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轴心期”与20世纪文化谱系中的风景线
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把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称作世界历史的“轴心期”(Axial Period)。他认为，在这一期间，人类精神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几个彼此独立的地区同时觉醒，人类意识开始从历史深处的潜流中涌出，变成自觉的精神光环，映照着原本沉默无言的历史。“轴心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作为先知和立言人的思想家群星般地涌出：孔子、老子、庄子、孟子、佛陀释迦牟尼、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琐罗亚斯德，等等。这一轴心期十分重要，因为它奠定了人类精神的基石，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他断言，世界历史可能会出现第二个轴心期，但是，这一时刻迟迟没有到来，即便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快车道的科技时代也还不是这种意义上的轴心期。
我们虽不敢断言20世纪人类开始了一个新的轴心期，但是，我们的确看到人类精神新突破的可能性。支撑着人类两千多年的“轴心期”文化精神在20世纪既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创造力和潜能，也清楚地显露出自身的误区和极限，因此，人类精神或许可以通过自我反思而开辟新的地平线。最为重要的是，在这种自觉的文化批判中，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公元前世界历史轴心期那种思想家群星灿烂的场景：胡塞尔、弗洛伊德、韦伯、齐美尔、舍勒、柏格森、维特根斯坦、罗素、斯宾格勒、汤因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阿伦特、波伏娃、本尼迪克特、德里达、福柯、德勒兹、伽达默尔，等等。
在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谱系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构成了一道亮丽的理论风景线和一个最耀眼的思想星丛：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布洛赫、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列菲伏尔、哥德曼、赖希、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哈贝马斯、沙夫、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赫勒、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以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流派的思想家。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秉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价值立场，直面当代人类重大问题和文化困境，展开了多维度、多视角、多层面的文化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思想和文化精神，而且为人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掌控历史变局、摆脱危机灾难、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不全面了解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和思想创新，我们很难深刻把握20世纪人类历史的内涵和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
研究新马克思主义，不能满足于开疆拓土式的“初耕耘”
过去30多年，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以及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课题。毋庸置疑，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其研究的触角几乎已经伸入到所有主要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之中，并且对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建树做出了各种梳理和总结。而且，我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从20年前主要关注已故的重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拓展到同步跟踪当代国外各种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可以断言，世纪之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独立设立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的正式设置，必将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升温。
毫无疑问，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面展开，从思想资源、问题意识、理论范畴、研究范式等许多方面丰富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且为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开凿了一个特别的透视路径。然而，对于新马克思主义这一丰富的理论宝库，我们的研究不能满足于这种开疆拓土式的“初耕耘”，必须进一步地精耕细作。目前学术界也在从不同视角思考如何在新世纪的历史背景下深化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积极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迄今为止，我们的研究主要停留于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框架和研究范式来解读新马克思主义，而没有自觉地开启和展开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比较视野，特别是国际比较视野。这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体上处于“接受式”的解读，而无法行之有效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的重要原因之一。
研究新马克思主义，多维度的比较视野不可或缺
基于此，《新马克思主义评论》拟搭建一个开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比较视野的平台，对于人们公认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和流派逐一推出“专辑”，选译和推介国外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学术界更加深入地开展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文献支撑和理论借鉴。显然，这样一项工作对于深化我们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于加深我们关于当代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的把握，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展积极的国际理论交流，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甚至可以说，对于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机遇、挑战和责任正在无限增大的中国来说，我们不能不开启重要的国际比较视野和多维的世界眼光。
记得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曾经强调，不应埋头孤立地探究文化的起源和本质，而应当致力于对各种文化现象的解释和比较研究。他说，“阐释人类学的基本使命不是回答我们最深切的问题，而是让我们了解在其他山谷放牧其他羊群的其他人所给予的回答，从而把这些答案收入可供咨询的有关人类言说的记录当中。”当然，我们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会满足于关于各种具体的文化现象和理论观点的记录和阐释，但是，多维度的比较视野永远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央编译局局长 衣俊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