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许小年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1年5月第一版

273页，38.00元

《自由与市场经济》

许小年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2月第一版

441页，48.00元

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实行了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也有了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法律。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但我们的转型还相当不彻底，用吴敬琏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市场经济转型的“大关还没有过”。

只有以技术进步为发动机，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是中外经济学理论和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普遍真理，也是各级官员一再强调的。但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实现这一点？

历史证明，计划经济下，可以认识到这一点，但做不到这一点。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苏联经济学界就“内涵式”与“外延式”增长展开了一场争论。“内涵式增长”就是以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来实现的增长，“外延式增长”就是靠增加投入来实现的增长。争论中达成的共识是：只有采用“内涵式增长”才能实现持久的增长，苏联政府也就这一问题制定了许多规划，发了许多文件，但纸上的东西始终没有成为现实。到七十年代末，苏联的外延式增长已经走到了头，内涵式增长还没有开始。增长停滞，社会动荡，最终导致苏联的崩溃。五十年代，我国经济学界也有一场“粗放式增长”和“集约式增长”的大讨论。当时一切学苏联，这场讨论也是苏联“内涵式增长”和“外延式增长”的翻版，只是所用的说法不同罢了。即使在“文革”前，政府也极为重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计划经济下，技术进步云云，只是一句无法兑现的官话。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为什么推行市场经济的各国实现了技术进步的增长，而计划经济各国没有实现呢？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中有实现技术进步的机制，计划经济体制则没有。

技术进步需要内在的动力与外在的环境。市场具有这样的动力与环境，而计划经济没有。技术进步包括重大技术突破或发明，以及把这种技术突破与发明运用于技术实践、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重大的技术突破主要靠政府，而创新得靠企业。

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政府都会投资于教育与科研，这成为技术突破的基础。市场经济的欧美各国和计划经济的苏联、中国都在教育与科研上有不少投入，也有一定的成就，但这两种体制下，教育与科研对技术突破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首先是目标不完全相同。市场经济下，政府投资于教育和科研，既要实现强国，又要实现富民。所以，为强国而取得的各种成果最终会用于富民，而且有各种机制保证这种转化。航空、航天、通讯、计算机等重大技术突破起先都是军用的，但最后都在民用领域结出了硕果。计划经济下，政府投资于教育和科研，目的是为了实现强国，所以苏联在军用科学和航天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民用工业品和轻工业品的生产极为落后，真正是“卫星上天，民品落地”，花巨款实现的技术突破与民生毫无关系，反而是占用了发展民生产业的资源。苏联当年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搞倒美国，至于国内老百姓的生活，对不起，不在政府考虑的范围内。这正是一个强大的苏联最终分崩离析的根源。其次是，在这种目标下，市场经济下政府的教育与科研有长远的规划，为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奠定了基础，而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说起来也有若干年的规划，但实行起来更为急功近利。这样的结果是，整个国家创新的能力结不了果。最后，就教育而言，市场经济下，政府把教育作为一国的软实力，重视提高人们的整体素质，提高人的创造性。计划经济下的政府把教育作为一种工具，实行“党化教育”，这就扼杀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生产出来的是标准化的同质产品。钱学森先生临终前提出的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的答案正是在于这种教育体系的根本缺点。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技术进步上的最大差别还在于企业的创新能力上。市场经济下，创新的主力是企业，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创新正是利润的最主要来源。有了利润的动力，企业就会主动地创新。计划经济下，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是政府的机构，或者说是企业单位。政府对它们实行父爱主义，创新失败了要自己承担风险，成功了利润归国家。在这种机制下，企业为什么要去创新？在这种体制下，好的企业就是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的企业，而不是敢于创新的企业。想靠这样的企业去创新岂非缘木求鱼？

从外部环境来看，技术进步的条件是产权保护和竞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政府保护私人产权，有各种保护私人产权的法律，尤其是对技术进步和企业创新最关键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这就保证私人和企业可从发明、创新等技术进步工作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从而愿意为此投入。计划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你的我的都是公有的，没有任何保护私人产权的法律。连个人所拥有的知识都要国有化，何来知识产权的保护？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竞争，竞争既给了企业压力，又给了动力。“不创新就死”成为企业的信条，即使再懒的人也会“被创新”。计划经济下没有竞争，强调企业的合作，“你好我好大家好”，企业的成败不在创新与否，而在于政府。这种情况下又何来创新？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是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了吗？为什么还不能实现技术进步拉动经济增长？

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实行了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也有了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法律。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转型还相当不彻底，用吴敬琏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市场经济转型的“大关还没有过”。我们自称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但与日本、韩国等国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还有本质的差别。我们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与其说接近于市场经济，还不如说也接近于计划经济。如果把完全由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称为计划经济Ⅰ，那么，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还接近于“松动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计划经济Ⅱ。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技术进步仍然缺少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是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计划经济的本质特点是政府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我们已经不是政府为唯一的资源配置主体，而是资源配置主体的多元化。多种经济共存就是多个资源配置主体共存。但在各种经济中，配置资源最主要的主体仍然是政府。中国各地基本有两种经济模式：一种是浙江模式，以民营经济为主体，这种模式仅存在于浙江、江苏和广东；另一种是上海模式，以国有经济为主体，这种模式存在于其他省市。这表明，在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国有经济。说国有经济占主体，不能仅从各种经济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来判断，而要从它们所从事的行业对整个经济的重要性来判断。尽管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生产的GDP在GDP总量中不到百分之五十，但它们从事的都是对国民经济最为关键的部门，除了国家占绝对地位的七大行业（电力、电讯、煤炭、石油、军工、民航和航运）之外，在其他许多重要行业，如钢铁、机械设备、汽车、家电等，也占主要地位。市场经济中不是不能有国有经济，但我们的国有经济之重，已经改变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而且这些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中其他国有企业也有本质区别，即政府直接控制这些企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是有行政级别的公务员。而且，企业的重大决策由政府（发改委代行政府领导企业的职责）决定。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政府直接控制国有企业。这样，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就起到了主导作用。

在这种经济格局下，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国有企业仍和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一样，有创新的能力，但无创新的动力。许多国有企业有垄断地位，凭借政府赋予的垄断地位就可以赚大钱，创新有什么意义？而且，它们的领导人带有公务员的级别与身份，目标是职务的不断提升，创新犯了错误就会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为什么要去创新？我们想想，国有的汽车厂哪一个创造出了自己的汽车品牌？铁路部门用政治上大跃进、追求政绩的方式去发展高铁，能不出问题吗？有哪一个国有企业像华为那样去创新？

创新只能靠民营企业。但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是中小企业，连日子都过得艰难，哪有能力去创新？民营企业做不大，当然有它们自身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在行业准入、融资等方面仍然存在困难，它们难以获得和国有企业平等的地位。即使它们有创新的动力，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要实现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增长，必须深入市场化改革。这话说了多年了，每年都说是市场经济攻坚年，但为什么年年都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市场化改革难在哪里呢？最近读了许小年教授的两本书，《自由与市场经济》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颇受启发。

许小年教授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他的许多观点被认为是异类，或者“食洋不化”，“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过，我认为在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观点上，是没有中外之分的。我们把这些基本观点作为“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没有错。市场经济没有特殊之说， 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就必须遵循这些共同规律。所谓各国特色，只是在实现这些特点时所走的路不完全一样。市场经济在各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不同的模式，但只要被称作市场经济，必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有不少人反对“华盛顿共识”，但千万别忘了，我们的改革能取得伟大的成就，还是因为有意无意遵循了华盛顿共识。改革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是从先行的私人企业存在与发展开始的，这些不就是华盛顿共识中的产权问题吗？无非“华盛顿共识”所用的私有化的名目，我们称之为“产权明晰”。至于价格放开，对世界开放，这些不也是“华盛顿共识”中所包括的吗？不要一听到“华盛顿共识”就火冒三丈，试图用其他东西去对抗。仔细回想一下，我们改革的成就离不开“华盛顿共识”，改革中许多问题正是偏离了其中的一些要点，或者贯彻得不彻底。许小年教授的许多观点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他紧紧抓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来分析中国改革的问题及出路。

深化市场化改革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管好自己该管的事情，放开自己不该管的事情。许小年教授在这两本书中讲的重点就是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本书题目中所说的“救世主”就是政府。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和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政府就是以“救世主”自居的。

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政府或者直接控制经济，或者在经济没有问题的时候促进经济繁荣，在经济有问题时，又亲手“救市”。在政府看来，这些都是为社会、为人民而做的，做得理直气壮。但他们在这样做时，实际上暗含了两点假设：一是政府完全出于公心，是为社会的；二是政府是全能的，能力超群。许小年教授指出，政府批判民众是“动物精神”，自私而贪婪，这才有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点。而政府是理性的，用政府的理性才能改变公众的“动物精神”所引起的种种问题。在计划经济中，这是假设存在一个大公无私而又有改造世界能力的无产阶级。在凯恩斯主义中，就是哈韦路假设。哈韦路是英国伦敦的一条街，住在那里的都是政府官员和上层人士，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完全摆脱了“动物精神”。在这种假设指导之下，他们就以救世主自居，大胆妄为。从大跃进到四万亿救市，从罗斯福新政到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但这个假设根本就是不能成立的。公共选择理论证明了任何人，无论凡夫俗子还是上层精英都是自私的，无法摆脱“动物精神”。要不然，如何解释各国政坛上高官的贪污、腐败和化公为私？只要有人类存在，这种现象就无法消除。让这种利己的人去支配社会，不比他们支配自己的资源更可怕吗？信息不对称理论证明了，信息的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明察秋毫”，对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了如指掌。这就是政府的政策屡犯错误而无法改变的原因。经济本身有自己的规律，市场经济理论指出了这种规律，让经济自发地按照规律运行，比由利己的官员无知地干预要强得多。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当了官的人往往地位上升得越高，这一点忘记得越干净。

应该说，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政府与计划经济的政府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好歹是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基础，所犯错误引起的恶果毕竟有限，而后者根本就没有市场经济，所犯错误引起的恶果要更大。许小年教授在书中更多批判的还是凯恩斯主义。但我认为，对我们来说，目前更要批判的还是计划经济。转型说起来三十多年了，正式宣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也快二十年了。但我们一直没有从理论上、思想上彻底批判计划经济思想。而且，讲起计划经济时代总是讲“过五关斩六将”，而对“走麦城”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必须补上批判计划经济这一课。没有这种思想先行，建成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用计划的方法去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文不对题的。哈耶克一再强调，市场经济不是什么人设计、计划的，而是自发形成的。自发这一点是关键。

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不深入与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推进不快相关。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市场经济可以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下进行，但到了某种地步就必须有相应的政治改革。这是各国的共同规律。当然，我们说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要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马上就实行“三权分立”之类。但政治制度一定是与经济制度适应这一条是不会变的。而且目前市场化改革难以深入，都与政治体制相关。温家宝总理曾多次讲到政治改革问题，这在高层中也不乏共识。

许多道理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但为什么就知而不能行？这不仅在于中国的问题极为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改革三十多年，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当年是改革的推动者，但从不完全市场化改革中获得了利益，因此就不愿意再前进一步了。必须认识到，不再深化改革，各种社会问题爆发，最后不仅是全社会受苦受难，而且既得利益群体也难以幸免。只有深化改革，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甚至有所增加。任何一个集团或个人的富裕都以社会的富裕为基础。既得利益群体无非是先富者。没有整个社会的后富，他们的先富也会失去。只有认清这一点，努力改革，才有中国的进步和繁荣，也才有既得利益群体的更富。

许小年教授的这两本书是各种文章、讲稿的汇编，涉及的内容相当广，但中心是如何深化中国的市场化。也许在把理论变为现实时，我们还要有更周全的考虑，但作为指导思想，我觉得许小年教授的许多观点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这两本书的作者简介都说许小年教授“1975年获西安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学士学位”，这是不对的。我国的学位制度从1978年开始，许小年教授是工农兵学员，当年还没有授予学位，改为“毕业”就可以了。当然，这有点吹毛求疵，我们关心的是许小年教授的书和他的思想，他有没有学士学位，无所谓。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