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薛涌先生素昧平生，偶然因缘通过几次电子邮件。最近因为一篇批驳好友田方萌驳斥薛先生的文章而与先生再次通信。薛先生在一次回信时把新著《北大批判》电子版发给我，“有空可以消闲”，并说“其实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向来懒惰，又觉得写了也不多，不写也不少。但是薛先生还是真诚地“肯望”能有一篇不是书商炒作的真正的书评。这就是此文的由来。
薛先生本科毕业于中国的北大，博士学位则是从美国的耶鲁拿下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博览群书，以中美两国的精英大学做比较，透过耶鲁看北大，整体上看，《北大批判》对我国时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批判还是非常精彩的。整本书共分六章，因为不是一本学术专著，各部的内容逻辑就不讲究连贯和一致性，读者可以就自己的兴趣，择取读之。因此本文也不就各个部分逐一评论，而是把自己感受最深的部分评述，并提出我的一些批评。
正确的专业意识
我认为，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第一章，北大不教的东西。因为我在国内读过两所大学，在美国读过一所大学，虽然和薛先生念的学校不同以及时间上有些差别，但是经历和感受上却有很多的相似。虽然标题是“北大不教的东西”，实际上却是说的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我以为，薛先生以此为标题，一是照应书名，再者是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一点也可以说是薛先生的一个特长。如果薛先生做广告商，会非常成功。那么，北大不教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从薛先生的书里，大概可以概括为：大学学什么，正确的专业意识，读和写，以及论辩。这些东西又是紧密围绕着“大学学什么”而联系在一起。
先说说专业意识，这个大概是中国学生受害颇深的地方。薛先生对专业意识的论述很是精彩，文中个案对中国学生很有代表性。我当年也有这些狭隘的专业意识。而这些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环境造成的。我们都是受害者。“螺丝钉精神”就是要求的 “专”。毕业后分配工作，或者在工作市场上竞争，不同的专业，门厅的冷暖很明显，是很好的现实教育。专业就是敲门砖。没有人管什么通识教育，什么“全面发展的人”。我本科被安排到了教育系的教育管理专业。从钱钟书的《围城》里，我们就知道教育系是最受歧视的系。从系里必修课和必选课的安排来看，哪里是什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虽然我们的教师们一再地给我们讲，“我们必须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1994年我作为中师保送师大的“保送生”，选择专业的自由一丁点儿也没有，完全是被选择的。现在还好了，有了自己选择专业的诸多自由了。可是，现在虽然有了许多的选择专业的自由，多年来形成的思维方式，一下子不可能扭转过来。我的朋友的孩子上大学了，学习的是金融，外贸，等等，非常高兴；我就把我的专业理念说给他们，感觉没有用。要是说某个人学历史专业，那么，这个人马上似乎就被人看低了，学历史的，有什么用？
我们看看薛先生通过一个审判律师的话对学历史的作用的精彩辩护：
我主要的工作是审阅法庭记录。公诉人、被告律师，乃至各种证人在法庭上讲的话都是被记录下来的。我在阅读中，要从各方的话的字里行间找破绽。大的破绽可以导致法庭推翻原判。你恐怕难以相信，我阅读的一半以上的案子有很大的破绽，都被推翻了。许多人从监狱中被我救了出来。这些人一般是穷人，自己没有钱雇律师，法庭给指定一个，有时案子审理得非常潦草，所以我的责任就非常重大。你看看，干这种事情，和你们历史学家有什么不同？你们不就是通过阅读档案，在字里行间挖掘前人没有看到的东西，甚至推翻前人根据同样的史料得出的结论吗？说到底，这还是批判性的阅读，是历史的基本训练。
他所言极是。我还必须补充的是，历史学家面对的文献，多是当时的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对“事实”进行的叙述。因为目的不同，所叙述的“事实”也不同。对历史学家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你所拥有的史料不过是过去的人为我所用讲的故事。除此以外，你往往没有或很少有其他的线索。历史学中的批判性阅读，特别要注意是谁在叙述，目的是什么，然后发现这种“叙述特权”掩盖了什么事实或是否压抑了其他人的叙述。举个例子，我们看中国的史料，讲到某王朝灭亡时，往往会碰到女人是祸水这类叙述和评论。其中评论一看就知道是史学家的个人意见。但他的叙述有时则显得很客观，特别是那些没有夹杂评论的叙述。没有批判性的阅读，你可能会简单地接受这些为既定事实。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些全是男人的叙述，特别是那些希望推脱责任的男人的叙述时，你就必须警惕。因为女人在这里没有叙述的权利，她们的声音被压制了，没有留下来。那么，你就必须细读现有叙述的字里行间，发现其中的破绽。这是分析史料的基本技巧。刚被奥巴马提名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的Sonia Sotomayor，上普林斯顿本科时学的就是历史专业。她大一时遇到了历史系的教授Nancy Weiss Malkiel，后者手把手教她怎么分析地阅读文献史料，使她的思维能力有脱胎换骨的跃进。这大概也是她日后能最终登上司法界顶峰的基石。她的故事，完全印证了上面那位哈佛法学院出身的律师的话，读史料的功夫和律师的基本训练非常一致。
这一段引用较长，因为不愿意破坏其连贯性和一体性，保持了文章原貌。我们的历史学教师们曾经有几位这么讲过，对能力或者知识的通性如此理解？我们的学生有几个有幸可以从大学教育里获得这样的对专业认识呢？
大学学什么？
大学学什么，是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问“大学教育教什么？”郑也夫先生有一篇演讲稿，就是“大学教育教什么？”，归纳为三个方面：读书、写论文和思考，理工科还要加上实验。薛先生对“大学学什么”提供的答案正与郑先生的答案相呼应。这两位智者都对“有用”和“无用”的东西做出了辩证的深刻的论述。很可能看似“无用”的东西有“大用”。
我很赞同薛先生的一个观点：“什么是大学生活的核心？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disputation（论辩）。这种“论辩”，并不一定是公开的口头辩论，而更多的是在心灵中默然进行的是非辨析，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精神努力。”可是论辩的前提是什么？那是独立自由的思想。没有独立自由的思想，结论都给限定了了，还奢谈什么“论辩”！？这个让人可以独立自由思想的环境，必须是容忍多样性的，至少要容忍多样性的观点。从长远的发展看，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哈佛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Chaney，2008年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伊斯兰科技发展黄金时代的兴起和衰落的，论文的题目就是：多样性、宽容和经济绩效；副标题是：来自穆斯林和西班牙的经验。这个论文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对（宗教）多样性的制度性宽容是多么重要，可以激起人们论辩，促使人们独立自由的追求真知，从而促进了科技的创新和经济的发展。正好，我还看到了一个社会学家对近代科学兴起的研究，就是胡弗2003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近代科学的兴起：伊斯兰、中国和西方》一书。胡弗这样总结中国近代科学的衰落原因是：“中国科学的问题，根本上不是技术意义上的错误，而是中国统治者即不创造也不容忍独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存在，而正是在这样的机构里，客观的学者们才能探索他们的真知灼见”（页318）。这两个研究相互印照，更增加了我对中国当代教育问题症结所在的看法。所以我认为，薛先生把浅层的高等教育问题的批判很是生动、让人很难不被打动。但是，薛先生没有更深一层次地揭示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什么“北大不教这些东西”。
其实，客观地说，薛先生也不是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一层次，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就是：大学的责任在于塑造有思想的公民。可是有着国子监传统，并加上了数十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的大学，如何实现自己的“塑造有思想的公民”？薛先生在最后一章里，以回顾欧洲早期“大学的诞生”，直接追溯大学的自治思想的根源。因为把中国的大学和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相比，“论辩”精神都比不上，薛先生得出结论：我们的大学还不如中世纪。尽管薛先生有着这么多的对“塑造有思想的公民”的论述，还是没有直指问题的症结所在：缺乏对多样性的宽容，缺乏对独立自由思想者的宽容。这种缺乏的结果，只能是长期的落后。
在薛先生的书里，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通过读和写和世界建立联系。我很赞同这个观点。可是在缺乏独立自由思考的环境下，读和写都成问题。即使撇开独立自由思考的环境不论，在有限的独立思考下，读和写的问题基本上没有在高等教育中受到重视。我念书直到念硕士的时候，才有我的论文导师指出来我的文字问题，也是写作的问题，多次督促我打磨自己的文字功夫。那么多年那么多的老师，竟然没有一个指出来这个问题。通常是写了作业，老师收上去，只反馈一个分数，没有任何评语和建议，作业本身也不会发给学生。这样一个缺乏反馈的单向性的教学，在美国可以说从来没有遇到过。因此，国内的老师没有人关心学生的文字写作也可以理解了，有个分数反馈了就了结了，谁还管文字这样的“小事”。
批判性思维
在读和写的问题上，我们的高等教育，甚至整个教育界都很不重视，已经是一个大问题。而作为一个受过西学严格训练的学者，则应该自觉地注意自己的写作，要让自己的写作更富有理性分析的成分，更符合科学思维。从《北大批判》一书中，尤其是从中国大学的弱智化一章里，我读出了薛先生在论证观点的时候，有时候理性思维弱于感性思维，或者说是科学思维不够。比如，使用数据的时候对数据时间性和来源的把关，推断的时候考虑到前提假设是什么，可能的后果是什么。首先要有逻辑的内在一致；还要做到观点与资料的契合。田方萌先生专文对这一章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参见田方萌《农村考生该受配额制保护吗？》）。在此文中，田说：“薛涌是个勤奋著述的作家，却不是个咀嚼数据的学者”。比如“关于农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的比例，据沈若愚先生查证，薛涌引用的数据源自十年前对北京高校的一次抽样调查，既不具有时效性，也不具有代表性。”我基本上赞同田先生的这一看法，同时我认为，薛先生不仅仅是“不是个咀嚼数据的学者”，而且科学推断也不严谨。比如，薛在反驳田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参见薛涌《中国大学是否正在弱智化》），薛说：“田先生质疑说，我的智商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未经检验的假设上——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拥有相同的智商分布。很遗憾，像各地居民的身高一样，智商在一国范围内的分布并不均匀。基于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吸纳了全国范围的优秀人才，我们有理由猜测，城市人口的平均智商应当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高于农村人口。’很遗憾，他所谈的并不是我的智商理论，而是西方智商派学者的共识：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并不以人的阶层、居住地等等外在因素为转移。”不知道大家看出来薛推断中的问题了吗？田说的是智商的地区分布，或者城乡分布，这个分布是不同的，因为理论上可以说智商高的人扎堆了。而薛说的是什么？是智商在足够大数量的人口中的分布，是模型的正态分布，这个分布是“并不以人的阶层、居住地等等外在因素为转移”，智商极高和极低的都是少数。这个模型不是说的地区分布。薛还说：“很遗憾，他所谈的并不是我的智商理论，而是西方智商派学者的共识”。不知道薛是否知道自己偷换了概念，还说是“西方智商学派的共识”。
为了进一步显示西方智商理论的分布“不以人的阶层、居住地等等外在因素为转移”，薛接着说：“这一结论，经过了许多心理学和统计学的验证，被《钟曲线》的作者归纳出来。即使是优生学的开山祖师之一Francis Galton在其名著《遗传的天才》一书中也指出，天才家族要几代人达到顶峰，然后在接下来几代衰落下去。”不知道薛是否知道，正是这个鼻祖加尔顿在自己的著作里认为，因为智商的可遗传性，白人贵族在智商上要优于其他人（参见Galton，F. (1865) Hereditary talent and character. Classic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这不正是智商分布在社会阶层上的差别吗？
薛先生是著名的推崇西方文化的公共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更是赞赏有加，也因此才对比中美教育而对中国高等教育加以批判的。可是，让人费解的是，薛先生对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或者科学思维怎么就那么有偏见呢？小时候听戏，大家经常挂在嘴上一句话是：会听的听门道，不会听的看热闹。在美国学术界学者们对阅读论文也有个大概的共识：会看的看方法，不会看的看结论。门外汉直奔结论，行家看重的是方法。重视方法，是科学思维的重要表现。就此问题在与薛先生的通信中，薛先生坦诚自己对社会科学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偏见。
薛先生非常诚恳地谦虚地说自己之所以选择历史作为专业，是性情使然。然而，即使是历史学博士，在美国，尤其是耶鲁这样的常青藤大学，不可能不重视科学思维的一面。我们就拿薛先生很有偏见的——统计方法——为例子来看这种西方科学对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吧。如果没有基本的抽样、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的基本知识，我们很可能对一些媒体或者机构提供的数据读不懂。那么，也无法提出批判性的观点。每种抽样方法和推断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只有了解了这些缺点和优点，才能够对提供到我们面前的统计结果有深刻的眼光。这个工具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发现事实。比如美国南部某州认为有种族歧视，因为黑人谋杀罪犯比白人判死刑的要多。而对黑人和白人判死刑的统计发现，统计学意义上并不存在种族歧视。这时候，加上一个控制变量，被谋杀者的种族身份，发现如果被谋杀的是白人，不管罪犯是白人还是黑人，都被判死刑；如果被谋杀者是黑人，则不一定被判死刑。这里就显示了种族歧视的存在。那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要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比如财富地位，白人富有，能够请得起律师。然后再验证。再举个例子，薛先生书里也提到的关于受大学教育与没有受大学教育的人的收入差别问题。我们会认为这种差别是是否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结果。实际上高等教育本身就是一个选择机制，那些很有创意，很有头脑，或者智商很高的学生，通过选拔，被选到了大学里。即使他们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这两群人的收入差异照样存在。这里就有一个统计选择偏差的问题。统计学训练可以帮助我们考虑到诸多这类问题。
我在明尼苏达大学做过数次社会统计学的助教，从初级到中级到高级。统计学在现代诸多学科中，包括历史学研究里也广泛地运用。明大本科生，初级社会统计学是必修课，这比中国的大学可好多了。我在国内读了社会学的研究生，也没有人家本科生的社会统计学的知识多，而且人家本科就学习了社会统计分析软件，我出国前一样统计软件也没有学习过，因为从来就没有机会接触。高级统计学则是社会学博士生的三大必修课之一（其它两门是理论和方法，而高级统计则是对量化方法的专门训练）。统计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事实，推断事物变量之间的关系。如果基本的量化原理和知识都不懂，自己的科学思维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肯定有一大缺陷。
所以这里，我不得不指出，薛先生在回答“大学学什么”的时候，丢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论辩要有硬件支持，这个硬件需要诸多的硬知识，来支持科学思维。因此，我对上面的“大学学什么？”的问题要增加一个重要性不低于“论辩”的东西：毕业离开学校后不容易学习到的技能，比如数学、统计、计算机编程语言等。
当然，《北大批判》不是一本学术专著，大概可算是一本类似科普的大众读物，我们不能苛求。而且，任何书都不是完美的，要不学术就可以终结了，没有什么新拓展了。但是，对于以宣扬批判性思维来“批判北大”的这本书，而且是受过良好的西学教育的薛涌先生，我们面对其科学思维的缺乏，还是觉得比较遗憾。希望读者能够以批判性思维来阅读此书，大概这也是薛先生所希望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薛先生能够在写作即使是非“正襟危坐”的学术文章的时候，也能够体现出深厚的科学思维功力。
想说的话很多，但不是一篇小文可以承载的。评论就到这里。希望这是一篇真正的书评。如果读者读出的是书商炒作的味道，那只能是我本质上的庸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