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毫无疑问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起步并迅速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于 90 年代初期陷入低迷之后又在 90 年代后期逐步复苏，到 21 世纪头 10 年进入急剧膨胀期。从研究范围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扩展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学等领域； 从学术门类的归属与定位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从原来的一个理论热点发展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领域； 从学术影响与辐射力看，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人物和理论目前不仅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主攻方向，而且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的重要选题之一，特别是成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重要选题来源之一。
作为一名已经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从事20 多年理论探索的研究者，看到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日益繁荣与快速发展，我的确感到由衷的高兴。然而，在兴奋与欣慰之余，我也有一种很深的忧虑。虽然在过去的 20 多年间，我曾先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面对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井喷式”的理论成果、“走马灯式”地纷纷登场的国外学术流派和人物、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概念、新理论，我也有一些茫然，有时甚至隐约感到一种“学术眩晕”。毕竟，推动一个学科从初创到成熟需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需要展开扎实而细致的工作。一个学科过分快速地“跃进”和无限制地膨胀，其前景必然有一定的隐忧。
因此，我认为，我们在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时，除了埋头于自己所专注的人物或问题，也需要时常抬头环视一下这一学科的总体研究情况，并思考一些前提性问题，并就不同流派和不同方面研究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进行必要的探讨与沟通。检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在充分肯定近年来所取得的突出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还存在许多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例如，研究的理论深度问题、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问题、不同流派之间的有机联系问题、理论的现实穿透力问题，以及主题散乱、缺乏沟通对话、译介多而理论分析少等问题。我在这里无法逐一探讨这些问题，只想通过关于一种合理的“划界意识”的探讨，来思考如何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一、“ 划界意识” 的提出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和对象是比较清晰的，主要是对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法兰克福学派、萨特、阿尔都塞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后来逐步扩展到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比较典型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近几年，有两个方面的研究迅速突破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原有阈限：一是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迅速走热，二是带有“后学”特征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及各种左翼激进思想被广泛地纳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这两个研究领域在不同方向上的推拉与扩张，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边界呈现出不断向外“漂移”的开放姿态，迅速把当代各种不同类型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裹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格局之中。
这种研究态势无疑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它从一个层面彰显了马克思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巨大影响力和价值。但是，如果不加分析和限制地任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边界继续向外“漂移”，这种无界域的无限僭越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模糊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和基本思想的消极后果。实际上，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或研究主题，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身后的各种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也包括站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文献分析和文本研究的学者，还包括那些在不同程度上接受马克思影响，开展对资本主义和发达工业社会批判的理论家。应当看到，这几种类型的理论，既相互交织，又有重大的区别，因此，在开展研究中，还是要在一定意义上区分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和关于马克思思想在当今知识界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的影响的研究。这就是我所寻求的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培养的一种“划界意识”。
谈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划界”问题，必须指出的是，我的这种划界诉求强调的不是一种“硬划界”，而是一种“软划界”； 不是一种“刚性划界”，而是一种“弹性划界”； 也就是说，这种划界意识的重点不在于“约束”和“规定”，而在于“提醒”和“启示”。具体言之，我在这里绝不是要做一种区分“谁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区分我们“可以研究什么”和“不可以研究什么”的具体“划界工作”。实际上，无论是各种明确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还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翼理论家，以及各种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思想影响的理论家，都应该纳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围。只不过，在对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流派的研究中，我们应引入一种“区别意识”，一种“划界意识”，不能不加区分、不分轻重、不分远近地把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笼统地都称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或者不加分析地给各种与马克思思想有某种关联的观点都贴上“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标签。特别重要的是，一种合理的“划界意识”可以防止我们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理解变成各种不同观点的拼接组合。近年来，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和对象，已经做了各种各样的具体划界工作。
我在这里不想继续在这个层面上一般地辨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各种范畴的指谓及其内涵，而是从几个方面来阐述我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应具有的合理的“划界意识”的想法。
二、基础性的“ 划界意识”
我们所倡导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划界意识”，在基础的层面上可以表述为： 应当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涉及的各种流派、人物和观点的客观的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做出切实而恰当的评估，从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突出重点和核心层。
我认为，提出这种含义的“划界意识”是非常必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它可以涵盖世界各国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关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按照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的规范要求来看，也是如此。这一学科主要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基本思想，包括国外共产党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创新，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阐释，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文献等。面对如此宽泛的思想理论资源，我们显然不能平均地投放研究力量，而应当集中研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内容。我想，这种影响力的确定不能仅仅以我们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创造力的主观评价为尺度，还应当考虑客观的评价标准： 这一理论阐述是否真正进入到当代人类思想和理论对话与交流之中并具有影响力，或者是否真正对社会实践、社会运动或社会进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确存在着一些值得反思的现象： 人们在引入和研究某一人物或某一理论时主要凭借自己的主观评价，而没有充分将之纳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格局中加以比较研究，没有在自觉的“划界意识”的引领下充分提供关于这一对象的客观影响力的分析。并且人们有时还出于自己的熟知度和理论偏爱而突出强调自己选择的研究对象的价值，否定或者低估其他人所选研究对象的价值和地位。这里存在着两种可能的情形： 一种是有些可能在国际上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客观影响力的学者和理论观点在我国学术界被迅速“包装”和“炒热”起来，从而使其在我国学术界获得了甚至在其本土理论界也不具有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 另一种情形是所选择的研究对象的确具有客观的理论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但是，我们并没有按照“划界意识”进行某种自觉的前提性论证。我认为，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具有局限性，需要自觉地加以完善。
为了说明这一层面“划界意识”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在目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选出几种典型的例子来加以展示。一种情形是所研究对象的学术影响力或现实影响力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例如，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过去 30 年在我国学术界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要对象，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可取代的巨大的学术影响力，以及对 20 世纪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的文化反抗运动等方面的现实影响力。再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其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影响力和在当代社会运动中的现实影响力，也已经清楚地得到了证明。另一种情形是所研究对象的学术影响力或现实影响力得到自觉的论证。例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东欧一些较小的国度，但是其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并不限于其本土，我们曾论证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性及其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刻阐述，特别分析说明了卢卡奇、布洛赫、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人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就高度评价并向国际学术界推介其理论观点、70 年代后期其主要代表人物直接进入国际学术交流，以及哈贝马斯等当代著名思想家对其主要代表人物理论的重视，从而论证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
还有一种情形是所研究对象的学术影响力或现实影响力尚未得到自觉的论证。这种状况比较多地体现在近年来人们对国外某些大学教授观点的直接引进和评介方面，甚至包括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日本一些进行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学者的介绍和研究。一些研究者对日本学者的研究给予很高的期待： “‘日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理应成为一个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同等级别的研究范畴。”
这一学术定位看起来可能令人鼓舞，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除了对其理论的更深入细致的探索，除了说明这些学者在日本本土的学术影响力和中国学者对他们的特殊关注，还应当进一步论证他们在国际学术交流和理论发展中的直接地位和实际影响，以及其他理论比较发达的国度对其理论成果的接受、承认与研究状况。迄今为止，关于这些问题，以及关于这些日本学者的观点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或者是“马克思学”等问题，都缺少系统的令人信服的论证。
三、深层面的“ 划界意识”
我们所倡导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划界意识”，在深层次上可以表述为： 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做出评估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对每一具体研究对象的价值取向、基本观点，特别是其同马克思思想的真实关系做出具体的区分性评价，至少要明确一点：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同关于马克思思想在当代思想界和社会实践中的影响的研究是有区别的。
这一层面的“划界意识”可以看作是第一层面“划界意识”的进一步细分，也就是在我们所确定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对象之中再做具体的细分，以便突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的突出强调。这方面我们面临的情形更为复杂，例如，对于已经被纳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中的各种流派和人物，按其理论立场、价值取向及其同马克思思想的实际关联，可以做出多种不同的甄别与辨析： 坚持马克思思想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和创新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 在精神气质上体现马克思的激进批判意识，对发达资本主义进行激进批判的左翼理论家； 站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进行解读的理论家； 某些以解构和超越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马克思学家”，等等。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对象无论性质如何，都可以也应当作为我们在新形势下深刻理解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我们在价值取舍上，还是要始终保持一种比较清晰的“划界意识”，虽然我们明确反对那种“唯我独马”的独断态度，但是，我们也不能把理论的开放性发展成为丝毫没有限度与规范的“弹性”。假如我们通过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得到的收获是价值各异、立场各异的众多当代理论观点“并存”或者“拼接”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那么，这种“弹性”将危及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本身的合法性。我们可以在这里以“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为典型例子，来说明这种“划界意识”的重要性和实际确立这种“划界意识”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勿庸置疑，近年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展开已经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快速发展的重要推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以及其他众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影响不断增大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纷纷亮相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平台上，特别是各种左翼理论家也一同被裹入这一研究中，这些理论研究推动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边界急剧向外拓展。我们丝毫不会怀疑这些研究的重要性，也不会怀疑这些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理论上的独特阐释力，以及在西方发达社会中通过各种激进的、微观的左翼反抗运动而具有的现实影响力。问题在于，这个以“后学”来命名的阵营太庞大、太嘈杂了，粗略地说，其中可以包括： 公认的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如拉克劳、墨菲、雅索普、齐泽克、卡斯托里亚迪斯等； 典型的后现代理论家，如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勒兹、瓜塔利、鲍德里亚等；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赫勒、科拉科夫斯基等； 以及众多的各式各样的左翼理论家，如贝尔、詹姆逊、吉登斯、斯图亚特·霍尔、保罗·赫斯特、巴里·辛德斯、佩里·安德森、伊格尔顿、大卫·哈维、卡利尼科斯、埃尔斯特、奥菲、马舍雷、朗西埃、巴迪欧等，这个队伍的阵容还在不断扩大，我们时常发现又有新的陌生者被卷入这一研究领域。
这个阵营的确是太复杂了，以至于同样是“后马克思主义”，术语的拼写都不相同，更不要说定位和取向上的差异了。因此，要对这个复杂的阵营中的每一个流派、每一个思想家都清晰地定位或者归类，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清晰地辨别其中哪个属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更是异常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不同研究者在做着各种极其不同的努力，例如，当巴迪欧明确宣布“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时，人们要去论证他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 当有的研究者把伊格尔顿当作后马克思主义者加以研究时，他本人却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 有的研究者倾向于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评价后马克思主义，或者“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之间”来定位后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当一些人认真地论证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时，另一些研究者却明确指出，“后马克思思潮不是马克思主义”； 还有的学者干脆断言，“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形态，相反，它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它试图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概念和范畴”。正由于这种复杂性，许多研究者干脆不进行这种定性的和区分的争论，而是直接对不同的人物和理论进行具体的个案性的或局域性的研究。
显而易见，面对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左翼理论所构成的特殊阵营，我们无法进行“硬划界”意义上的具体划界工作，但是，培养一种“软划界”意义上的“划界意识”则肯定是必要的。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需要专门的工作，我在这里只能简要地说明自己的大致倾向。我认为，对于后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三个维度上着力加以探讨，即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后马克思主义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这三方面的关系不搞清楚，我们就无法对后马克思主义进行清楚的定性与定位。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 Stuart Sim) 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特别强调了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在我看来，这种内在关联是存在的，并且，承认这种内在关联是极为重要的。在这里，我想着重谈一谈研究对象与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性质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性质问题。具体说来，一方面，应当对庞大的左翼理论阵营中的不同代表人物同马克思思想的关系进行审视。有的研究者区分了六种西方左翼，并且发现，绝大多数左翼“均与马克思主义发生或多或少的关系”，但是，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在具体研究中既要充分借鉴和吸收他们对资本主义激进批判的理论成果，又要依据他们同马克思思想关系的性质，以及他们同某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关系的性质，来具体判定他们是属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还是属于受马克思思想影响的一般理论家。另一方面，在涉及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时，我们应当把那些只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吸纳了后现代主义的微观政治批判思想，而在理论定位上与马克思思想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传承关系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纳入后马克思主义阵营，而把德里达、福柯等典型的后现代思想家定位于受马克思思想影响的、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理论家。
在本文中，我想重点探讨“划界意识”对于健康地开展马克思学研究的重要性。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向外拓展的重要体现。对于西方马克思学的关注，与国内学术界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研究，特别是所开展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 即 MEGA2) 的编译工作和研究工作密切相关。
毫无疑问，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借鉴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改变传统哲学教科书忽视文本研究的问题，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然而，目前一些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已经不满足于文本研究的定位，而是通过模糊或淡化我们所说的“划界意识”，把马克思学膨胀、拔升到最本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地位。应当说，“马克思学”的原本定位和划界是比较清楚的，在其狭窄的意义上，它通常是指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与思想进行跨学科、超党派、非意识形态的、纯粹客现的学术研究。从性质上，它常常的确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研究”，而是一种“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的研究者一般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只是研究马克思； 而后者的研究者则均为具备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学者，但他们并不信仰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信仰具有批判性、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目前一些马克思学研究者对“马克思学”这一范畴做了两个步骤的转换： 一是把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都冠之以“马克思学”，从而把“马克思学”从吕贝尔所确立的那种具有特定含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膨胀为可以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等在内的庞大的理论阵营，于是我们所熟知的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也都被划归了马克思学的阵营； 二是以争夺话语权的理由，提出“重建马克思学”，特别是创立“中国的马克思学”的主张。
最近几年，关于创建“中国的马克思学”的主张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获得了比较大的反响，甚至我国学术界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学者也对此明确表达赞许。
我丝毫不否认主张创建“中国的马克思学”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坚定性和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的热切渴望，但是，对于这种把某一具有明确的特定的内涵和价值规定性的范畴膨胀和扩大的做法，我还是有很多忧虑。我注意到不少学者通过从梁赞诺夫那里开始另辟“马克思学”的起源，以及通过关于“西方马克思学”和“国外马克思学”的术语辨析，来为自己所使用的“马克思学”范畴进行了“大同小异”的论证，但是，我感到自己迄今还是无法完全被这些论证所征服，实际上，学术界也有不少学者像我一样抱有类似的疑虑。
我在这里并不想介入围绕着“马克思学”范畴的发明权的争论，在我看来，目前的一些争论还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我在这里只提出两个相互关联并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其一，是不是文本研究属于“马克思学”的专利，只要开展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就一定要冠之以“马克思学”？ 换言之，是不是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来没有进行过文本研究？ 是不是如果不创立一种“马克思学”就无法开展文本研究？ 我注意到，实际上也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做了很深入的探讨，但并不把自己的研究命名为“马克思学”，而且也有研究者明确提醒不能把文本研究视作“马克思学”的专利。其二，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所谓“中国的马克思学”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问题。如果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缺乏文本研究，而强调要建立“中国的马克思学”，那么所谓“中国的马克思学”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相互并列的关系？ 还是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内在地包含着“中国的马克思学”，或者说是要以“中国的马克思学”取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假如“中国的马克思学”是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文本研究基础，那么这就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内在地就要求包含着文本研究，那为什么又不把这种研究直接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 是不是只有称之为“马克思学”才能获得理论的科学性？ 这些问题使我非常纠结，遗憾的是，目前的争论很少直接探讨“中国的马克思学”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好不容易找到一篇直接讨论二者关系的论文，但是，我得到的答案是： “中国马克思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中国马克思学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具体体现在诸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推动思想解放”等。
这样的论述使我更加困惑，这些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意吗？ 把这些内容再贴上“中国马克思学”的标签用意何在呢？ 我在这里并非急于对上述问题提出定论性的判断，但是，必须指出，这些问题不是枝节性问题，而是健康地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
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现实诉求”
在从上述两个层面具体阐述了我们所倡导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划界意识”后，我还想转换一个角度做一种补充性论述。如果说，上述讨论是对这种“划界意识”所进行的“是什么”的分析，那么现在我们转向“为什么”的问题。我想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诉求”的辨析来说明确立“划界意识”的重要性。
所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诉求”，实际上就是提出为什么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即要明确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所期待的理论成果。初看起来，这不应当成为问题，但是，这绝非一个明知故问的简单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显然不同于关于某一实证知识、某一工具性理论、某一物质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关于这些具体知识形态的研究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价值诉求和价值评判，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相对给定的东西加以实证性研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时刻关心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批判性理论，其生命力和创新力不仅体现在其创始人的原初语境和具体结论，更体现在它与人类历史进程在每一个时代的重新对话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研究必然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诉求。这种现实诉求并非只是今人的功利性要求，它同时也是马克思学说的本质规定性使然。因为，如果不把马克思的学说置于每一时代的现实历史进程中去加以阐发，那么，即使我们真的能够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每一种观点完全“客观地”、“无争议地”、“实证地”分析出来和描述出来，那么它的价值也会十分有限，只能是专属于那一时代的知识形态。
我想，可以这样逐层深入地展开和表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诉求”： 其一，更加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入 20 世纪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各种马克思学流派，从不同侧面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进行了研究和阐发，对于这些观点的借鉴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其二，深刻透视 20 世纪人类历史进程和实践发展的变化和特征。众多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各种理论探索，不仅让我们多视角地了解了马克思思想对当代人类实践和问题的解释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些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对现实的批判视野，可以对当代人类社会历史现实的真实图景形成更完备的把握。其三，在全球化视野中透视中国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和借鉴，最终要落脚于提高我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使我们善于把中国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置于世界的背景中和全球化进程中加以定位和把握。
这样一来，我们应当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诉求”来补充和完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划界意识”。具体说来，我们在选取、划分、研究、评价当代国外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相关理论时，应当坚持“双重解读逻辑”： 一是“理论逻辑”，即要揭示不同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的内在的理论逻辑，揭示其同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 二是“现实逻辑”，即要揭示这些理论观点，包括它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初观点的创新或修正同特定时代的人类实践的逻辑关系。只有将这两种解读逻辑相互交织，我们才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而具体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坚持这种“双重解读逻辑”，至少有助于我们解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这样两个重要问题。
一是有助于把握马克思经典思想的阐释和马克思思想当代价值的阐发二者之间的内在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要防止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极端的倾向是： 缺乏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系统研究和全面把握，主要根据今天的需要来取舍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观点，这种做法被学界批评为“六经注我”式的解读。的确如此，这种做法虽然强调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和当代价值，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文本依据，存在着曲解、误读、歪曲或者实用主义地任意剪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危险。另一种极端的倾向是： 机械地固守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典文本的解读，相信可以达到对具体的文本及其观点无争议的、无分歧的、完全客观的、全面的解读的可能性，并追求把这种文本解读变成“我注六经”式的“实证科学”。我十分尊重和敬佩马克思学在文本解读中的规范的方法和科学的程序，完全承认这种科学的解读对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经典作家理论观点的重要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止于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解读为具体的实证知识的集合。在这里，我们且不争论按照解释学理论，对于一种批判的革命的社会历史理论的每一种观点、每一个文本都进行“价值中立的”、无分歧的、完全客观的解读是否可能的问题，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假如我们把文本解读至上化、绝对化，真的把马克思针对当时各种具体历史条件，在特定语境中的论述都变成了实证科学式的确切知识，而不是放到历史进程中和当今的语境中加以价值判断和取舍，那么我们即便不会完全把马克思思想变成僵死的教条，至少也会把它定格为过去时态的历史知识。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反对一种极端而走向另一种极端，我们只有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理论解读逻辑和现实解读逻辑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把关于马克思经典思想的阐释和关于马克思思想当代价值的阐发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二是有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连续性和超越性的统一。引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诉求”和“现实逻辑”来补充和完善“理论逻辑”，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和创新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通常人们更多地习惯于按照“理论逻辑”来描述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也就是拿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和阐释同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以及之前时期的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加以“比对”。这种研究很容易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超越性”、“间断性”、“转向性”或“跳跃性”，因此人们常常会根据某一时期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研究主题和强调重点的变化，而断言前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形态的“逻辑终结”，或断言新马克思主义出现“理论转向”。这种单纯的“理论逻辑”的解读容易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片面化的理解，似乎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表现为某种经常性的“断裂”状态： 一种新形态否定了前一种形态，然后再“回到马克思”以便构造另一种新形态。如果我们在这些理论分析中引入“现实逻辑”加以补充，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和发展从一种单线的描述变为多线索的交织路径的分析，那么，呈现出的就不全是“间断性”，而是也会有间断和差异中的连续性。例如，我们可以选取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几个重要节点： 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和基础因素的强调、列宁对宏观政治的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批判的强调、后马克思主义对微观政治的关注等。从“理论逻辑”上看，这其中已经发生了多次“间断”或逻辑转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 100 多年间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层变化、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人类实践方式和人类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以及随着这种变化而必然出现的人本身的变化等等要素和参量相应地引入，从“现实逻辑”来看，我们又可以看到在这些超越、间断、跳跃的背后，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执着的批判，对人类解放的可能性的不断探求。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些分析简单化，但是，无论如何，用“双重解读逻辑”来丰富和完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划界意识”，会有助于这一学科的健康发展，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价值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