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贵兄的大著完成，一再命我也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发表点意见。自知不是理论家，要建构一套方法论体系，非我所长。我研究的是19、20世纪中国史。“史无定法”，从何说起？长期在这一领域打滚，历经若干挫折、迷误与抉择，也许可以提供若干可以引起思考的资料。
“不疑不悟”
我珍藏着一方闲章，是厚着脸皮向篆刻高手小敏兄讨来的。印文是“不疑不悟”，边款全文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袁师着以黄宗羲句制印。丁丑冬陈小敏记”。学术界无不承认黄宗羲在明末清初为中国思想史大放异彩，却很少人提及这一勇敢的怀疑精神是他的卓越成就的内在动力。其实，这是古今中外任何真正的思想家、有成就的学者以及大小改革家、创新者不可或缺的品质。愚鲁如笔者，亦累受其惠。准确点说是，学术上不时有所发现；精神上则在自得其乐的同时，也一再遭到莫名其妙的压力，为简朴的书生生涯增添几笔有趣的色彩。
还没有到讲故事的闲暇岁月，只能简单说说一二大体不伤他人的小例。
1984年，中国大陆第一次孙中山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我提交的论文是《为民主革命服务的唯物论一元论》，私心窃喜，以为不是人云亦云之作。不料在闭幕式上一位美国学者语惊四座：“我多次参加台湾开的孙中山研讨会，第一次到大陆开会。可是，两边都把孙中山当神，你们做的不是学术研究！”（大意）
这是迎头泼来的冷水！不知道其他人感受如何，对我说来却是很好的清凉剂。经过多年的思考，加上看到不少新资料，终于明白自己是慑于孙中山的光环，再去收集资料和写作。在假问题和鸡毛蒜皮中打转，何来学术价值？我的文章冀图回答的问题是当时讨论得颇为热烈的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性质问题。就这一小问题而言，我的确花了不少气力，不无一二新意。可是，我没有首先回答两个根本问题：
1.孙中山是哲学家吗？换个说法是，按当时的哲学发展水平，其哲学思想有无讨论的价值？
2.他的主要论题——“知难行易”的基本涵义是什么？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这个命题有无值得肯定的价值？
其实，孙中山自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他所以不厌其烦地宣讲“知难行易”，无非是要“后知后觉”（干部）和“不知不觉”（民众）之辈跟着他那样的“先知先觉”走；让他们懂得“知行分任”“不知也能行”，我已发明了最好的理论，你们不行，就要承担“阻碍进化”和革命失败的责任！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这样的愚民哲学，显然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至于其理论思维的粗浅和不严密，对思想家说来虽属致命伤，与上述失误相比，已属次要问题。
大彻大悟不是空喊可以达到的境界。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意识形态的网罗中生活和成长的。此外，任何社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传统和当前话语霸权的羁绊。自己的许多观念，说不定就是社会环境养成的偏见。一切都要重新审查。这个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来自外界的压力，有时聒噪之声还挺大。但压力首先来自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是对故我的挑战。当理性引导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要突破过去以为是天经地义的边界的时候，是尊重自己的头脑而甘冒责难，还是走蹈常习故的平安大道？这是艰难的选择。
1998年，经过多年的思考和资料积累，我写了一篇5万多字的长文:《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写作中几次掷笔长叹，有一次竟停笔两周，不想写下去。不是几位朋友激励，根本无法完篇。这是情感和理智的交战。人有造神的本能。把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打碎，是不是过于残忍？帮助我走出困境的是两个因素：1，学术良知，不能讲假话；2，对祖国命运的理性考虑，不能把历史的经验白白丢掉。而那位美国学者的一声断喝，对加速我桀骜不驯的野性的复活，也十分有益。奴性是后加的；人性复归，就好奇，就有无穷的疑问。
问题意识
困扰古今中外哲人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历史学家也为此备受折磨。
没有人敢公开否认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令中国学术一再蒙羞的正是有人不老老实实研究材料，却要充当学术法官，上演一出出“无知批有知”的闹剧。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仍是史料工作薄弱。大量不堪卒读的意识形态史学，多半是不肯面对史料加削足适履炮制出来的。先师梁方仲教授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平淡地说了一句朴实的名言：“乱拳打不倒老师傅。”蕴涵着以扎实研究为基础的学术自信，也显露了对来自学术以外的聒噪的不屑。不过，在解决这一前提后，仍面临两种选择：
一是为学术而学术。力求弄清历史的过程和前因后果，其他在所不计。这是值得称道的追求，永不熄灭的流派。
另一是追求学术与思想的统一。这里说的思想指的是对人类、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
我选择的是后者。作为研究19、20世纪中国史的中国人，我关注的中心一直是为什么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如此坎坷？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和国民党专制统治下度过的。富强、民主、自由成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政治早熟的同龄人关注的热点。后来，我的研究工作也一直贯穿着这一思虑。
在我看来，人们的主观关注是选择课题的关键，又是驱使认真的学者寻求学术完善的强大动力。研究就是回答问题。围绕假问题打转，是虚掷生命；等而下之者，甚至践踏良知。即使是真问题，学术和社会意义亦有大小之分，体现着选择者的学识、胆识和处境。所谓“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似乎就是这个意思。
举个例来说，改革开放后，广东经济迅速发展，引起广泛关注。有人便说，这是近代岭南文化开放性的继续。我对这一现象也深感兴趣。但我从史料中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鸦片战争后的岭南非常封闭，带来一系列恶果；后来的成功另有原因，历史教训不应忘记。（参阅拙著《中国现代思想散论》第47—110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严格的学术研究可以带来深刻的思想启示。如果不下苦功研究真实情况，很可能成为错误观念的宣传者。
掺入主观关注会不会苛责古人？人们常说对历史人物要有同情的理解。这无非是要弄清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关人物的思路以及他们行动的根据。但停留在这一步是不够的。必须比评论对象站得更高，做事后诸葛亮，人类才能吸取历史经验，不断前进。
一个范例是波普尔在其经典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柏拉图思想的分析，从中发现了极权主义的根源。人们普遍承认这是对思想史的一大贡献。毋庸讳言，没有他对20世纪极权主义的极端憎恨，就不会有对柏拉图政治思想如此深刻的剖析。
同样，如果不站在20世纪思想的高处，也不可能对鸦片战争以降的史事和人物作出全面的评价。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憎恨专制，因而对洪秀全思想评价甚低；反对封闭，对林则徐也不无微词——为了驱赶在他家乡的两个英国平民，竟鼓吹调炮演习，准备打仗！如此等等。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对拓展近代中国研究不无裨益，就是得益于此。
因此，应该谴责的不是对现实的关注，而是在为现实服务的借口下，歪曲和伪造历史。后者是对学术良知的亵渎和道德堕落。他们即使挂着学者的徽章，其实不过是御用文人。至于因现实关怀而回顾历史，或历史研究中关注现实，以史为鉴，古今中外，纵横议论，只要严格遵循学术规范，是应该提倡的思想与学术的统一。它与为学术而学术，是不同流派的差异，完全应该互相尊重，并行不悖。
冲破古老伟大民族心态的羁绊
学术是世界性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如此，人文学科也不例外。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不同国家亦基本相同。可是，学者在工作中往往有许多自觉不自觉的预设，弄得不好，有的可能成为思想镣铐。“后殖民”“东方主义”“西方中心”……这是当前广为流行的观点。洋鬼子霸气十足，痛骂一顿，谁曰不宜？可是，学术拒绝情绪。我宁可选择另外一条思路。
我想，如果一个国家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受到不平等待遇，理所当然地应该反侵略，捍卫主权，还要力争有朝一日真正与最强大的国家平起平坐。你是落后国家，那就要老老实实学习别人的先进文化，使自己强大起来；加上其他手段，方有梦想成真的一天。现代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这个领域反侵略后果不堪设想。那些口号虽然也是现代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但那是非主流的极端流派。应该研究这些观点，汲取其合理成分。可是，如果有人以此为借口反对现代文化的基本框架（法治、自由、民主、宪政、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化和人民的福祉必然落空。中国向西方学习已经一百多年，但富强、自由、民主的理想至今未能实现。主要原因是舍本逐末，或只在器物层面打转，或因道德义愤而认同极端，这正是19、20世纪中国最应记取的历史教训。
中华民族有悠久、伟大的过去，要走出困境，重现辉煌靠什么？人们热衷于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甚至说那里有医治现代病的灵丹妙药。其出发点也许非常崇高，但说到底这是不太健康的恋旧情结。即使你说得对，也不过是有待证实的设想，何况历史已一再证明冀图“毕其功于一役”，往往为狂想、蛮干开路。
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同研究者对世界现状的认识息息相关。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文化也是多元的。通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汉族的传统文化，用以统一全国，尚且不能，遑论世界？多元异彩纷呈，但异中有同。任何国家的现代文化，其现代性的基本特点大体相同。若拘于民族性，抗拒现代性，虽可获得某种情绪的满足，但对国家的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十分不利。因此，不论研究什么都不能忘记世界文明的进程；应该把中国放在世界全局中去考察。在我看来，这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例如，时贤时兴骂跨国资本、自由主义，骂新文化运动。仿佛它们给中国带来的都是祸害。这就有忘记国情和世界文明进程之嫌。一个有悠久专制传统和仍然十分贫困的国家，面对无法抗拒的全球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趋势，要不要认真考虑一下中国究竟多了什么、缺了什么呢？我的研究工作之一，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今年是“五四”80周年，重温有关文献，我写下十多万字的心得，阐释新文化运动的方方面面。追求言必有据，又给坚持多年的思想作出新的论证：一是新文化运动确是提倡西化，但那是现代文明的普世性。另一是所谓激进所在皆有，能否化解取决于有没有思想、言论自由。不幸，新文化运动后期，外力援助下的武装力量，取消了这些自由，结下国民党创立威权政治的恶果。它证明启蒙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如反过来谴责启蒙，那是南辕北辙。
又如，不久前仍有人把晚清的外国传教士不分青红皂白说成是“帝国主义分子”“侵略者”；给赞扬西方现代文化、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驱戴上“卖国”“投降”的帽子。细读史料，看到的是历史的颠倒。从郭嵩焘到胡适，揭示中国和中国人的愚昧、落后的后面，同鲁迅一样，是饱含热泪的爱国深情。不少外国传教士，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建立献出毕生精力，时至今日，为什么仍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我想，这是忘记世界文明进程的又一表现。中国人的历史包袱太重了。真正的强者永远注视未来，学者如果摆脱不了狭隘的古老民族心态，其研究工作走入歧途几乎不可避免。
1999年10月27日
原载《东方文化》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