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为了评估人的认识能力，划定理性的合适界限，那么，福柯从事政治理性批判则是为了考察治理者的自理能力，剖析治理的合理化问题，限定治理的适度范围。福柯不仅阐发了一种政治哲学，而且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宏观政治哲学，也有别于20世纪其他政治哲学的“生命政治”。

福柯发现，从18世纪起，构成人类基本生物特征的生物—权力这一极其重要的机制，进入政治、政治策略和一般权力策略内部，从而形成了西方独特的生命政治领域。生命政治就是要分析处于特定时空中的多重权力机制对这个领域进行布局、调控和治理所具有的政治合理性问题。福柯生命政治的根本点，就是要探讨人类自然性如何突然出现在一个权力关系的政治环境内部。由个体、人口和团体产生的一系列相互作用的事件以及围绕它们而产生的准自然类型的事件得以展开的空间，就是福柯所说的“环境”，即生命政治领域。于是，生命政治也就是以安全社会的名义，致力于布置、调控和干预环境问题以实现合理治理的政治技术和设想。

生命政治如何诞生于18世纪的西方？福柯强调，生命政治是在作为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的。这是因为，如果说16世纪至18世纪初西方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是国家的宪政问题，那么从18世纪中期起直至今天，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就转变为治理的节制性和合理性问题，也就是自由主义的问题。鉴于以往的国家的宪政权力总是追求最大程度的统治，总是抱怨“我们治理得太少”，自由主义则谋求最低程度的治理，总是坚信“我们不该被过度治理”。在此意义上说，作为生命政治的诞生背景的自由主义既非政治理论，也非意识形态，而是使治理活动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则。这样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不要治理，并没有否认治理的必要性，而是要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这其实就是一种治理的功利主义。

生命政治奠基于人口。由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编织而成的人口及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自然是福柯的聚焦点。鉴于作为诸多个体之联合的群体总是追求不受任何治理的无政府状态，而人口要存在、生存和维持，则必须经受权力的安全配置的治理。18世纪中期，重农主义已经实现了西方近代治理技艺从身体向人口的重大转变。对人口的治理并未排斥自由，而是维护甚至放任一种现实的自由。现实自由是权力的安全配置得以有效运转所必不可少的相关物。这样的自由已不再是近代所谓的作为人的特权的自由，而是人和物之流通的可能性、流通的能力。福柯确立了对人进行治理的一个根本性指导思想：作为调节的权力只能通过并依赖每个人的自由才能运转。显然，权力与自由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动关系。权力的安全配置不再区分正常人与非正常人、病人与非病人，而是考察全部人口，形成案例，测定风险，消除风险，实现人口安全。从城邦安全、君主安全、领土安全到人口安全，西方治理史发生了多次重要转型。注重人口安全的治理，不再仰仗君臣等级关系，也不再诉诸法律禁令形式，而是调控一系列相互作用的自然变量（气候、环境、商贸、物质条件、法律、习惯、道德、宗教等），来发现和辨认出稳定有序的功效、普遍的欲求、整体的利益。

福柯强调，作为自然存在与历史存在的统一体，人口并不受制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是受制于一系列相互作用的自然变量。人口并不是臣服于统治者意志的领土上的全体个人的总和，人口不是用来统治的，而是用来治理的，并且必须遵循人口的自然性（自然变量、欲求、整体稳定性）来加以治理。由于权力与知识相互作用，联为一体，所以，人口就不仅是近代权力机制的特殊相关物，而且是近代科学知识系统发生重大转换的关键因子。结合《词与物》和《生命政治的诞生》的相关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人文科学对象的人口的崛起，标志着古典认识型向近现代认识型转变，标志着财富分析转向政治经济学、博物学，转向生物学、普通语法，转向历史语言学。用福柯的话说，从18世纪中期起，旨在国家富强的政治经济学取代法律，成为促使治理理由和实践作出自我限制的知识工具、估算形式和合理性形式。

马尔萨斯执著于人口，福柯则关注权力。如果说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催生了一种人口—经济学，那么，福柯的治理理论则阐发了一种生命—政治学，把安全机制、人口、治理与政治开放结合在一起加以考量，他开启的政治理性批判引导我们深思一个重要的安身立命问题：既然治理是必须的，那么我们该被治理到何种程度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