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计划。根据这份政治文件，今后中国将在建设道德价值体系、繁荣文艺创作、发展文化产业、构建新的文化管理机制、建设人才队伍等几方面发力，以推动中国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

从国家战略的层面看，中共中央在本届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提出文化战略，确有积极的意义，它至少体现了中国执政党对当前中国所面临国际竞争新态势和安全新格局的清醒认识；在持续几十年的经济建设热潮后，中共首次如此明确地、专门地提出文化建设，也表明中国社会当前在精神领域所面临的另一场严峻挑战，已经影响到执政者的决策思路和方向。

在我看来，“文化”是“人文教化”的简称，梁启超曾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里所说的“共业”，就包括了语言、哲学、科学、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等诸多方面。可见，文化具有两个根本属性——人本性和意识形态化。

中国正面临 “文化空壳化”

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后，虽然物质上大为丰富，但由于忽略了文化的传承和建设，甚至在很多时候刻意破坏了文化，中国正面临“文化空壳化”的危险，这种危险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信仰缺失。以当政者几十年来倡导的无神论为基础，中国这些年来“不信神”、“不信邪”，导致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传统宗教中的基本信仰的缺位。

二是道德沦丧。官员腐败带动了道德水准的大滑坡，在“猫论”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功利、冷漠，充满了赤裸裸的金钱和交易关系。前不久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女孩被车撞后，18个路人见死不救，是这种道德秩序下的缩影。

三是文化的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通过数十年的政治说教和洗脑教育，多数中国人习惯了听一种声音、持一种观点，对不同的观点缺乏理解力、容忍度，严重不适应质疑的精神。

四是文化的创造力严重不足。由于教育的政治化、功利化、等级化和教育思维的僵化，当前中国大学严重缺乏真正的活力，培养出的人才“一代不如一代”，甚至使中国文化面临断代和异化的危险。

决议回避了关键文化问题

中共此番决定改革文化体制，推进文化发展，也正是看到了上述危险。但纵观前述决议全文可以发现，在方法论上，中共主要强调文化的经济化、产业化和功利化，而有意无意回避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及因此应当采取的正确决策。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要发展和繁荣文化，必须迈过几道重要的坎。

首先，政府必须正视宪法所规定的原则和世界通行的规则，即真正认可并尊重人的表达自由。文化是人的智慧的外化，如果阻断这条外化的路径，或者给这种外化设置种种限制，那么文化的发展首先就会从源头上失去动力。

中国只有拿出足够的政治勇气，真正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让人民真诚发声、充分发声、自由发声，共同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文化世界，才能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

其次，中国的文化发展需要谨防过度市场化。现在各地方政府出台的文化改革措施，多将表现为文化产业和交易。这种思路漠视了文化的人本主义属性，显然需要调整。中国要发展和繁荣文化，虽然离不开市场的引导和调节，但更多的应是创造条件，让各种文化能够脱离铜臭中介而自由交流。

第三，人才是文化发展的前提。而人的思维的多样性，是文化灿烂的基础。有鉴于此，中国必须改革现行教育体制，摒弃政治说教和教育功利化的思维，让各类文化的创造者，在学生时代就培养自由表达和积极创造的习惯。

第四，一国出版业的发达与自由程度，直接关系到该国文化的繁荣程度。在中国，出版不自由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政府在今后如何逐渐放开出版业，真正让出版自由这一宪法规定的原则得到实现，既关系到执政党的胸怀，更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发展速度和繁荣程度。

第五，社会观念对文化的扭曲状况必须改变。重理轻文的观念，让哲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史学等人文社科类的人才备感压抑，如何尊重思想者，重视文科人才，须从政府自身做起，让“仰望星空”者在中国社会有立足之地。

第六，文化的繁荣，还应通过从严保护知识产权以激发创造者的积极性。现今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依然堪忧，从长远来看，这种局面恰恰伤害了中国人创造文化的积极动力。

笔者注意到，这次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指出，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问题之一便是“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我想，如果中共真正意识到前述问题，并敢于以宽广的政治胸怀，从历史的维度考量，痛下决心，革除积弊，倡导人文，保障自由，中华文化的再次辉煌，一定不会只是梦想。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