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八十五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敌人的公主，在异域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异乡对儿女已是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十六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十六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著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紧握著他的手，不断地递纸巾。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著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著□杖，有的坐著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彷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各奔东西，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会遇见父老们和他们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地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札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艺术像一块沾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他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
文化艺术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或者对这段历史原本漠然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