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南方都市报》的揭露，北京一家名为安元鼎保安公司在北京设立黑监狱，与地方政府狼狈为奸非法抓捕、关押和欺凌进京上访者的黑幕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在国际国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北京警方日前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两项罪名对该公司及有关人员刑事立案侦查，安元鼎公司的董事长张军和总经理张杰亦被刑事拘留，有关侦查正在进行当中。

其实对于熟悉北京社情尤其是熟悉北京永定门一带（国家信访接待站所在区域）情况的人来说，安元鼎公司的黑幕一点也不值得惊奇。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为了限制、拦截进京上访者的人身自由，就以多种非法方式对访民进行抓捕或者截击。安元鼎公司的黑幕，无非就是非法拦截访民形式的发展，它以明目张胆的公司化经营，取代了地方政府过去对人权偷偷摸摸的侵犯。

事实上，在北京，诸如安元鼎公司之类以拦截、抓捕、关押进京上访者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司和机构林立，它们的存在，甚至曾经被一些地方政府视为维稳工作的“机制创新”，在地方政府看来，这种创新性及其好处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以更加专业、高效的公司化运作，取代了过去零散、随机而低效的截访，降低了地方政府的涉访维稳成本，二是以公司的行为替代了地方政府官员的亲历亲为，避免了地方官的法律风险和人身风险；三是使地方政府变被动截访为主动截访，因为安元鼎们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主动到访民集中区域主动寻找访民并反馈给地方政府，从而减少了地方政府过去因访民所到单位的通知、登记而被动截访的几率。

由此可见，安元鼎们的存在和壮大，实际上有着现实的土壤。第一，社会矛盾的剧增所导致的民众诉求增加，使得安元鼎们有了存在的可能，这是它们的社会土壤；第二，地方政府囿于涉访的维稳成本不断攀升而产生了寻找代理人的冲动，这是安元鼎们的经济土壤；第三，北京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将各类上访者一律当作访民来源地政府不稳定的指标进行评价，逼迫地方政府为了避免自己的政绩被“一票否决”而不惜一切手段进行截访，这是安元鼎们的政治土壤。

如果说，社会土壤是安元鼎们生存的基础，那么，经济土壤则是它们生存并获得快速发展的筹码，而政治土壤，则是安元鼎们业务发展模式的风向标。

在当前中国，基于权贵资本猖獗、分配不公日盛、腐败之风普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严重等多种社会弊端，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甚至部分中产阶级的不满情绪日益滋生，但他们的诉求无法得到重视和解决，于是产生了大量的访民。

这些问题，本应是由中央政府通过制度调整加以解决的内容，但在中央政府看来，这些问题发生在基层，所以也应该解决在基层，对于一些中央官员来说，他们只要“眼不见为净”就可以，并因此将全部上访矛盾一律踢回矛盾发生地解决，但地方政府官员也知道，虽然有些涉访问题是由他们的不力工作甚至错误行为引发，但多数问题并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解决的。于是，在进京上访问题上，地方官就面临双重挤压——上有北京官员的指责，下有访民的不满和持续上访的冲动，在这组不可调和的矛盾面前，地方政府也就逐渐选择了回避问题实质仅从上访表层解决的方式，即压制上访。

如同安元鼎们凭借地方政府的维稳冲动应运而生，在中国社会，还有很多类似的因果关系存在。比如最近有消息说，在北京，活跃着越来越多的“删帖公司”，这些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为企业和政府机构删除各类网站上的批评言论和揭露文章等负面帖子，笔者一位熟悉此行的朋友坦言，目前删帖公司的主要客户正是地方政府，这位朋友说：“地方政府总有这样那样的很多黑幕，一旦被传播到网上，地方官就害怕北京的官员看到，也害怕因此引起更多舆论关注，于是不惜一切代价请求我们帮助删帖，这样的生意，没多少成本，收益却能以百倍甚至千倍计算。”

不管是安元鼎们的生存法则，还是删帖公司的行为模式，其实都永远藏于黑暗之中，他们无法光明正大地生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服务的对象和内容本身就是非法的，而在此背后，则是中国社会那些形形色色的莫名其妙的社会规则和政治逻辑。

从这个意义而言，今天北京警方抓了一个安元鼎，难免不保证有其他的安元鼎会马上取代，这就正如遍布北京城各个地铁口的非法黑三轮，因为公交的不完善，最后一公里的瓶颈才有了黑车们的“非法营运”空间，因为各类土壤的肥沃，所以才有了安元鼎们的茁壮成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陈杰人为独立时事观察员，曾在《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报刊担任记者和编辑，200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2005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机构作访问学者，现为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伦理、法治建设和公共事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