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社会问题也在变化，教育问题成了国人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多的领域在教育。笔者从上小学以来，还没有离开过学校，而且三年中师毕业之后还念了四年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和教育缘分很深。最近阴差阳错地为《教师月刊》写了几期专栏，从而迫使自己更多地思考起教育问题来。在阅读有关的文章的时候，虽然不少非常精彩，但是在某些方面总觉得问题的真正症结似乎还很少触及。也许我的看法是个人偏见，也许是专业的毛病，总喜欢在社会的结构和时代发展层次来考虑这些问题的背后原因。几年前写过一篇《文凭社会：高校扩张、文凭贬值及其他》（《明日教育论坛》2006年第30辑），就对教育问题从时代的特征—文凭社会—来分析。几年之后的现在，反过来看，发现这个社会不仅仅是文凭社会了，似乎可以在前面加上一个“后”字了。这个“后文凭时代”的社会特征让我们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生命化教育，新课改，考试改革等纠结不清，问题似乎是越解决越多。为什么说现在是“后文凭时代”呢？又为什么说这个时代特征让教育上的大小诸多问题如此纠结呢？这就是本文要试图解释的问题，从这些解答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今的教育所不能承受之重。
一、文凭时代
社会学家通过写小说，也可以做先知，当预言家。比如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在1958年出了一本《知识精英的崛起：1870-2033》一书，该书是以写于2033年的“手稿”的假设出现的。该书预言在二十一世纪初，英国这个贵族统治的社会，就要变成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了。贵族统治的社会是以继承或者委命为地位获得原则的，而社会的发展将是以教育知识的获得为基础的社会分层原则。社会学家把前者称为“先赋原则”，比如出身家庭的阶级地位；后者叫做“成就原则”或者叫做“自致原则”，比如你学习成绩好，考上了大学，靠自己的能力找到了好工作。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从技术的角度，预言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后工业社会的最初逻辑中，它也是一个知识精英社会。相对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而言，后工业社会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决定了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是取得高层地位的前提条件，专业阶层成了社会精英。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差异的根据是是否具有技术能力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这样一个社会，本质上是“文凭社会”。投资教育就是投资自己的“人力资本”。贝尔引用加利•贝克尔的研究估算：
一项为期四年的大学教育“投资”，在男性毕业生的工作年限中，每年可产生13%的收益。毕业于一所名牌学校比毕业于“公共”即州立学校具有更进一步的差别优势。于是，曾经反映着社会地位的大学，现在成为划分阶级的仲裁人：大学获得了决定未来社会阶层划分得准垄断地位。
所以，大学教育之所以如此受人们重视，是因为：“后工业社会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明显的恐惧：蹬不上教育这座自动楼梯，就意味着被排斥在社会的特权地位（privileged place）之外”(Bell, 1973:414)。“在这个社会中，大学学位、专业考试证书、许可证等是高级就业的一个条件。”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教育就成了一种必需的护身符。贝尔引用了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的《教育与社会政策》一文中的话，非常精彩地描述了教育在这个文凭社会里的真正作用是什么。瑟罗说：
人们发现，随着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增加，仅是为了保护住目前的收入状况，他们必须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别人就会这么做，从而他们会发现，他们目前的职位将不再属于他们。教育变成了一项有益的投资，不是因为当他人都不提高教育水平的情况下，这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是因为要保住他们的收入，如果别人都提高了教育水平，而自己不投资，就将保不住现有的收入。实际上，教育变成了保护某人‘市场份额’所必需的防卫性支出。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阶级越庞大、发展速度越快，这种防卫性支出就越必不可少(Bell, 1973:414-415)。
相比较贝尔，美国社会学家科林斯对“知识精英统治”的文凭社会持更多的批评态度。1979年，科林斯出版了《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这本书专门研究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科林斯的研究发现，并不像知识精英统治论者所说的，真的是因为教育带来的知识和技能的差别而划分的社会阶层。虽然在特殊的专业领域，教育确实可以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是，这种高文凭高报酬的教育与分层体系还只是一种神话。实际上，不少工作是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的，而且好多的知识和技能是在工作实践中获得的。那么留在学校受到高等层次的教育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要学习上层文化。
可是，在现代社会里，专门职业专家系统成了一个重要系统。按照郑也夫的信任论研究，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是两大社会系统信任之一（另一个是货币）。为什么要信任专家？他们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他们受到了专门的职业教育，获得了文凭和执照。就是这些文凭和执照，把专家和外行隔开了。科林斯认为，文凭就是设置特权阶层的保护门槛。比如我们说传统上，父亲是医生，教给了儿子，儿子就可以子承父业行医了。现在，没有文凭和执照能有资格当医生吗？即使实际上有能力，没有这个认可，可以吗？文凭和证书，其实就是一个标签，告诉别人，我受过这些职能的专门训练，合格了。不管事实上能力如何，他人不了解你的实际能力，没有办法，就只好利用文凭和证书来获得能力的信息。
科林斯因之认为学历就是保护利益团体（比如医生、律师和会计等）和中产阶级的利益的屏障，教育提供了社会阶层合法化的理由，从而掩盖了社会分层本质的不合理性，这是一种高级的骗术。但是，科林斯没有看到，如果不用文凭区隔的话，社会又有什么标准呢？比如中国曾经取消高考，按家庭出身来安排职位，还不如学历社会有效和公平。至今距科林斯的著作出版已经30多年过去了，而文凭社会的势力却越来越强了。这就是我们“文凭社会”的宿命。只能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我们的诸多教育问题。
二、文凭、出身与阶层地位
教育文凭为社会地位根据的社会，也就是只是精英统治社会具有合法性吗？因为地位分层涉及到的是一个平等和不平等的问题。在贝尔看来，只要我们的社会机会平等，尤其是受教育的机会是平等的，那么人们的收入、财富和地位的差异只是他们基于个人努力的教育成就回报，这就是合理的。贝尔还谈到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问题，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矛盾，不是错误与正确的矛盾，而是正确与正确的矛盾。比如机会平等了，产生了结果的差异巨大，这样的社会理想吗？贝尔认为机会平等之后，可以有差异，但是在一定意义上的。也就是有了基本的保障之后，可以有差别。他举了一个例子：尊重和表扬。这个区别是英国社会学家朗西曼做出的。每个人都必须受到尊重，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受到赞扬。贝尔认为知识精英就是那些值得赞扬的人，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人杰。
在贝尔理想型的后工业社会里，“机会平等否认按照出身、裙带关系、庇护关系或其它任何形式的标准来划分地位，它只承认对天赋和抱负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用帕森斯的话来说，机会平等主张普遍主义甚于主张特殊主义，强调成就甚于强调先赋。”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就是建立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上的。“现代性意味着从开放、变革和社会流动的原则出发，根除那种等级秩序。。。。。。原则上，这些新的岗位是面向所有有才能的人的。”因此，“后工业社会在权力的基础和获取途径的定义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标准：技术能力成为掌握权力的条件，高等教育成为获得技术能力的手段。”
可是贝尔代表的这个传统基于的是一个教育机会平等的假设前提。家庭出身实际上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在影响着一个人的教育水平，同样和教育一起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获得。按照哈耶克代表的欧洲自由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是贝尔认为的，按照基于教育的文凭来划分社会阶层，而是家庭出身发挥了作用，比如雇主雇佣了一个家庭背景好的员工，可以带来社会关系、权力网络、提升单位品位等等，利用这些打开市场，扩大销售等等，可以为公司带来利益。Erzse´bet Bukodi and John H. Goldthorpe2010年在《欧洲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以从共产主义体制的计划经济转型到资本主义的匈牙利为例子，检验了贝尔与哈耶克二者的理论。结果发现是，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贝尔的“基于教育的文凭获得者得到高职位”的“文凭社会”得以很好的实现；而在转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市场来说话，那么教育文凭与社会地位的关系则不是那么紧密了，而家庭出身更加重要了。
三、中国的现状：后文凭时代的到来
那么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呢？自高考恢复之后，一直到实行市场经济，同时伴随着的高校扩招，中国经历了异常复杂的“文凭社会”。恢复高考之前的中国，是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特殊年代”，不是一个文凭社会。改革开放后恢复了高考，文凭的重要作用是经历的人难以忘却的。那个时代，现代化需要的知识技能人才非常缺乏。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一下子从一个几乎农业社会时代很快跳跃到了迈向后工业社会的大门。当然庞大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地方还是非常原始的农业社会，“靠天吃饭”是其主要特征；有的地方工业已经很发达，是工业社会了；特别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已经在迈向后工业社会，以社会服务业为主。这个时候的知识技能人才的需求之急，和供应之缺，加上国家计划体制分配的制度，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有个文凭就是体面工作的饭碗，还是“铁饭碗”，某种意义上很符合贝尔的“知识精英统治”社会型。但是，这里边依然有着关系在找工作中的幕后大手。比如边燕杰通过对中国80年代天津的实证研究，展示了强关系对找工作的重要性。这个研究是针对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美国人找工作中“弱关系”的重要性而作的。实行市场经济后的中国，关系是越来越重要了呢，还是相反？Douglas Guthrie在1998年的《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中国转型经济中，关系的重要性在降低。针对这个观点，边燕杰用中国几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展示了一个相反的图像，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关系的作用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更重要了。实际上，所谓的理想型的“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在现实中是很难发生的。哈耶克的市场取向理论更符合现代社会的事实。当然，Erzse´bet Bukodi and John H. Goldthorpe也有所保留，在文章的结尾之处指出，也许在未来的发展，贝尔的理想型“文凭社会”会实现。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同时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量扩招，中国的文凭社会走向了一个超越“文凭社会”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特征是：1。文凭不再是高层体面职位的保证；2。家庭出身越来越重要。这两个特征决定了中国现在的社会的诸多矛盾的地方。比如两个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大家非常重视教育；另一方面，一部分人认为教育读书无用，因为没有背景的孩子，家里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培养了大学生或者研究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身边的典型很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这些例子带动了一部分人放弃通过教育改变身份。另一个矛盾是，一方面我们大声呼吁，我们的教育要如何地“生命化教育”，如何地“素质教育”，另一方面，老师和家长们还是不遗余力地“考什么，学什么”，随着高考指挥棒转。一方面孩子负担很重，很辛苦，另一方面，家长和老师还在加码。
可以理解，大部分人们还是希望通过教育来获得文凭，得到认可，得到通往高层职位的一个前提条件。因为文凭的大量颁发，犹如货币一样，贬值了，但是虽然贬值了，还比没有强。就像贝尔说的，教育水平就是个人“市场份额”的护身符。这是相对的，别人文凭提高了，自己不动，则是“不进则退”。一不小心，在这个“断裂”的社会（孙立平语），就有被甩出去的危险。对于没有家庭背景，也就是家庭出身低下者来说，获得文凭只是有个可能摆脱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尽管机会越来越小。因为这个社会的利益集团瓜分了地位的分配。名义上都是所谓的“公开、公平、公正”，实际上“见不得人”的大有其事。比如，一个朋友在一所大专院校当老师，一次谈起来求职招聘的事情，说五花八门。他学校招聘一个老师，公开招聘，一个职位数百上千的简历来了，不仅有硕士生，而且名牌大学的硕士。可是学校面试一关通过考政治课都给淘汰了，最后招聘的是本校教职工的子弟，一个大专生。明白了这个例子的含义了。职位已经垄断，地盘已经画牢。想进来，没有门子，免谈。这个例子还说明，学历虽然贬值了，还是有价值的，这家教工子弟毕竟还是“大专学历”，不管这个学历背后是什么吧。所以，我说这个时代，对于中国而言，就是“后文凭时代”，文凭不是那么灵光了，但是没有文凭，更不好办。为什么那么多权贵富豪争相弄个或真或假的文凭证书呢？大概，我们的“文凭社会”对所谓的“知识精英统治”的合法性来源的观念在起着作用。在一个平治的社会里，能力是个说不太清楚地东西。“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这个逻辑似乎不错。而文凭是个“硬指标”，是个很容易看到的“信息符号”，它告诉别人，你是“知识精英”俱乐部的一员。
文凭和文凭也不一样，硕士不是本科，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和地方院校不一样，211大学和其他大学不一样，海龟又不一样。找工作的时候就很明显了。我的一个亲友，当年念的中师，工作数年后，念了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得到学界一流学者的称赞，求职省城一家大专院校的时候面试成绩最好，系主任和老师们极力推荐，就在最后的校党委会议上，一个领导提出第一学历是中师，而予以否决。所以，这些文凭的区别，让每个考生都在尽努力高攀之。这样，即使高等教育扩招了，考生们并不轻松。上不了好大学，在一些人的眼里，等于白上。
四、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明白了，我们社会的结构特点，我们时代的特点，再来看我们的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再加上中国有着“学而优则仕”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在又是独生子女社会，万千疼爱在一身，同时孩子也寄托着“万千期望”；人均资源较少，竞争更惨烈。因而让“应试教育”横行无忌，所向披靡。一方面，我们痛恨“高考指挥棒下的教育”，一方面还不敢不跟着它的指挥走。一方面，孩子学习压力太大，另一方面，还不敢放松。一方面我们要做“生命化教育”，另一方面，无视孩子的健康成长。即使家庭背景很好，也必须在文凭这个关上不敢小觑。韩寒无疑地是这个时代的另类，有多少学生可以效法他呢？敢吗？
这是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是一个个体理性造成了集体非理性的“军备竞赛”时代。“竞赛”的结果是让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2011年5月草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