全面细致地展开，也不愿意做非此即彼的断言式的回答。我想围绕着两个问题加以讨论：一是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范式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传统，或者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否包含这种微观研究或微观范式？二是我们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研究范式的建构，其针对性是什么？这样做是否会导致否定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从而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我想，这样两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促使我们比较全面地把握探索的“合法性”，即比较全面地理解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和宏观视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是互补的和内在有机统一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范式是否符合马克思思想传统的问题，我认为，总体上可以这样来加以判定：由于当时所面临的社会历史现实和时代任务的特点，以及当时社会历史理论变革的要求，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并没有形成自觉的微观政治哲学、微观史学或者微观社会历史理论范式，但是，马克思的宏观社会历史理论及其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是建立在关于各种社会现象的丰富的微观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中具有丰富的微观理论思想资源。
有一个现象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今天的大多数学生、读者，甚至包括不少的研究者，都是通过我们编撰的理论教科书或者教材来阅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教科书基本上是以原理、原则、理论要点、概念、范畴等构成的理论体系，其优点是可以让人比较快地把握宏观的规律性的东西，但是，也容易让人们远离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因为，即使这些教科书中我们看到的点滴具体事例也常常是给定的规律的附着物和注脚。然而，如果走入马克思恩格斯浩瀚的著述文献，我们几乎看不到这种由原理、原则、理论要点等凝聚而成的理论框架，而是关于无数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现象的丰富的、鲜活的分析，其规律性认识和方法论揭示都内在于这些微观的具体的分析之中。这种情形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把自己的理论建构成简洁的思辨理论体系，而是因为他们一直强调自己的理论探索的实践品格和革命本质。在这方面，有两点特别能够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理论定位的清醒意识。一是反对理论思辨和抽象化。马克思从自己的哲学生涯伊始，就对思辨哲学范式的体系化特征深恶痛绝，反复强调哲学要以其内在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冲破体系的束缚，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而不是在纯粹的理性王国中开展批判。人们常常引用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的那句“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的断言。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哲学时多次直指它的思辨意识哲学范式的弊端。“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⑩ 二是反对脱离生活世界的思辨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把“现实的生活生产”当作历史的基础，反对脱离日常生活的历史观。他们这样批判传统历史观：“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11)
因此，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文献中，处处可见的都是这种关于现实的人和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与现实的具体的、微观的分析。例如，人的问题、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一直占据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核心，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那种对“抽象的”、“理想化的”、“大写的”人的一般呼唤或描绘，而是对各种具体的人及其境遇的描述，例如，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的、非人化的劳动者，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饱受压迫的女工、童工、工人家庭等，他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吃喝住穿等日常生活，以及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的人自身的生产、繁衍、家庭关系等。(12)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所理解的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13) 再如，马克思特别重视具体化的方法论，他在揭示现代社会运动时，并非抽象地推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而是深入到劳动、价值、生产、交换、流通、工资、资本、地租、利润、价格、供给、需求、市场等社会经济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类似的分析。(14) 这些思想资源，连同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对20世纪的人类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此福柯也充分意识到，例如，他在《知识考古学》中探讨年鉴学派开启的微观历史视角时，明确指出，“今天，历史的这一认识论的变化仍未完成。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因为我们肯定会把它的最初阶段上溯到马克思”。(15)
当然，必须在这里明确的一点是，虽然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微观理论思想资源，但是，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并没有形成自觉的微观政治哲学、微观史学或者微观社会历史理论范式，马克思当时所关注的是作为历史发展基础的宏观的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和宏观的权力（政治权力）及其普遍的规律，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规律，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的宏观的发展模式等。这些也刚好构成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叙事和宏观理论范式的基本内涵。我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复杂，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首先，每一时代的社会历史现实对于理论研究提出的任务都是不同的，马克思处在人类历史主要由经济、政治等主导领域和宏观权力所左右的时代，他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刚好是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世界性的市场、资本的逻辑、机械化的大生产构成的主宰一切的宏大的经济力量，以至于马克思强调“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6) 其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历史理论的总体倾向是不承认人类历史发展中存在着规律和必然性，因此，马克思在对繁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有意识地突出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性。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此作了说明，他指出，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7)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当我们断言马克思学说中没有形成自觉的微观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时，是针对今天我们的社会历史理论研究忽视微观分析的问题而言的，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根本就不会有类似的问题提出，因为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不可分的有机统一是他们一直坚持的理论范式。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加强社会历史理论微观研究范式的建构是否会导致否定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是否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对社会历史发展进行宏观分析还是进行微观分析，没有必然的因果关联；但是，宏观分析是否拥有扎实的和丰富的微观分析作基础，所揭示的规律的性质和所表述的宏大叙事的性质是有质的差别的。进而，并非任何关于规律的认识都适合于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真实把握。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对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哲学和微观政治哲学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着截然不同、彼此分离的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即使德勒兹和加塔利等力主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思想家，也强调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之间不存在着固定不变的区分，强调政治既是宏观政治，也是微观政治。(18) 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曾指出，“‘宏观’和‘微观’层面之间虽然存在着间距和鸿沟，但这并不意味着容许我们把其中的一个层面与另一个层面二分开来，更不允许我们‘忽视’其中的某一个层面。不可还原性并不等同于截然分立。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关系、对应性以及同源性”。(19) 因此，不存在绝对的宏观解释模式或者微观解释模式，一种健全的和富有解释力的社会历史理论，一定是兼顾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一方面善于根据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而突出其中的某一个维度，另一方面又善于保持二者间的有机结合，不会用其中的一个维度来否定或取消另一个维度。分析一下当今人类的思想发展状况，特别是社会历史理论发展状况，就会发现，能否将宏观解释和微观解释有机结合直接影响到特定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在这方面，如上所述，马克思思想的确是一种我们应当学习的楷模，赵福生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认为马克思研究范式的优势在于：“他走入实证科学，又走出实证科学；他走入微观分析，又走向宏观分析；他走入具体人群，又走向全人类；他走入微观史学，又走向总体史学”，而相比之下，“传统意识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共同的弊病就在于只有走入，传统意识哲学走入宏观视域，而没有走出宏观视域，所以陷入抽象化、体系化；后现代哲学走入微观视域，却没有走出微观视域，所以陷入断裂化、破碎化”。(20) 这种分析有其合理性。
进而，我们应当具体分析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范式同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之间的特殊关联问题。如上所述，我们在今天的语境中强调加强社会历史理论微观研究范式的建构并不是要否定或取消宏观研究范式。同时，能否真正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对社会历史发展进行宏观分析还是进行微观分析没有必然的因果关联。因而，那种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断言微观视域必然会导致否定社会历史规律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构建什么样的理论研究范式，对于能否真正把握社会历史规律，却是关系紧密的。具体说来，在今天的理论研究中，人们一般都承认，不能把社会历史规律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取消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人的历史创造的可能性。但是，人们较少考虑另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虽然有着本质的联系，但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因此，必须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才能真正有效地加以把握。假如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揭示和概括社会历史规律，就会把历史必然性变成与自然科学规律无异的“经济决定论”。李凯尔特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就专门探讨了两种科学在方法论上的不同。他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种普遍化的方法，它排斥特殊性和个别性，而强调自然之物中的普遍性和同质性，寻找规律性，它强调“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就在于它们与同一概念中所包摄的对象具有相同之处，而一切纯粹个别的东西都是‘非本质的’”。(21) 而与自然现象的给定性和客观性不同，文化作为人为的现象的突出特征是其价值内涵，因此，文化科学的方法不能是普遍化的方法，“只有个别化的历史研究方法才是适用于文化事件的方法。如果把文化事件看作自然，亦即把它纳入普遍概念或规律之下，那么文化事件就会变成一个对什么都适用的类的事例（Gattungsexemplar），它可以被同一个类的其他事例所代替”。(22)
这正是我们担忧的地方和问题：我们今天的哲学研究、社会历史研究，甚至包括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实证性很强的学科，常常由于忽略、懒于、不屑于或者拒斥微观分析，不仅没有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做出具体的、微观的深刻分析，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做出各种理论结论时所作的具体的和微观的历史分析也不甚了解。结果人们常常轻车熟路地、得心应手地从现成的原理和结论出发，对今天的现实做一些蜻蜓点水式、外在观望式、标签套用式的笼而统之的远眺。这常常容易导致双重消极后果：一是由于把历史规律变成自然规律式的“铁的必然性”，变成了盲目的经济逻辑，结果人们以一种貌似坚定不移地“坚守”历史规律的方式取消了历史规律；二是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无法切中和穿透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成为缺乏创造力和解释力的抽象教条和思辨的理论推演。因此，我们提出加强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的建构，以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面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绝不会导致否定历史发展规律的结果，相反，这应当是在今天的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获得真正切中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包含着丰富多样性和差异性，包含着丰富的创造性空间的社会历史规律性的认识。而这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摆脱了思辨抽象性的具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23)
行文至此，我想起恩格斯晚年在给康拉德·施密特的信中所表达的对德国青年理论家的担忧。恩格斯发现，一些青年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做进一步的研究”；并且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因此，恩格斯告诫，“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24) 恩格斯120年前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真的好像是在说我们今天的事儿。在那封信中，恩格斯还特别说道，“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25) 这正是我们对今天的理论研究的担忧所在，也正是本文所提问题的针对性所在。如果不积极探索用一种微观分析的视域认真思考今天丰富的现实，从而形成关于社会历史规律的更加丰富的认识，而只是站在那里宣布“坚持理论立场”，轻车熟路地运用各种“套语”，并对新的探索加以“扣帽子”式的指责，那就更加令人担忧了。
注释：
① 这里使用的“社会历史现实”大体上相当于socio-historical reality，也可以粗略地称之为“社会实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页。
③ 参见王南湜：《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④ 参见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52—154页。
⑤ 这里所说的“传统的”并非在非严格界定的意义上使用的术语，是在相对于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兴起的微观理论范式的意义上把此前的主要类型的宏观理论范式一般地称之为“传统的”。
⑥ 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5, p. 1.
⑦ 参见衣俊卿：《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⑧ 参见王晓升：《社会历史观研究中的微观分析与宏观描述》，《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
⑨ 参见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4—50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8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14) 参见赵福生：《论马克思的微观哲学视域》，《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福柯与马克思历史观的微观比较》，《理论探讨》2008年第1期。
(15)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10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18) 参见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第123页。
(19)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Foundations for a Sociology of the Everyday, vol. 2,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8, p. 140.
(20) 赵福生：《论马克思的微观哲学视域》，《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
(21)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7页。
(22)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72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