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模型具有“大智能”“大应用”“大参与”的技术特征及功能效应，或成为智能社会来临的重要标志。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社会观、生产力观、生产方式观、社会有机体论和技术社会形态论，可以透视大模型可能带来的智能生产力、智能生产工具、“以言行事”的生产方式和智能文明新形态，以及由这些变革所联动会聚而成的总体效应：智能社会来临并由此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而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下的透彻把握中，历史唯物主义自身也将得到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大模型智能生产力以言行事智能社会
作者肖峰，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智能哲学与文化研究院教授（上海200444）。
目前，以GPT为代表的大模型被普遍视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技术突破，开启了人工智能新的发展阶段，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新的技术浪潮和产业革命，其社会意义备受关注。其中，大模型的短期意义（如在知识生产领域中的降本增效）备受重视，但长期价值（如对社会形态演变的深远影响）尚未充分挖掘，尤其是与智能社会的关系尚未充分揭示，所以大模型的社会意义有待深究。
随着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入，人类从工业社会转入智能社会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这一转变已经完成。而以GPT为代表的大模型的出现，对这一转变带来了强劲的推动，尤其是对社会的智能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广泛应用于各领域从而在整体上对社会带来改变，以至于被视为“人工智能引发的第一次重大社会实验”，甚至“将在塑造人类命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大模型的技术特征和应用潜能，有可能将人类带入智能社会，由此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因此，不能仅将大模型作为知识生产工具来看待，而要将它纳入以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以充分而深入地揭示它对社会的全面影响和深远价值。
一、“大智能”“大应用”“大参与”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十分重视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他们“曾多次阐明了技术对社会历史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由此形成“技术—社会观”主张：技术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是人类进行社会生产所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尤其是在生产资料中充当生产工具，而工具形态的技术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面貌。技术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变化，这是因为作为工具的技术能够应用于生产过程、渗透在生产力诸基本要素之中而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所以技术作为生产工具的进步可以直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会带来社会的全面变化，甚至带来社会形态的更替，这就是社会的巨变或划时代的革命。所以，技术是历史的火车头，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换句话说，“每个历史时期里具有策略决定性的技术，相当程度地塑造了社会的命运”。这就是历史进程中的技术—社会逻辑。反过来，能够带来社会巨变甚至改写历史的技术，必然且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关注和阐释的对象。可以说，当前的大模型就有成为这样一种技术的潜力——它有可能将智能社会带入现实。
智能社会是社会的智能化，即人工智能在社会中得到充分而普遍的应用，因此，智能社会是由人工智能来定义的。尽管如此，并非人工智能一问世或取得了初步的发展，就意味着人类进入了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概念被首次提出的1956年通常被视为“人工智能元年”，当时作为人工智能最初形态的符号人工智能（Symbolic AI）和感知器模型也已出现，但并不能说人类在当时就进入了智能社会。正如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但工业社会并不是在1690年第一台活塞式蒸汽机诞生时就来临，而是在18世纪中叶蒸汽机得到改进后可以在生产系统中广泛使用时才到来。由于人工智能在发展初期并不足够“智能”，还无法成为可以使工作智能化的有效工具，更不可能被社会广泛使用，从而与社会的智能化相去甚远。在大模型问世之前，即使也出现过几次人工智能发展浪潮，但都没有出现具有使社会普遍智能化意义的技术。直至大模型的问世，才在使人工智能更接近真正智能化的同时，还出现了为社会普遍使用从而使社会智能化的可能，由此才具有了使人类迈入智能社会的独特价值。
要理解大模型的这种独特贡献，可以从大模型之“大”的角度进行把握。除了惯常从研发过程中体现的技术指标之“大”（如大参数、大数据、大算力），还可以从这些技术指标集合后形成的能力和效应上延伸地把握大模型之“大”，即“大智能”“大应用”“大参与”效应，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侧重于考察技术影响社会的视角。
（一）大模型与“大智能”
所谓“大智能”即大模型相较于先前的人工智能具有更高水平从而更强大的智能。大模型或引领一场新的智能革命，带来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从基于程序的人工智能到基于数据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之前的人工智能由于采用程序驱动的工作模式，其智能水平受限于预定义的规则和算法，从而只能在封闭条件下执行目标明确、边界清晰、计算步骤有限的单一任务，而在那些需要灵活应对的复杂任务面前则往往表现出智能的不足甚至缺乏，所以常常被谑称为“人工智障”或“人工愚蠢”，这样的技术显然不能构建起真正的智能社会。但大模型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其底层技术逻辑的奠基（网络结构的不断优化、注意力机制的引入、预训练与微调策略的应用以及混合架构的探索等方面的进展，共同推动了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发展），让人工智能在一些方面具有了“大智能”，再结合智能设备的普及、物联网的发展、自动化系统的应用等条件，为智能社会的到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其一，大模型使人工智能更接近于真正具有智能。在某些角度上可以说，大模型体现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次质变，这种质变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从智能不足到更接近于真正具有智能。目前，大模型通过将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多个领域的技术突破整合在一起，能够在海量数据中自主学习并不断调整、改进与优化（也可称进化），实现了对一些复杂语言信息的处理，具备了一定的分析、预测、推理乃至创造能力，在多种任务、多个领域展示出卓越性能，拓宽了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和想象空间。所以，在一些方面可以说，大模型使人工智能成为更接近于真正具有智能的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当社会全面使用大模型水平的人工智能后，社会的智能化才具有了实现的可能——大模型或为构建智能社会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其二，大模型集合了几乎是人类级别的“群体智能”。大模型常以全网数据或知识为语料进行训练，这些语料以数据的形式被大模型所吸纳和储存，以编码了人类知识的参数模型而存在，成为容量巨大的“人类知识压缩器”。这形同于几乎被投喂了全人类知识后形成的“世界大脑”，集合为几乎是人类级别的群体“大智能”。由于“大模型将包含所有可在网上免费获取的人类知识，这将使它们比我们任何人都聪明”，从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大智能”。另外，在训练过程中，大模型所使用的图形处理器（GPU）也是互联为集群的，这为群体智能的运作提供了硬件基础。当个体使用大模型时，可以说是在与几乎等价于人类级别的群体“大智能”相联通，并使它转化为个体知识劳动的能力。正是因为凝聚了几乎是人类级别的群体“大智能”，所以大模型的智能水平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能够为使用者带来强大的赋智效应，并使他们有机会成为智能社会的主体。
其三，大模型具有“智能涌现”的特征。人工智能具有规模效应，即模型的性能与模型的规模（如模型的参数量、训练数据量和训练时长等）存在某种规律性关系，通常会随着规模指数的增加而线性提高，即使不改进架构和算法，只是通过规模的扩展，模型的性能（智能水平）也可能得到显著提升。当模型的规模扩大为大模型后，便有可能出现一些在小模型中无法预见的高级、复杂甚至是类人的智能行为，甚至在一些特定任务上的性能突然出现显著的跃升，这就是所谓的“智能涌现”。智能涌现改变了过去的人工智能“教什么才会什么”的能力形成机制，大模型通过涌现可以学会或具有没有教过它的能力，从而展现出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能力、泛化能力乃至创造力，甚至还被有些人认为可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相贯通，这可以说是量变引起质变的生动写照。智能涌现进一步展现了大模型与“大智能”之间的通达性。
（二）大模型与“大应用”
大模型带来了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的飞速增长，因此大模型的“大”也体现为应用场景广大，即具有“大应用”（几乎所有领域都可以应用）的社会效能。“大应用”源自支撑大模型的Transformer所具有的强大泛化能力，以及大模型多基于人类的通识性知识训练而成，这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处理多场景、多对象问题的能力。
当然，经预训练出来的大模型（也可称“基础大模型”）由于训练数据和知识的“广而不专”，所以模型的能力也往往“全而不精”，在应用到具体行业或领域时还需要结合专门的数据和知识进行微调，使它实现知识迁移和技能习得，优化为符合具体行业或领域需要的“行业大模型”或“专用大模型”。预训练所形成的基座模型，可以说是提供了具有一定通用性的智能平台或智能生态，通过微调便能够“生长”出各种应用，从而实现模型的轻量化、本地化和产品化，使人工智能展现出无限的应用可能。在这里，微调是将大模型的一般能力落地到特殊应用的桥梁，是大模型走向“大应用”的具体路径。在大模型的运行机理中，包含了走向“大应用”的内在根据（泛化力强）和实现路径（微调），这使其一般能力与特殊应用得到贯通，成为体现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范例。
另外，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使用规模的扩大，大模型的单位使用成本将不断下降，具体应用领域的降本增效就会日益显著，对大模型的应用需求也会随之增长。与此同时，大模型研发的高昂投入也需要具体应用来分摊成本，这就需要不断扩大的应用市场来合理化大规模投入。来自社会和研发机构的双重需求显示，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社会观是一种技术与社会双向作用的关系，在新技术应用改变社会的同时，社会对技术的需求也成为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这种双向作用也是大模型与“大应用”相关联的“粘合剂”，将驱动“大模型+硬件”的广泛应用，促进智能化在各个领域、各类产品的实现，由此使人类迈向全面智能化的智能社会。
（三）大模型与“大参与”
一种技术只有达到人民群众广泛使用的程度，才有相应的“××社会”到来。大模型极大改善了人机交互体验，逐渐发展为一种人人都能使用并从中获益的智能生产工具。这种大众化、平民化发展，使大模型及人工智能成为多数人甚至全民都能使用的“大参与”技术，从而构成智能社会到来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语言是人类智能的重要体现，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功能之一。大模型在人工智能的这一核心功能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并与使用者进行相对流畅、自然的对话。使用者只要通过自然语言提出问题和要求，就可以使用大模型来实现多种目标，其便捷和“亲民”使人工智能对于公众而言成为一种实操手段，其应用由此也获得了爆炸式增长。由此，大模型开启了人工智能全面融入日常生活与工作的时代，使人工智能在人群中以“大参与”的方式普及开来，也使社会的智能化从生产领域进一步走向生活世界，从而在用户层面广泛实现社会的智能化。随之而来的是，人类正在从“数字化生存”进阶为“智能化生存”，标志着人类整体而不是部分人群迈向了智能社会。
大模型通过“大智能”“大应用”“大参与”效应，对社会产生重塑产品和业务的“大影响”或“大结果”，由此不断将智能社会带入现实。可以说，没有大模型的技术突破，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就不会如此深刻和广泛。鉴于此，可以说正是大模型的诞生和走向泛在化，为智能社会的到来提供了可能。
二、智能生产力与智能生产工具
大模型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基底技术”的特质，作为基底技术的大模型将构建出智能生产力，并演化出智能生产工具，这为智能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一）表征当代人工智能的大模型与智能社会的基底技术
生产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而技术与生产力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取决于当时的技术形态，更准确地说是取决于当时的基底技术形态。
大模型本身的基座或基底是Transformer算法架构。Transformer是一种深度神经网络架构，当前几乎全部大模型都基于Transformer架构，它通过大规模数据训练自动学习语言的模式和规律，由此形成理解和生成语言的能力。大模型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能够拓展到百亿、千亿甚至万亿参数规模，这开创了自然语言处理的新范式。基于Transformer的大模型能够进行预测和分类，生成丰富、风格类人的自然语言文本，还能够进行创造性内容生成，如生成文章、画作、歌曲、视频等，在自然语言处理以及计算机视觉、音视频处理等多个领域实现了令人瞩目的性能提升。
可以说，大模型是多种智能技术的一次会聚，是围绕Transformer的“大算力+大数据+强算法”的多要素集置，由此使得大模型具有基于系统复杂性而涌现出的智能属性。如果说Transformer是大模型的基底技术，那么将视线上移可以看到，作为人工智能当今代表的大模型有可能成为智能社会的基底技术。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社会观来看，可以说一切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的基底技术，这是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就像建筑物的地基一样支撑着整个社会结构，规定着社会运行的框架和方式，也设定了该社会发展的天花板。新的基底技术的出现往往标志着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基底技术的革命将带来社会形态的嬗变。大模型作为人工智能的一次重要突破，有望发展为一种新的关键基础设施，也意味着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基底技术，从而预示着新的技术社会形态——智能社会的到来。
基底技术具有元技术的性质，是开发其他技术的技术，能够造就一种技术生态，使其他技术受其影响、获其滋养、得其赋能和增强，所以是一种“使能”的技术。大模型有潜力成为这样一种“使能”的技术，可以重塑千行百业，成为推动各领域深刻变革的动力源泉。目前，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技术发明或是产业实践领域，大模型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都发挥了重要的驱动作用，并不断涌现大量应用，可以在管理创新、生产效率提升、社会运行优化等方面形成联动增强效应。
基底技术还具有将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前沿技术集于一身的特征，由此能够产生引领技术与社会发展的整体效应。大模型通过自身的强大功能和普适性，促使各种智能技术得以整合与发展，或形成以大模型为核心支撑的智能生态系统，并由此定义智能社会的技术标准和应用模式。大模型能够在不同领域发挥实质作用，或作为关键技术引领其他技术发展，渗入和影响社会存在的各个领域，从而成为智能社会实现的重要标志。
基底技术的突破或革命，能够带来技术发展的整体质变，造成技术社会形态的更新。例如，曾经的蒸汽革命、电力革命和信息革命就是基于相关基底技术的革命，进而导致了从第一次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目前的大模型或作为新的基底技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并将人类带入智能社会。
基底技术也使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社会观得到了新的丰富。在看待技术决定社会的特征和发展阶段时，要区分基底技术与非基底技术的不同功能：一般技术可以影响社会的局部现象，但只有基底技术才能决定社会的全局性质。由此对发展战略带来的启示是，要通过占领基底技术的战略高地来从根本上增强国家的技术实力，通过基底技术的领先实现技术上的总体优势。
（二）智能生产力：大模型介导的生产力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作为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与技术密切相关，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由基底技术决定，不同的基底技术意味着不同的生产力时代，所以基于生产力视角区分的社会形态也被称为不同的“生产力社会形态”，这与本文讨论的“技术社会形态”同义。
技术革命的直接后果是生产力革命，如蒸汽磨代替手推磨的“蒸汽革命”带来了以大机器为生产工具的生产力革命，造就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人类由此进入了工业社会。当前的“智能革命”是由智能技术所介导的又一场生产力革命，即智能生产力革命，而大模型作为可泛在的智能技术，是能够带来生产力革命的技术，正在成为重要的生产力，也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新展现。对大模型的历史唯物主义探察，要指向可能蕴含的生产力革命效应。
智能社会将由智能生产力奠基。智能生产力是得到智能技术加持、增强和提升的生产力，是生产力要素智能化变革的结果，是智能技术与生产力中“人”和“物”的深度融合，表征了生产主体使用智能技术进行生产的能力，是智能技术向生产技术全面渗透时引发的质变，是生产力演进的新形态。在物的层面，智能生产力主要体现为智能技术被生产工具所吸收，转化为新形态的生产工具，由此对生产力产生颠覆性变革。所以，智能生产力是作为基底技术的智能技术被工具化进而生产力化的产物，是智能技术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是人类进入智能社会在生产力维度上的展现，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范畴的时代化表述。
当智能社会主要由大模型来标志时，智能生产力就会以大模型在生产领域中的应用为标志。大模型在生产领域中的应用，或使智能生产力真正形成。智能技术的出现和智能生产力的形成是不同步的，人工智能刚诞生时并未同步地造就智能生产力。大模型出现之前的几次人工智能浪潮，虽然包含了衍生为智能生产力的可能与潜力，但并未现实地造就智能生产力。这是因为，技术成为生产力往往有一个过程或滞后期，智能技术需要积累过去的发展经验而不断走向成熟。而这种积累发展出的大模型，将成为智能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或平台。大模型通过垂直化应用走向生产领域，可以“变现”为实在的生产力。
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的对象化，所以大模型所承载的智能是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的系统集成，其中凝结或积淀了对象化即物化的人类智能和科技力量，由此生成的智能生产力或成为智能社会的主流生产力。在以大模型为基底的智能生产力中，技术的生产力化就体现为大模型的生产力化，抑或说智能生产力就具体体现为大模型所蕴含的生产力。
由于大模型通过内容生成的方式进行工作，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大模型的生产力就是内容生成能力，即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能力，生成的内容就是生产的产品（文本及多模态内容）。大模型的生产力由大算力、大数据和强算法构成。算力是决定大模型智能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大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强算法则是协同算力和数据的结构配置。三者的结合将与大模型的使用者（人）有机融合为智能生产力。
智能生产力从总体上由知识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构成。在智能社会，知识生产力起决定作用，大模型或直接呈现为知识生产力，它所生成的多模态内容就是各种形式的知识产品。但大模型并非仅停留在作为知识生产力的范围内，而是可能进一步走向或迁移为物质生产力，形成智能生产力从信息世界到物理空间的泛化，生成实在的动作和物质产品，由此带来物质生产力的巨变，从而导致全部生产力的跃迁。目前，大模型泛化到制造、能源、电力、化工、交通等多个产业，就是大模型垂直应用于“造物”或“变物”领域，由此衍生出种种领域大模型，使得生产领域被“大模型化”或“智能化”，即大模型转化为物质生产力。通过参数规模的增加、算力的增强、算法和训练方式的改善，大模型的性能可以不断提高，所代表的生产力也会随之提高，从而提升人类以及人均的知识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水平，甚至引发生产力的质变。所以，基于大模型的智能生产力或带来一次重要的生产力革命。
智能生产力是智能技术所具有的生产力品性，已日益由大模型主导。大模型是当前先进生产力的产物及代表，它所表征的智能生产力不断得到强化和放大，或成为智能社会重要的生产力基础。
（三）智能生产工具：大模型带来的生产工具新范式
无论是说生产力中包含着工具，还是说技术就是人用来改造世界的工具，作为智能生产力的大模型和作为基底技术的大模型，都必然与生产工具相关联，从而展现出大模型带来生产工具新范式的重要向度。
大模型带来智能生产力，与它作为智能生产工具联系在一起。在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劳动资料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工具，它比其他劳动资料“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所以，“生产力社会形态”从本质上也可以作为“生产工具社会形态”来理解。大模型能形成智能生产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智能生产工具。
虽然“技术是工具”是一个被许多人认可的命题，但从“生产工具是决定怎样生产的技术”来看，并非所有的技术都是工具级别，尤其是生产工具级别的技术，多用于生活消费的技术人工物往往就不能被视为工具。所以，技术的分类需要引入新的视角：作为消费品的技术和作为工具的技术。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如果说消费品是“生产什么”的内容，那么生产工具就是决定“怎样生产”的手段，也是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其发展和变革决定着生产力的进化或革命。因此，作为工具的技术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这种技术才能导致“怎样生产”发生根本改变，从而造就出全新的生产力形态，以及连带而来的新产业形态、新经济形态和新社会形态，带来我们通常所说的整个社会的“颠覆性变化”。由此，一种技术如果能够工具化，尤其是生产工具化，就意味着这种技术具有改写历史或将历史推进到新阶段的意义，蒸汽机、计算机和互联网就是这样的技术，今天的大模型也可能是这样的技术。
作为生产力组成部分的工具是一个历史范畴，根据造就不同社会时代的属性，可以将其形态划分为手工生产工具、机器生产工具和智能生产工具——它们集置了不同的材料、能量和控制技术，分别为人类带来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智能社会。
从人与生产工具的关系来看，三种形态的生产工具体现了三种不同的人—工具关系。手工生产工具没有任何独立性，随附于人的操控，完全处于受动状态；机器生产工具由发动机推动后可以自动运转，但离不开人在机器一旁的直接操作，以保证其运转的有序性与合乎人的目的性，可视为半受动状态；智能生产工具则可以离开人的直接操作，由内置的智能程序控制其有序的运作，从而进入自动状态。由此，三种形态的生产工具可以从控制方式上表述为“全受动—半受动—自动”类型的生产工具，也可刻画为“依附型（离开人就不能做功）—分离型（空间上离开人而存在）—代理型”的生产工具。
智能生产工具的“自动”状态，也包含多种情况，如根据智能技术水平的高低可以区分出“低阶自动化”与“高阶自动化”的不同阶段，那些在数字技术出现初期用简单程序控制的工具系统（如数控机床）就是低阶自动化的典型。大模型出现之前的智能机器，大体属于低阶自动化阶段。
大模型介导的智能生产工具，是对工具自动化的一次重要推进，或成为走向高阶自动化的节点。作为智能生产工具的大模型，改变了先前生产工具的受动性或作为“死物”的属性，呈现可与人交互、对话的鲜活特征，成为一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与回应人的问题、提供人所需要的帮助的“伙伴”或“助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主动”或“能动”地拓展与人的交互（如有的大模型在提供回应后还继续列出若干扩展性问题，引导人机对话的多轮深入），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动性形式，因为它是成功的，可以‘学习’和改善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个与过去任何文化都不同的能动性”。大模型的理解力和类人文本生成能力正在重塑我们与生产工具的交互方式，从人作用于生产工具的单向控制转变为双向交互，从而形成真正的“人机互动”。目前这样的大模型正在成为从知识生产到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具有一定通用性的生产工具，或对生产力进行全面的智能化渗透。
更高版本的大模型甚至可能还会相对独立地完成需要智力和体力的工作，从“智能助理”进一步发展为“智能代理”。作为智能代理的大模型将具有部分的主体属性，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学习能力，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和经验进行适应和进化，它不仅能执行任务，还能作出决策和规划等，由此出现非工具化或工具的主体化趋势。这使得大模型兼具工具与主体的双重属性，即使仍将它视为工具，也是带有主体色彩甚至可以作为行动者（actor）的工具，由此模糊了工具与主体的界限，直至走向工具与使用者的有机融合。
大模型从作为助手到作为代理，具有开创生产工具新范式的意义，即从附属于人（手工）到分离于人（机器）再到合作于人（人工智能）的生产工具新形态，这种新形态使附属性与分离性整合为有独立性、能动性的融合关系，这就是以人机融合与合作为旨归的生产工具，是由人工智能开创继而在大模型中真正实现的一种生产工具范式。新的生产工具范式改变了生产工具只是被人利用的手段并受动于人的含义，成为具有主体性的生产工具，也是集伙伴、助手、代理于一身的生产工具，它具有感知、理解、推理、规划、学习、交流、移动和操作物体等全过程能力，可以独立执行复杂任务，进一步发展还可能通向高度自主的智能实体。因此它既是工具，又超越工具，是突破传统工具边界的新工具，是与主体性交织融合的“能动工具”，这也正是大模型可能衍生出的一个重要领域。
大模型所展现的上述新特征，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的工具观得到了新的丰富，工具的“非生命”“非主体”“完全受制于人”等传统的认知将因此受到冲击或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工具的本质需要引入新的视角和变量加以探究。如果说，生产力本身就是人与物的能力聚合，那么大模型进一步将这种聚合推进到生产工具之上，使得生产工具也走向人与物的能力融合甚至主客交织。
如前所述，生产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而标志生产力水平的就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又直接体现的是基底技术。从基底技术迭代导致的生产工具范式转换上去理解大模型，就是从生产力的高度去展现大模型与智能社会的强相关，也是从根基上去把握其社会意义。
三、“以言行事”的生产方式
在技术、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基础上，“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社会样貌和性质的又一个重要层面，它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同时也包含劳动过程、劳动方式等含义，表明一个社会是怎样进行生产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大模型作为一种新的基底技术演化出智能生产力与智能生产工具后，必然对怎样生产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传统的“以手行事”嬗变为“以言行事”，以新的方式服务于人类的生产活动。
生产和行动属于同一序列的哲学概念，它们都是不同于“想”（认识和思维活动）的“做”（实践活动）。在大模型问世之前，人要行动或做事，通常是用“以手行事”的方式来达成，即使在自动控制的生产系统中，人也是以手敲击键盘或点击鼠标的肢体动作去将控制命令下达给机器；而大模型的对话式交互界面，则使“以言行事”的行为方式从而生产方式成为可能。
这种“以言行事”也曾为奥斯汀（John Austin）在语言哲学的范畴中加以使用。传统的语言观和行动哲学都认为，“言”和“行”具有不同的功能，“动口”的言说只是为了传递信息，产生不了改变世界的实际效果；而做事是身体力行地改变世界，必须“动手”（即亲力亲为地移动肢体的“具身行动”）才能达此目的。所以言说不等于做事的行动，两者具有本质区别，像“行胜于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君子动口不动手”等日常说法中也表明了两者的根本不同。但奥斯汀认为，语言不仅是用来记述事实、传递信息的，还可以用来做事或执行特定的行为，如命令、许诺、祝福等就是在用语言来做事，他将这样的过程称为“以言行事”（doing things with words）或“说话就是做事”“说即是行”“话语施事”“话语施效”等，表明人们可以通过说话来直接行动，言语本身就具有实施行动的作用，此即话语的施行功能。
其实，“以言行事”不仅在奥斯汀所揭示的意义上存在，在人际间的合作中也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些人请求、通知或命令另一些人去做某事时的情形，可以说这是一种甲说乙做的人际合作的“以言行事”。如果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那么大模型则有可能开启另一种形式的“以言行事”，即人机合作的“以言行事”，以及由此导向的“以言造文”或“以言造物”的智能化生产方式。
大模型本质上是一次交互的革命，它采用了基于自然语言的人机交互界面，以类似人类的方式理解语言并与用户进行对话，并且目前大模型的自然语言交互能力已达到了人类中等水平，从而使人可以与大模型进行基于语音和视频的聊天式无障碍交流。大模型所具备的出色的人机对话能力和任务解决能力使它成为能够为人做事的新手段。使用大模型时，人只要用自然语言告诉大模型“做什么”，大模型及其联通的智能机器系统就可按人的要求去工作或行动（包括生产），这种“人说+机器做”的联合作业，就是衔接两种智能的人机合作的“以言行事”。可以说，这是“以言行事”的一种技术化实现或智能化延展，且不再限于像奥斯汀那样只是对语言功能进行解释性扩张，而是实在地增加了语言的功用，即靠语言就可以“做”人所想做的事、“造”人所想造的东西。
以GPT为代表的大模型所呈现的“以言行事”，在目前阶段主要体现为行知识生产之事。这种知识生产之成果形成于人机之间一问一答的对话中，人以提问、输入提示词（prompt）等方式同大模型进行对话和聊天，大模型以输出回应的方式来协同人进行知识生产，知识生产不再是封闭于人脑内的冥思苦想，而更多地生成于人机之间的言语交流。可以说，一种由大模型介导的“以言行事”的智能化的知识生产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劳动者所接受和熟悉。
如果只借助大模型在知识生产的领域中“以言行事”，那么“行事”的领域还极为有限。人机合作的“以言行事”不仅是要在文本世界中做事，更要在物理世界中做事，用具有实在性的“行动”或“动作”（有意图的身体移动）去“行”物质生产之事，这就是改造物质世界的“造物”活动，甚至可以说这才是根本意义上的“行事”，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生产方式最重要的方面是要反映人类如何生产物质财富。基于此，大模型的“以言行事”就需要从知识生产领域向物质生产领域迁移，这样才能彰显其变革生产方式的根本意义，也才是大模型在智能社会发挥核心作用的关键所在。这种迁移也可以说是从在学术界发挥作用的大模型辐射为在产业界发挥作用的大模型，从“以言造文”的大模型衍生为“以言造物”的大模型。目前，“大模型+人工智能物联网”（LLMs+AIoT）是大模型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一种实例。“大模型+机器人”则更显示了在物理世界中“以言行事”的可能性，因为机器人就是直接面对物质对象进行物理操作的智能生产工具，搭载大模型的机器人（简称“大模型机器人”）就是大模型改变物理世界的载体，它显示出大模型能够超越文本，思考物理世界，帮助进行机器人任务。目前，“大模型的企业级应用”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造物大模型”来走向智能化的“以言造物”，即通过人机对话让机器按人的意愿输出物理动作，去改变物理对象，造出人工物品。可以说，“以言造物”才是名副其实的智能化生产方式，才是与“智能社会”真正相符的生产方式，因为只有实现了生产全过程的智能化，才是全面而高阶的智能化。
在大模型加持的智能化的“以言造物”中，人机之间形成了新型分工：人出言（发布行动的命令），大模型连同机器系统按人之言去“行动”。比如，大模型将人言说出来的“我要某种物品”的要求，转化为机器指令去启动和控制智能生产系统将该物品制造出来，两者协同完成“以言造物”的全部过程。这样一来，大模型介导的“以言行事”就从引发知识生产革命到引领物质生产革命，其成效日益彰显。目前，人机合作的“以言造物”正在得到实质性实现，一种新的劳动生产方式行将走向普及。对于人的行为方式来说，即使在“动口不动手”时也能通过大模型生成行动，从而实在地改变对象，产生类似“身体力行”的实践效果。在基于大模型的“以言行事”遍及生产领域后，“提示词工程师”作为一种新的职业可能也将盛行起来，他们需要极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专门通过精确而合适的语言来激发大模型的潜能，引导它完成特定的任务或生成特定的输出。他们被凯文·凯利称为“耳语者”，也是“以言行事”的艺术家，能够使人与智能机器建立默契协调的关系，使人的语言通过大模型发挥出做事的最大效能。
“以言行事”的物质生产方式之所以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大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人的语言，“知道”人的目的或需求是什么；另一方面是因为基于大模型的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具有本质上的一致，即都是进行内容的生成，无非前者是生成信息世界的文本，后者是生成物理世界中的动作，它们都是基于预测下一个token的工作机制来保证其有效和成功。或者说，按照同样的工作原理，大模型使智能机器从按需生成语句到按需生成动作，从“文字接龙”延伸为“动作接龙”，使大模型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灵活、连贯、自然地行动，既可视为给机器人的“身体”植入了大模型这一“大脑”，也如同给大模型装上了可以“做实事”的手脚，使大模型可以在物理世界或行动范畴中发挥作用。这也是源自大模型的基底技术Transformer所具有的通用性，使大模型不仅可以捕捉文本之间的联系，还可以捕捉动作和动作之间的联系，将“预测下一个token”的原理用在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中，从而可用于各种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大模型也被视为制造token的人工智能工厂。
大模型机器人有可能克服传统机器人只能按事先编好的程序去完成“规定动作”、充当“提线木偶”、不能灵活应对未经训练过的场景和突发情况即不能像人那样有智能地去行动的局限（而人工智能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追求像人一样行动）。所以，大模型机器人有可能成为真正智能化的机器人，只有这样的机器人才能与人结为“以言行事”的人机合作行为体，从而与达成人工智能的核心目标相贯通。
需要说明的是，最初的大模型所实现的是一种伴随“以手行事”的“以言行事”，或基于书面语言的“以言行事”，还需要人动手（严格地说是“动指”）在电脑键盘上打字或用手指通过鼠标点击屏幕上的图标后才能将“言”告诉给大模型，所以它与“以手行事”（严格来说是“以指行事”）仍有交集。随着参数数量的提升，大模型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强大，特别是GPT4o的出现，使大模型与人的交互可以多模态实现，尤其是可以与人类进行自然的语音和视频交流。这使得先前主要是基于书面语言的“以言行事”，可以提升为基于口头言说（仅需动口）的一种更便捷、高效的“以言行事”，也是更为公众认可的“以言行事”。鉴于此，更彻底或更名副其实的“以言行事”，将发生在以语音和视频为人机交互界面的大模型得以泛在化之后。
作为新型生产方式的人机合作“以言行事”，也使我们看到了自然语言所拥有的新功能：语言不仅反映实在，而且建构实在，语言真正成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此时，无论是卡西尔“人是语言（符号）的动物”，还是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或是维特根斯坦“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都可以在“以言行事”的行为方式或生产方式中通过认知智能与行为智能的融贯而得到新的诠释。与此同时，当“以言行事”的生产方式泛在化后，大模型可以助人甚至替人完成在生产中需要用“手”去做的事情，进一步解放人的双手，使人从那些重复性、工具性、非创造性的劳动中摆脱出来，走向新的自由和解放。当人机交互以自然语言为接口或界面时，人从智能机器获得增强成为易事；当每个人都有大模型为助理时，就意味着全体人类能力的提升，劳动变得更有成效，人的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语言功能的这种新扩展及其连带而来的人的新发展，无疑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界。
四、智能文明的两化协同
大模型作为基底技术所造就的智能生产力及“以言行事”的生产方式，可能缔造出一种新型的文明：智能文明。这是从大模型所可能引发的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和生产方式嬗变所贯通融合的结晶。智能文明本身就是智能社会的一种表述方式，但纳入“文明形态”的刻画后，智能文明就体现出“文明社会的智能化”与“智能社会的文明化”的双向交织，也就是“智能”与“文明”的“互化”，或“两化”的相互建构与动态融合，使智能社会成为一个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即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社会有机体”。
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将社会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整体，重视社会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由此来分析和理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社会功能的互渗性及社会规律的协调性。作为社会有机体的智能文明是一个动态的整体，即马克思所说的“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也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乃是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相互发生牵制作用”。智能文明是一个新型的社会有机体，其中智能化与文明化作为一体两翼，彼此牵制、相互建构、协同运作，智能化与文明化深度交融、彼此不能拆解，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可称为智能文明建设中的“两化协同”。在大模型与智能社会领域，两化协同意味着在推进大模型研发和应用的“社会的大模型化”（即智能化）的同时，必须关注大模型的人文效应，重视趋利避害的监管，两者需结为一体地展开。
智能社会不仅要符合技术上的智能化指标，还必须合乎精神文明的人文水准。智能化并不等于智能文明，只有当智能化被文明化，尤其是与精神文明高度关联，才是真正步入了智能文明时代。智能化之所以必须文明化，是因为任何一项新兴科技的产生与运用在给人们带来机遇与便捷化的同时，亦会带来新的风险。并且，技术的能力越大，往往蕴含的风险也会越大。所以，对大模型的社会人文效应不能简单盲目地乐观。大模型所具有的大能力也意味着可能存在的大风险，对它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主客异位的人文风险、分化与排斥的社会对抗风险必须保持警醒，未雨绸缪、提前预判、加强监管，形成“负责任的大模型研发和应用”的社会格局，确保基于大模型的智能文明带给人类的是福祉而非灾祸。
作为社会文明范畴的道德、法律和制度等对智能社会的文明化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表明，智能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并不是像技术决定论所主张的那样只是从技术指向社会的单向影响，而是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双向互动。可以说，不解决好大模型研发和应用中所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大模型带来的智能化就不能文明化，大模型就不可能获得积极的社会评价，就会受到包括广大用户在内的技术参与者们的多重制约而难以被社会应用，而这些都表明了技术是由社会建构、在社会中形成的。基于这一视野，要取得技术的特定的社会效果，如要获取大模型的文明化效果，就必须致力于大模型的社会建构，调动积极的社会手段来达到这一目标。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社会观主张技术对社会的决定作用，但绝不走向简单而又极端的技术决定论，而是十分重视社会对技术的建构作用，使技术决定社会和社会建构技术结为相互融合的关系，使“社会是技术中的社会”与“技术是社会中的技术”得以“有机整合”，亦即智能化与文明化的两化协同，通过发展技术和发展社会的双重努力来实现智能文明，这无疑是社会有机体的又一呈现向度。
总之，大模型所关联的文明社会的智能化，只有与智能社会的文明化相结合，才能完整地集合为一个社会有机体，也才能有整全意义上的智能文明。或者说，智能化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形态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但智能化必须文明化才能为人类带来福祉。这种两化协同的关键点，就是既要大力促进在大模型技术上的创新能力，也要不断提升智能化的社会治理水平，使两者得到平衡有序的发展。
五、智能社会：技术社会形态的新发展
上面的分析表明，大模型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智能化影响，对智能社会的真正起点赋予了明确的含义，使智能社会从一个憧憬性的模糊概念逐渐成为一种现实状况。大模型的这种社会意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技术社会形态的划分，可以进行无缝衔接。
技术社会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社会发展及其形态表征的一个特定视角，是一种“以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准划分的社会形态”。它是对以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来划分出“经济社会形态”的补充，也可将技术社会形态视为经济社会形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两者相结合的表述（如“工业资本主义”“信息资本主义”等），往往既能刻画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力性质，也能揭明其经济制度本质。
技术社会形态的立足点是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革命以及生产方式革命，然后在此基础上带来社会文明形态转型。技术社会形态的视角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揭示了在不同的技术社会形态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通过研究技术社会形态，可以增加我们从长时段把握历史进程的手段。从底层的技术逻辑上理解社会的必然趋向，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分期的重要视角，并与经济社会形态的视角有机交融又互有侧重、互不取代。
对于人类历史上已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技术社会形态，既往共识度较高的概括或划分是：基于采集和狩猎技术的渔猎社会、基于手工技术的农业社会、基于机器技术的工业社会和基于数字通信技术（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社会，这是自托夫勒的三次浪潮学说和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理论以来被普遍认可的区分。基于此，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后的资本主义，也就有了“信息资本主义”“网络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称谓。
自从人工智能出现并与大数据、云计算等高度融合发展以来，智能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不断加深与增强，各种“颠覆性改变”接踵而至，进一步造就了信息社会的新特征，以至于不少学者将人工智能视为更能体现信息社会本质或表征新的技术社会形态之技术，从而将工业社会以后的技术社会形态称为“智能社会”，并对人类历经的技术社会形态进行了相应的划分：“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角度进行判断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从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的智能社会的发展历程”。因此，标志信息社会来临的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可以被重新定位为智能社会的酝酿阶段：“计算机的发明酝酿了以人工智能替代脑力劳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那么，如何称谓工业社会以后的技术社会形态即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智能社会”，哪个概念更能表述“后工业社会”的特征？这涉及对大模型的社会意义的理解或历史影响的定位。
后工业社会通常指以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它超越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中，信息社会和智能社会的概念是相互交织的。信息社会强调的是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信息的创造、处理、存储和传播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社会各个领域所实现的是初阶信息化和自动化——可称之为“数字化”。智能社会则是在信息社会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通过集成更高级的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实现更高级别的信息化和自动化——可称之为“智能化”。智能社会不仅包括信息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还包括利用智能技术进行决策支持、优化资源配置和服务模式创新等。在这个意义上，智能社会也被视为包含了信息社会。
总体上说，后工业社会既包含信息社会也包含智能社会的特征，两者对于表述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并不冲突，体现了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社会演进。当然，对于这种演进是质变还是量变，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果将两类技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视为互不涵盖的基底技术，那么从信息社会到智能社会就发生了质的跨越，我们就可以将大模型视为从信息社会到智能社会的临界点。如果基于信息与智能、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一脉相承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先前所指称的信息社会视为智能社会的初级阶段或准备阶段，从而将智能社会视为信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信息社会的一种延伸和深化。由于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为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所以智能社会也是信息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可以将智能社会视为信息社会的一种高级形态——它在信息社会的基础上，通过更先进的技术实现了更高水平的自动化即智能化。但如果涉及哪一个概念更适合指代作为工业社会之后新的技术社会形态时，实质性的问题就是两者间谁涵盖谁？这又进一步取决于如何看待信息社会的基底技术与智能社会的基底技术之间的包含关系。
从概念的大小从属关系来看，人工智能无疑被囊括于信息技术之中，智能现象也无疑隶属于信息范畴，所以智能社会只能是信息社会的一个阶段，信息社会才是更能体现与工业社会相区别的新技术社会形态的称谓，因为从信息社会的发端处，作为工具技术的机器就发生了质的革命，这就是从由人直接操作的机器改变为由计算机控制的机器，由发动机、工具机和传动装置构成的传统机器系统中增加一个前所未有的部分——控制机，从而使工具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由此，机器的直接控制问题得到解决：通过计算机（作为控制机）发送信息指令去控制工具机进行合乎要求的有序运转。至于后来的“智能机器系统”的出现，无非是计算机作为控制系统的性能的提高，其功能仍属于“人工信息控制”或“自动控制”的范畴。另外，“智能机器”中的“智能”也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因为智能通常是指系统在不确定环境下，通过获取、处理和利用信息（知识）来成功达到目标的能力，而智能机器（人工智能）一旦学会了成功地处理一类问题达成目标时，也会“水涨船高”地提高智能的标准，将那些还不能解决的问题或不能成功地达到的目标视为人工智能研发的方向。所以，现在我们视为具有智能的机器，在将来更高水平的智能机器出现后，往往就不会再认为它具有智能性，正如我们现在评价早期的计算机功能时往往已不再认为它具有智能性一样。正因如此，计算机一开始就是在模拟人的计算智能，是后来陆续开辟了感知智能、认知智能和行为智能的模拟方向后，才不再将仅能帮助人计算的计算机看作有智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智能社会”也是一个相对性较强的概念，用它来指称工业社会以后的技术社会形态，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鉴于此，用信息社会来进行指称更具优势。
当然，由于信息的宽泛性，用信息社会来指称工业社会以后的技术社会形态也存在局限性，即对“机器控制”的核心要义缺乏“画龙点睛”式的强调，而智能社会恰恰“点”出了这个要义：用类似人的智能进行控制，当这种控制达到较高的水平时，智能机器尤其是人形机器人甚至可能像人一样行动。鉴于“智能”对“信息”的这种集约化，也鉴于人工智能在信息技术中所居于的关键支撑地位，智能社会也可被视为信息社会的实质性表述。在这种表达中，社会的运转从以一般的“信息”为核心转变为以“智能”为核心。此时，信息技术的特征通过智能技术得到更精致的体现，信息社会的当代特征也由智能技术来造就，从而智能社会就成为更能反映信息社会本质的称谓，由此也可以成为信息社会的代名词，成为表征信息社会的新概念。所以，在信息技术发展到以人工智能为主导，而人工智能又进一步发展到以大模型为主导的现阶段，智能社会或许可以被认为是继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重大阶段，三大技术社会形态的演进就可以概括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智能社会”。
结语
随着计算机从简单的计算智能走向感知智能，再走向认知智能，负载于计算机上的机器智能水平不断提升。而大模型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这一人工智能核心能力的突破性进展以及新的生产工具范式的开创，使机器智能的影响力日趋强大，让人们感到真正的智能社会正在到来。
智能社会是普遍使用智能技术从而在各个领域广泛实现智能化的社会，人工智能只有发展到大模型阶段的“大智能”才能通过“大应用”和“大参与”来达成这一目标，所以大模型是智能社会成为现实的重要标志。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大模型关联智能社会的深远意义，有助于从“技术/工具革命—生产力革命—生产方式嬗变—文明形态转型”的整体联动和系统变革上去把握大模型所造就的技术社会形态新发展。这样的把握也使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落地于智能社会及其动态演进，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历史深处”的当代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