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阿拉伯世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穆巴拉克、本•阿里、卡扎菲这些昔日的政治强人要么亡命海外，要么身陷牢笼，抑或死于乱枪。1999年米洛舍维奇下台的时候，人们惊呼强人政治时代结束，或许2011年才是政治强人“集体下课”的开始。

强人政治的“历史使命”

对于倒下的政治强人，有人指责他们是“窃国大盗”；有人叹息“英雄落幕”。然而，人们更需要一种世界历史的视野给这些政治强人“盖棺论定”，否则，个人情感会掩住理性之光。

首先，强人政治是国家构建历史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主权国家逐渐取代帝国、城邦、商人联盟、伯爵领地等组织成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帝国崩塌，主权国家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国家独立的欢欣鼓舞，并不能取代构建现代国家艰苦卓绝的过程，要知道，欧洲的主权国家的构建从14世纪就开始了，而18世纪的开明专制便是一种典型的强人政治，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特雷西女王、叶卡捷琳娜女皇都是那个时候的政治强人。从国家构建的历史来看，强人政治似乎是国家构建中难以跨越的一个阶段。

其次，在地缘破碎的中东北非，强人政治提供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公共品，即政治秩序。现在的中东北非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地带，帝国的边缘的最大特点是间接统治，各种部落、部族、强势家族是真正的统治者。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奥斯曼帝国崩溃了，欧洲的殖民统治结束了，一直没有国家传统的中东北非维持政治秩序尚且困难，何谈现代主权国家呢？卡扎菲、阿萨德、萨利赫等人或者通过政变或者通过操纵选举，得以占据高位。他们一方面稳定了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提高国民教育水平。

更重要的是，政治强人为国家构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比如固定的领土边界、官僚队伍等。这些长期掌权的政治强人通过宣传或者灌输，使本国人民形成了一种国家认同。利比亚反对派依靠北约的空中打击而推翻了卡扎菲政权，但是却不允许外国军队驻扎于利比亚，这不能不说是卡扎菲的影响。

政治强人在完成自己的政治使命之后便需要退出政治舞台，进而推动国家走向民主化、法治化。然而，政治强人往往“一条道走到黑”，因为他们将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力、家族利益缠绕一体，个人的喜怒哀乐决定了国家政策。

强人最后变成“木乃伊”

强人政治带来的最大的恶果是公共权力私有化、家族化，特权横行、贪腐肆虐，最终的结果是民怨载道。政治学家戴维•阿普特为政治强人描绘了生命的轨迹：“发展中国家‘英雄式’的领导人将权力个人化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有一天这一荣耀破灭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最终的下场。”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家族政治取代国家政治，权力交接不畅。一个正常的政治体系需要不断地吸纳新鲜血液，保持权力的流动性，如果权力长时间操控于一人之手，势必造成权力循环停滞。政治权力犹如人体之血液，如果血液粘稠或者不畅，便会导致血管淤塞，轻则瘫痪，重则毙命。卡扎菲在位42年；本•阿里23年；萨利赫32年；巴沙尔2000年继承父亲的权力，其家族统治叙利亚已有41年。中东政治强人的一个特点是个人生命与政治生命融为一体，要实现权力更迭难于上青天。

第二，压制任何批评性的言论，打击反对派，拒绝人民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不仅没有公民组织，更没有反对党，只有两类人：特权阶层和有口难言的群众。法国大革命时期西耶斯在《论特权》的小册子中写道：“特权者吞下了钱，也吞下了人。”现代国家的构建需要将大众有序地接纳进入政治参与的框架之中，让人民参与国家治理，践行人民主权的理念，但是强人政治下的社会呈现出哑铃型结构，特权成为社会的烙印，即便强人倒台，特权难消。

第三，未经公平分配的财富成为贫富分化的加速器。无论突尼斯还是利比亚，都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尤其是利比亚人均GDP已经达到1.5万美元，是名副其实的高收入国家。没有监督，没有法治，财富为少数特权阶层占据，卡扎菲家族窃取的国家财富达到2000亿美元，穆巴拉克、萨利赫、本•阿里等家族也不例外。

结果，特权阶层挥金如土，而无权无势的大学生只能在街头摆地摊，反受到警察的羞辱，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突尼斯的小贩自焚事件激起了无数底层无权势人们的共鸣与不满。一种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加上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击碎了曾经的政治等级，推倒了权力高墙。政治强人如木乃伊一般，在自由民主的空气中迅速腐烂。

作者系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 来源: 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