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和世界意义尚未清晰地提炼出来，远未达到自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双重的。
在外界，中央编译局一直被看作是中共中央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这个“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和理论研究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在国内略显低调，颇具“神秘”色彩。
去年12月9日，已有60多年历史的中央编译局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展示自己的形象。今年2月份刚履新的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模式”是一种结合中国的国情所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是世界多种发展模式中的一种。
全国“两会”在即，上任刚满一年的衣俊卿第一次以中央编译局局长的身份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谈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围绕“中国模式”的激辩，这位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的学者型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坦率地讲述了自己的观点。
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偏重“中国向度”
中国新闻周刊：早在2008年，你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的观点，请你介绍一下两个“向度”的内涵和相互联系？
衣俊卿：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国向度”，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这实际上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其基本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普遍真理”当作给定的前提，着眼于中国发展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表述；因此，它主要表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由外向内”的单向输入的向度。
而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向度”，是指要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并强调中国经验的开放价值和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因此，它呈现为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双向互动”的向度。
实际上，“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可分割、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两个组成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衣俊卿：应当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在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中，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这两个向度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偏重于“中国向度”。我认为有三个方面要引起注意：其一，封闭地研究中国问题容易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验”仅具有限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意义。封闭地探讨中国问题、孤立地描述世界问题、绝对地用世界问题来剪裁中国问题、绝对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等片面现象，在我们的研究中都不少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经验”的价值和意义，还是让人感觉这些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其二，孤立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容易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孤芳自赏”，并且存在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阐释走入误区的可能性。从目前的有关成果来看，人们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视域时，更多考虑的是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民族化。
具体说来，人们比较多地关注马克思主义如何吸收中国文化的成分而民族化和本土化，但是往往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的扬弃，忽略了使民族文化通过积极地与世界各种文化对话、交流和碰撞，来推动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和对世界文化的新贡献。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按照这种思路推动的“文化走出去”战略容易导致某种价值取向的偏差。目前在世界的目光聚焦处往往都是悠久的“古董级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成果，而较少看到当下中国的文化创造和理论创新。这就容易造成人们越是感觉你的文化悠久，就越认为你现在没东西，厚古薄今是要出问题的，我对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包括设立孔子学院等，是有保留意见的。
其三，缺乏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和理论对话，容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价值限定在地方知识的层面上，无法阐发其世界意义。目前，我国的学术研究的基本格局是：西方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之间很少对话和沟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彼此脱节，往往分别由两批不同的理论工作者在彼此独立地进行阐发。
虽然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形成的各种有影响的流派的观点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并不陌生，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自觉和普遍的对话和交流机制。这种情形在全球化背景下会越来越制约我们的理论创新。
不必急于总结和定性“中国模式”
中国新闻周刊：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涉及到中国走怎样的发展道路。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很热烈，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并未看到一个详细的说法。你本人也曾谈到“中国模式”，请你具体谈谈其中的内涵。
衣俊卿：在改革开放这30年中，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出色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中国的表现确实很出色，给全世界表现出了一种经济上的奇迹。
关于“中国模式”，现在主要有三派观点：一种是认为已经形成了模式；一种认为根本没这个模式；还有一种认为这种模式在成长。
我认为有模式。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这么一个大国家，支撑十三亿人的生存发展，在面对民生问题、社会稳定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之后，经济还能够这么发展，我认为一定有其深层的、体制上的、文化上的原因。
它的成功一定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一种发展道路，可供世界借鉴。世界上已经存在很多不同的模式，它们之间有着一些共同的追求和价值观，有对话，也有包含冲突在内的相互学习。
“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在于，中国的成功证明了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发展道路、一种模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应该一方面借鉴世界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脚踏实地地认清自己的国情，然后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从而推动一种包容性的发展。这才是人类正确的发展趋势。
但目前而言，我认为不必急于拿出一个结论说“中国模式”是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你说不要急于对“中国模式”下定论呢？
衣俊卿：问题在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和世界意义尚未清晰地提炼出来，远未达到自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双重的：
从内在的原因来看，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存在着局限性，有时在强调“中国特色”时忽略了从全球的背景和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经验，容易把中国问题当作中国自己的事情，有时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只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
从外在的原因来看，中国在快速发展中遭遇到“成长的烦恼”和“资本逻辑的打压”，我们发展的国际环境并不是很好。尽管全世界越来越关注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从“资本的逻辑”和自己的价值观出发，并不承认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创新，它们通常只在有限的意义上承认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中的成就和经验，而且还常常以“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来指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这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以国际化的语言，阐释清楚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的发展模式，讲好中国的故事。一方面，我们必须把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价值的、哲学的、历史的等多重视角结合起来，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来阐述清楚中国发展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研究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还要善于全面地研究和总结俄罗斯等传统强国的发展道路、巴西和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道路、亚太国家的发展道路、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一个多元差异的参照系，在多维比较中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进行定位。
现在的成绩还相对脆弱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中国模式”有没有内在的缺陷？在哪些地方？如果不改的话，是否会如外界所说的不可持续？
衣俊卿：当然有，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不是罗列具体问题一二三那么简单。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得出何种结论，而是要有一个客观判断。如果说中国有一种模式有一条道路的话，这些东西远远不是已经完全成熟的，已经充分发展的，这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最近，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要正常冷静对待。
我认为，最要紧的是做出一个冷静的判断：我们的发展模式尚处于初生的、未充分展开的状态。从自身的发展来看，中国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内涵及其优越性，还需要假以时日才能逐步展开，逐步完善。从国际格局来看，我们虽然已经被卷入了全球化进程中，并且分担着全球化的风险和问题，但是，我们在市场机制、资源配置、国际流通等方面还没有真正分享全球化的实惠，我们的模式还没有真正有机地融入到全球化之中，没有展示出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模式的成长不会是一片坦途：你想“韬光养晦”，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特色，这显然不会被发达国家所容许；你想真正融入到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发达国家的各种霸权同样设置了重重障碍。
所以说，现在取得的成绩还是相对脆弱的，并不那么牢固。我们很多东西刚刚展开，在国际上也才刚刚建立起来。另外，如果国内民生等重大问题没有处理好，就很可能出现大的挫折。如何度过“成长期的烦恼”，如何能让我们的模式健康成长起来，成熟起来，这才是最应该担心的。
中国新闻周刊：说得很实在，这确实是国情。
衣俊卿：中国的很多理念，比如说民主、法制的问题，河南商丘的赵作海案不是被纠正过来了吗？现在越来越规范了，包括判案要同案同刑、标准化等，都在慢慢变化中。
中国新闻周刊：温家宝总理曾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你怎么看？
衣俊卿：这是没错的。但是人们通常一说到政治体制改革，就容易变成一个宏大话题，而比较容易忽视微观层面上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什么意义上算是政治改革？微观层面上这些进步算不算？完善社会管理算不算？
应该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比如民意作用越来越大了。我们现在对干部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靠民意，各级政府和部门更加关注网络舆情和民意，这都是进步。
中国新闻周刊：不少人也认同渐进、微观改革，但目前是否慢了一点。或者说不是全局的考虑，缺乏顶层设计？
衣俊卿：考虑到我们国家发展的基础，我们形成的模式还相对年轻、相对脆弱的现实，这可能是更好的一种办法。例如，在选人用人上，各单位的竞争上岗的干部已经达到三分之一以上，中直机关和一些省区已经到司局级了，将来会再扩大一点。慢慢来。
还有一个稳定性问题。干部流动太快是否就好？这也是一个问题，比如县委书记，基本任职两年到三年就变动，现任和前任的思路还常常不一样，前任书记干的事还没完成，又变了，难以形成稳定的发展规划和连续的思路。我认为更关键的是规范决策机制，现在存在权力太集中，决策太随意的问题，更凸显决策机制的问责制很重要。比如决策错了，该承担什么责任？
根本的问题还是，这么大的一个社会，人们的需求分众化，人们的生活水平分众化，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很多很多，这也开始显现出道路和模式面临的问题很多。也不是具体的一、二、三几点的问题。这种道路、模式和体制还在探索、磨合之中，它需要成熟起来的时间。
以网球运动员李娜为例，十几年来大家都看好她，她每次比赛都有不错的成绩，但是能像去年和今年这样，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就不一样了。你看她今年的比赛状态，说明她技术、耐力、心理素质和应变力等都开始成熟起来了，她也可能输，也可能拿不到冠军，但整体实力已经不错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比喻很贴切，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未来还需要更长的稳定，动态的而不是固态的稳定。可是现在我们的趋势是有一点固态的稳定。
衣俊卿：从你们媒体的角度看，很多方面可能很着急。这次中东局势动荡给我印象很深。但我认为中国已经完全超越那些国家的体制。比如说文革以后，中国就进行了领导干部体制改革，你可能说我们还不完善，但是新老交替已经规范化、法制化、体制化了。终身制咱们不会有了，更不会有三十年的总统。
当然，我们的干部中也出现了一些贪污腐败的问题，但总体上看，还是有很多进步。没有一个当官的，一个省委、省政府不把民生，不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可能偶尔有点浮夸的问题，GDP掺水，但大多数干部还是考虑怎么样把事情搞好。
前几年中央讲科学发展观，这几年越来越关注民生，讲二次分配，也不更多关注GDP了，而是关注民众收入、幸福指数的同步增长等。这种进步，你应该承认。不是不变，而是在不断改变。可能有人有些着急，觉得相对稳定、发展慢，但是回头看，不用太长，就对比十年、二十年前就能看到，它的发展是不错的。老百姓说：不怕慢，就怕站。尤其中国是大国，折腾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