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章诒和很陌生，读此书才知道她就是头号右派章伯钧的女儿，也才知道她经历过天堂、地狱、（她曾因日记触怒江青集团被判刑20年，实际坐牢10年）人间三重世界的感受。而她又生性不“顺适”[1]，由她来记述反右前后与父辈交往的几位历史人物（史良、储安平、张伯驹、康同璧、聂绀弩和罗隆基），份量自是不同。
张诒和在书的扉页有这样一句题词：“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张诒和是很得父母宠爱而她也是深爱父母的，按说，她在这部珍贵的回忆录中，是应该有写父母的专章的，然而没有，一篇也没有。她是在写别人的文章中写到父母。好像是不经意的，实际上是刻意而为的史家笔法。表面看，她没有一篇文章专写父母，实际上却又是篇篇文章都写了父母。她对父母崇敬与挚爱之情溢于言表，但也不避讳父母的缺失。她以实录见证的笔法写人物，而又句句字字饱含血泪的感情。章伯钧夫妇地下有知，也当欣慰的吧！
书名《往事并不如烟》显然是与“往事如烟”唱反调，有拒绝遗忘的对抗意味在。钱理群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拒绝遗忘》。为什么要拒绝遗忘？因为中华民族是个善于遗忘的民族，所以老是步履蹒跚，进展缓慢，有所谓“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帮假大空”之说。现在也还有些人在“向前看”的名义下，公开鼓吹遗忘，这也是文革博物馆迟迟建立不起来的原因。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民族的苦难不应该忘记，个人的苦难也不应该忘记，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的苦难更见根本。林贤治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人类的真理说到底是个人的真理”。[1]也因此，那些在历史的黑夜里受苦受难的冤魂特别值得记忆。
读罢此书，有三点感受挥之不去。其一，是觉得今日中国需要右派，右派多多益善。我说的是真右派，不是假右派。1957年共划了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右派分子，[2]其实真右派并不多。我说的真右派，是指那些真正有些独立思想，真正看到了新政权一些体制上的蔽端，想尽知识份子之责，以言干政的人。张诒和写的几个人中，除史良是左派，康同壁是贵族外，其余四人都是右派，但只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三人才够真右派的资格，张伯驹和聂绀弩也还不够格。为什么说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是真右派？储安平批评的“党天下”，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员会”，今天看来，都是颇具眼光，能击中要害的。是左派不敢想，中间派不敢说的地地道道的右派言论。把他们划为右派，并不冤枉。但“章罗联盟”纯属子虚乌有。张诒和写得很清楚，民盟是由三党三派组成，章伯钧、罗隆基各有自己的小宗派，二人政见也不同，常常是见面就吵架，这是周恩来、毛泽东都清楚的，反右期间，更无往来，何来“章罗联盟”？刚直的罗隆基气不过，但也只能冲着章伯钧大发脾气：“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说罢，“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父亲的面前，拂袖而去。”但脾气再大也没有用，“章罗联盟”的帽子还得稳稳的载上，这是政治需要。就像两年后强加给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一样，是否是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需要。“章罗联盟”不存在，不等于章罗的右派言论不存在。特别是储安平的“党天下”是直接以文章形式《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公开提出的，当时，谁敢向毛泽东提意见！实属胆大妄为的右派言论无疑。问题是这些胆大妄为的右派言论并不是胡编乱造，而是有理有据的公开的大会发言，是实话实说的苦口良药。即便说错了，也是一个公民应该享有并得到宪法承认的最基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这种言论自由的权利，不是谁赐与的，想给就给，想收回就收回；也不是法律赋予的，它先于法律，它是人生而自有的，是天赋的，它可以被强权剥夺，但有罪的决不是言论者，而是强权。这叫侵犯人权罪。言论自由，是人权的第一要义。鲁迅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也是讲人的基本权利，但生存和温饱，动物也需要，只有第三项“发展权”才是动物所没有的，也才真正把动物权和人权区别开来。什么是“发展权”？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发展权。没有言论自由，不要说绝难发展，就连生存和温饱也会受到威胁。只要想想“三年困难时期”就知道，如果那时有言论自由，人人能说真话，会饿死三千多万人吗？当然，这种人权观念是从西方来的，不是本土固有的。本土固有的，只有血淋淋的文字狱和言论罪，是君权第一，而不是人权第一。但难道这种先进的文化观念，就注定西方人才配享有，中国人就不配享有吗？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权不能分割的道理。对别人的人权受到侵害，你无动于衷，说不定某一天苦果会落到自己的头上。罗隆基与彭德怀是连襟，罗因言论罪成了右派，被打下十八层地狱，有人问彭德怀的感想和看法，彭说：“应该、应该。”两年后，彭又因言论罪被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尊重别人人权的苦果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党总书记邓小平，官也够大的了，为什么主席一声令下，就乖乖倒下？不也是被封住了嘴吧没有还手之力吗？刘少奇的最后一招是搬出宪法，但没有用，毛泽东说了算，人治大于法治。毛泽东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这话说得不错。错在对左中右作出的价值判断，错在左中右的划分标准是自我立法，自我划线。左就一定好？康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左派，可现在谁说康生好？右就一定不好？顾准被两次划为右派，现在谁不说顾准好？倒是中国最后一个贵族康同璧对右派的认识比许多人高明，她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正紧，右派声名狼藉的时候，敢于说：“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她不仅公开宴请大右派张伯钧、罗隆基吃饭，还敢把从成都看守所潜逃回北京的张伯钧的女儿张诒和藏要自己的家里。张诒和对右派更是充满感情，这不仅是因她深爱着的父母都是右派，还因她在与罗隆基、储安平、聂绀弩、张伯钧等大右派的接触中，感受到的真才实学和为人的可敬可爱。全国五十五万右派中，据说只有五人未获平反，其中就有张诒和写到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为什么五十五万都平了反，而要独独留下五人？据说是以示反右并没有搞错，只是扩大化了而已。但我是宁愿相信张诒和书中所写，而不相信官方媒体传来的信息，这也是我几十年老是受骗引来的一点教训。民盟中央在1985年和1988年，分别举办了章罗九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章罗被公认为“著名的爱国主义战士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这大概可看作棺盖论定。会上，有沙千里的真诚忏悔，他说；“我以前，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认识到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是没有错的，为此，我一直愧疚。”在反右的积极分子中，有沙千里这种忏悔心情的，还不是很多很难找。沙千里晚年扳依佛教，是老一辈人中，觉醒较早的少数几位佼佼者之一。也许最让他俩咸到慰藉的是《大英百科全书》收入了他俩的词条，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份，被历史承认与记载。实在说来，中国的这些所谓右派，不就是有一点独立精神，敢讲一点真话么，中国实在太需要这种人了！这种人永远不嫌其多，只嫌其少。可怜这种太少的人也全都在强权高压下缴械投降了。这究竟是知识份子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有人在反右时问毛泽东，鲁迅如果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直言不讳：“要么他识大体，默不作声；要么被关牢里继续写他的。”[2]这就是鲁迅还活着的下场。毛泽东太了解鲁迅了，鲁迅的个人性太强，是不会改变与权力抗争的本性的。毛泽东也太了解自己了，自己的秦始皇加马克思的绝对权威是不容挑战的。而且知识份子在毛泽东眼里，只是工具，是可以改造利用的工具，工具可用则用，不可用就扔掉，或更换新的，所以有刘少奇“驯服工具论”应时而出。只是刘少奇自己未能做到完全“驯服”，终于也未能逃脱被扔掉的命运。但人毕竟不是工具，把人当为工具的野蛮时代迟早会成为过去，人之为人的文明时代迟早会到来，但前提是：要有人的普遍觉醒。
我读此书的第二点感受受是：批斗文化太扭曲人性。我看过沙叶新写的《表态文化》和《检讨文化》，确是写得好。{3}他还想写《宣传文化》和《献媚文化》。可惜我尚未读到。但他似乎忽略了《批斗文化》，其实《批斗文化》才是最要命的。表态、检讨、宣传、献媚都是《批斗文化》逼出来的，前者是果，后者是因。《批斗文化》绝对是中国的特产。有人说斯大林就搞过，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从苏联学来的。不错，苏联是搞过，但中国“拿来”后，有创造，有发展，加进了自己的东西，成了地道的中国货。苏联搞过大鸣大放以引蛇出洞吗？苏联搞过“早请示、晚汇报”的造神运动吗？苏联搞过“四大”（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连、大辩论）吗？“四大”有了红卫兵参与，把批斗文化发展到登峰造极。批斗比严刑逼供厉害，严刑逼供是肉体的折磨，批斗除了肉体的折磨外，还有心灵有折磨。让你在大众面前受辱、自污，把你搞臭，成为过街老鼠，让你活着，却令你生不如死。而且这批斗的效果是双向的，既是惩治被批斗者，是也教育批斗和围观者，今天的批斗者和围观者，明天也极可能成为被批斗者，让你互相撕咬，互相提防，借以比赛谁最忠，谁最左，谁最革命。以假大空为荣，以真善美为耻，人性被扭曲得不成样子。有人早就说过，这是最可怕的政治腐败。这种政治腐败的特点，就是人人假大空，不说真话。这是一种全民腐败，无论批斗者和被批斗者，都是一次灵魂虐杀。沙叶新有一段话讲到“检讨文化”对心灵的伤害，说它“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了你的尊严，妖魔了你的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需改造的人！”[5]这段痛快淋漓的话，虽还不足以完全说明批斗双方造成的灵魂伤害，但对被批斗者一方来说，是说得很到位、很精辟的。在这种群众斗群众的氛围下，没有不投降的，罗隆基是硬汉子，开始拒不承认“章罗联盟”，也拒绝自己是右派，还敢指天发誓：“即使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这当然是真话，罗隆基要反党，他怎么会老蒋请他当部长他不当，而要千里迢迢跑到共产党这边当部长（罗是森林工业部的部长）？他不过是想在共产党的地盘上保留一点独立性而已。而这，恰恰犯了毛泽东的大忌。大家当然是听毛泽东的，毛说有个“章罗联盟”，就一定搞出一个“章罗联盟”才肯罢休，“七斗八斗，从盛夏斗到严冬，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把“章罗联盟”的帽子规规矩矩地载在了自己头上。
在这场马拉松式的批斗中，有两位女将不能不提。一位是史良，一位是浦熙修。史良是七君子之一，是反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女中毫杰。在私人关系上，她追求过罗隆基，与章伯钧的私交甚笃，且往来密切。她把章伯钧在反右初期在她家给她说的私房话（说“胡风、储安平要成为历史人物”，说“卢郁文是小丑”，“而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才有定评”）在大会上和盘兜出，并且质问章伯钧：你是《光明日报》的社长，应该知道储安平背后的大人物是谁，并点名要他交代和储的关系。无疑，史良在关健时刻出卖了朋友，反右斗争的缺口被她从内部炸开，为反右运动立了头功。这是很需要一些勇气的。另一位女将浦熙修，是与罗隆基同居十年的密友。她揭发罗隆基的题目是：《披着羊皮的狼》，从生活问题入手，上纲上线，把罗隆基说得一无是处，臭不可闻。罗隆基多年后，还不无伤感受地对人说：“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第之语，也当着政治言论，拿到大会去揭发，是条条致命呀！难怪孔老夫子要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浦熙修因为有毛泽东点名，还是被划成了右派；又因她揭发有功，得到了从宽处理的优待。
钱理群曾提出做人的三条底线：第一条，要说真话，不说假话；第二条，实在不能说真话，就保持沉默；第三，保持沉默也不能，不可出卖朋友。刘晓波不同意钱理群的观点，批评钱理群在说真话的立场上，一退再退。主张做人的底线就是一条：说真话。我觉得二人在主张说真话这一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刘晓波把做人的底线订得高一些，钱理群把做人的底线订得低一些。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以采用刘晓波的标准为是；在人文环境绝对恶劣的条件下，钱理群的标准无疑更符合实际。以此衡量史良和清熙修，她们确是违背了做人的最低标准的底线的。这也是批斗文化造成的人性扭曲的典型例子，
我读此书的第三个感受是：我看到了一群有些人样的政治贱民。西方基督教文化讲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无论总统或平民，在上帝面前一律是兄弟姊妹。中国不同，中国文化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过去有“九儒十丐”之说，反右以后，把右派和地富反坏连在一起，再加上出身不好的，都是典型的政治贱民，是备受歧视的。右派因为都是知识份子，情况更复杂一些，有戴帽的，有不戴帽的，还有坐牢的，一般都活得艰难、很窝囊，活得有人样的极少。张诒和写的这群右派有些例外，也许他们是大右派的缘故，政治上把他们彻底击败后，生活上是给予了一些优待的。章伯钧从行政三级降到七级，仍然出入有车，罗隆基从行政四级降到九级，专车没有了，还大发骚。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几千万人，他们却每天早上仍能吃到牛奶鸡蛋。这就是说，他们政治上是人下人，生知上仍是人上人。又因他们都在海外学有专长，西方那套民主政治深入骨髓，虽然在政治上缴械投降了，但在思想上并未缴械投降。他们本来只是新政权的客人，而不是主人，现在客人也当不成了，本来还可以选择当奴隶或奴才。但当奴才，他们不愿意；当奴隶么，主人又不给工作。这样他们实际上就主人、客人、奴隶、奴才都做不成，成了社会十足的多余人。处于人不人、鬼不鬼的尴尬境地。过去的亲朋好友，一个个离得远远的，连右派们也互不理睬。首先起来打破这种沉闷空气的是罗隆基，他也不避嫌，偏要去章伯钧家，他去章家路并不远，自己坐车去就行，可他偏要打电话到政协，叫政协派车，政协也就果然给他派了车。接着，章伯钧结交了新朋友——康同璧母女，[3]并以康章两家为据点，主动与一批右派朋友（如储安平、黄绍宏 、黄琪翔、张伯驹、陈铭枢、章乃器、邓季惺、赵君迈等）往来，一次聚会，章乃器西装革履，章诒和觉得奇怪，便问：“章伯伯怎么今天像个首长的样子？”章乃器回答：“我这是人的样子！”这种要显示“人的样子”的感情，对这些大右派来说，太强烈了。一次，罗隆基新结识一位女友，其兄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得知妹妹与罗隆基过从甚密，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与大右派断绝关系。这在一般政治贱民，也就忍气吞声，算了。可罗隆基不，他不能容忍这种侮辱，特从政协叫了车，找到了副院长，郑重相告：“今日以前，我与令妹不过是朋友；此刻，我与她在恋爱；将来，我与她是夫妻——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无人可以剥夺我的权利。”说罢，不等副院长开口，即转身而去。
罗隆基是留美的法学博士，公民意识特强，“什么是叫共和国公民，他毛公知不知道！”这也是他当了右派后与朋友聊天时说的话，够嚣张的了，其实也不过是这些大右派们在被剥夺了人的权利后，要显示人的尊严的一点最后抗争而已。等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来临后，这些大右派们要争人的基本尊严的一切努力就通通失败。罗隆基还算幸运的，死于文革前夕，是心脏病发着，死在自家的床上。死时身边无亲无友、无妻无子。实际上是孤苦零仃，悒郁而死。储安平、黄绍宏就没有这样幸运，是吃够了文革的苦后，自我了结的，储安平连尸体也寻不着。章伯钧的结局也好不到那里去。无宁说更凄惨，红卫兵抄家时，把他一生收藏都抄走了，他想把自己写的一本诗集保存下来，自己的家是不行的了，便想让女儿带到正借宿的康家暂时藏一藏，谁知又被早成惊弓之鸟的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发现，非叫拿走不可。章伯钧知道实情后，长叹一声，“烧了吧，保命要紧。”章诒和讲她烧诗时的心情：“看着它变成灰烬，眼泪顺着脸颊流淌。耗子还会打洞藏食呢，我恨自己连个耗子都不如。”一年以后，章伯钧死于病。怎么死的？“终极原因是自己不想活，是包括亲人在内都难以理解的心灵创痛，精神孤独，以及耻辱、疲惫、消沉，这使得他决意告别这个已是一无所求的纷鳘世界。生命之于父亲，真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字眼，胸中填满了痛苦与悲愤，走了。”
另外两名大右派——张伯驹和聂绀弩倒是遨过了文革，在新时期有过短暂的辉煌，可惜年事已高，已是夕阳黄昏，力不从心了。张伯驹是有名的民国“四公子”[6]，是著名画家，又是中国第一收藏家。他收藏的都是价值连城的天下绝品，全部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他被划为右派后，同章伯钧有一次谈话，足见他平和的宠辱不惊的心态。他说：“章部长，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的人，生活是琴棋书画。用我，我是这样。不用我，我也是这样。”章伯多逝世，女儿正坐牢，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全都有躲得远远的，而交往不久也不深的张伯驹夫妇却成了登门吊慰死者和生者的第一人。张伯钧对章诒和母亲说：“伯钧先生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这个评价，用在他自己身上，也完全适合。
聂绀弩是诗人。论革命资历比这些大右派都高，论个人遭遇却比这些大右派更凄凉。他1955年因“胡风问题”被撤职处分，1958年补划为右派，文革中，又因痛骂林彪被判终身监禁。林彪倒台后五年，以莫明其妙的“军警特”身份获释。获释后始知女儿女婿自杀，对老妻又心生疑窦，心情自然好不起来。他多次对人说：“还是监狱好。”可见对社会、对家庭，他都失去了信心。这时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光亮，是诗。这反倒促成了他诗创作的一个高峰期的到来。他的诗（旧体诗），正如张诒和说：“形类打油，旨同庄骚，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我看，恐怕也是中国写旧体诗写得最好的最后一个人。他有一首赠李健生（章伯钧夫人）的诗是这样写的；
幺女归才美，
闲官罢更清。
中年多隐痛，
垂老淡虚名。
无预北京市，
宁非李健生。
洒杯当响碰，
天马要空行。
四联全用对仗，语言口语化，又字字句句都说到李健生的心坎上，敲打着她的心灵。又有一种看透人生的庄骚味。非大手笔不易做到。再看一首他自韪《八十》的七律诗：
子曰学而时习之，
至今七十几年时。
南洋群岛波翻笔，
北大荒原雪压诗。
犹是太公垂钓日，
早非亚子献章时。
平生自省无他短，
短在庸凡老始知。
这首诗的诗眼，在颈联五六两句，把自己异端思想表露无遗。
他的这些诗，后来都收入诗集《散宜生诗》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有人问他为啥找胡乔木写序时，他勃然大怒：“妈的个比，我的书本来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这是怎么回事？是胡乔木的序写得不好吗？肯定不是，胡乔木对他的诗评价很高。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有类似的经历，也许能解释聂绀弩的这种复杂心情。找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人为自己的书写序，这种事确是有的。多半是受好心人耸恿，为了便于出版、发行，或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是未能免俗，聂绀弩违心地同意胡乔木写序，而内心又总感到别扭，毕竟胡乔木与他是不同道的两路人，他没有必要去高攀，别人会怎样看他姑且不说，自己也觉得是对人格的一种贬损。所以，当有人担起这事时，就刺痛了他敏感的神经，他暴怒骂娘了。
聂绀弩在狱中，读《资本论》读了十七遍，章诒和问他读后的感想，他说：“最大的感想就是怀疑理想。”这跟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一些人是因思考而受难，那么，顾准、聂弩绀就是因受难而思考。只不过，顾准是用逻辑思维思考，聂绀弩是用形象思维思考。
全国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右派分子，在强权高压下，全部缴械投降，这并不可耻。这正如战场上的士兵一样，仗实在不能打了，选择投降是不应受到责备的。要紧的是胜利一方，不能任意虐待或侮辱俘虏；失败一方，也要有人格的尊严，守住内在的自由，不泯灭良知良能。应该说，张诒和写的这几拉右派，都是守住了这个底线的。他们被剥夺了人的权利，但名义上仍然是公民；他们没有了个人的声音，但仍有个人的思想；他们倒下了，但并未完全扒下；他们是宁愿作奴隶，也不愿作奴才；他们在苦难中，却牵挂着比自己更苦难的人；他们是鲁迅所说的“非人”，但仍保有可贵的灵魂。所以我把他们看为有人样的政治贱民。这与其说是贬称，不如说是尊重。因为我看到一些人沦为右派甚至被平反后，就再也找不回人的原样了。右派中，有先知先觉的，有后知后觉的，有半醒状态的，还有始终未醒的。顾准当然是最深刻的先知先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也应该属于先知先觉之列。聂绀弩就是这样认定的，他对张诒和说：“你的父亲是先知先觉，你的母亲是大慈大悲，你应该为父母感到自豪。”后知后觉的自然更多，聂绀弩是突出者之一，煦我看，舒芜也该列入棱中，他虽然有负于胡风，有不光彩的过去，但他走了一圈后，终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有“入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这就很不错。(1/10/2006 1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