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强人卡扎菲（卡达菲）终于被北约空军和本地造反武装合力围捕处决，再次证明我早先的评论：西方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综合力量和资源依然世界第一。

北约对利比亚的干预，固然是以“霸道”为主，但是也充分利用了“王道”，也即“人权”和“民主”的道德大旗，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从联合国安理会到公关宣传，无不显示西方世界这种现代“霸道”和“王道”的有机组合。

所谓“霸道”，也即传统的硬力量，指的主要是北约军事组织，这是百多年来船坚炮利的延续。但是新世纪以来，以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宣扬的“王道”或软力量，日益成为西方外交的重要资源。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霸道”还是“王道”，都必须以金钱实力作为基础。换言之，两者都可以说是“财道”的不同层次或形式。

因此不能不看到欧美本身都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特别是统一的欧元面临可持续性的生存危机，而华盛顿的高额国债，威胁到军费和外交经费的大幅度削减。在“财道”衰落的前景下，北约不损失一兵一卒，而成功推翻40多年的卡扎菲政权，表明霸道与王道的综合运用，具有显著的“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

基于人权和普世价值的现代“王道”，不仅提出“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简称R2P）”这一新国际原则，架空了北京依然奉为圭臬的“国家主权”，更在道德宣传优势之外，给予欧美和北约在国际舞台上明显的“技术操作”优势。利比亚是个典型的例子。

这一操作优势，来自西方各国本身的多元化公民社会和政治体制，使得欧美十分擅长利用干预对象内部的各种社会因素，尤其是政权体制之外的社会矛盾和基层力量。华盛顿在前苏联势力范围内的“颜色革命”，和这次组织利比亚的造反力量，都充分体现了这种迅速动员和组织体制外社会力量的运作能力，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与西方多管齐下的国际干预对比，中国经济固然突飞猛涨，但是仍然不具备“霸道”的硬实力，又缺乏“王道”的道德权威和文化软力量。北京近年来的主要国际手段，可以说不出专走上层路线的“财道”外交。这种依赖当权领袖的单纯“财道”，反映了北京外交缺乏民间层次和手段的重大弱点。除了利比亚，还可以举出多重例子。

例如北京多年来为了石油利益，花费巨大的外交资本和经援，全力维护苏丹的喀土穆政权。欧美不仅在达尔福尔问题上作尽“人权”文章，还通过策划南部苏丹独立，轻松划分到苏丹的大部分石油资源。

还有赞比亚。不提当年劳而无功的“坦赞铁路”，北京近年来以巨额经援，支持掌权多年的鲁皮亚·班达（Rupiah Banda）总统，而忽视赞比亚国内日益不满的基层民意，结果导致民间力量的反弹，反对派领袖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得以利用“反华”纲领，赢得9月下旬的总统大选，而威胁到北京历年在该国总额超过20亿美元的投资。

还有缅甸新政府最近声称顺应国内民意，暂停中缅两国在前任军政府时期在伊诺瓦底江上游开始建造的密松电站合作项目，彰显了北京无视他国民意和体制外力量、专走上层路线的“财道”外交的重大隐患和长远恶果。

我曾经评论过，所谓不干预内政，实在是弱国外交的遁词。在全球化的大势下，各国尤其是大国具有日益深化的海外利益，而无不据此而争取影响和改变他国的政治和外交决策。西方多元民主制度是否适用于其他文明和社会，也许并无定论。但是阿拉伯之春和东南亚等地的发展，显示基层民意的伸张，并且最终制约各国政权，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下，北京如果囿于自身僵化的权威体制，无法在国际上顺应多元化的民意，而在“财道”外交之外引进必要的“王道”号召力，不仅会继续遭遇利比亚、苏丹、赞比亚、缅甸等地的外交逆转，也会威胁到海峡局势的发展。马英九上台以来北京对台的大笔“财道”攻势和投入，却仍然未能稳保小马明年的连任，成为北京道德权威缺失和“王道”赤字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