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路社
摘自《中国政治改革常识》
谨以此文呼应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题记
编辑先生：您好！大家都主张思想言论自由，“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新唐书•魏征传》），不但中央，媒体以至每个人都应兼听。应营造形成一种崇尚创新、支持创新、奖励创新、宽容创新的利益导向机制和社会环境氛围。鲁迅也言：要有天才，须先有天才生长的土壤。然而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对于《中国政治改革常识》这本真正探索中国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呕心沥血之作，体制内某些人总是一副中国特色的思想专制与文化官僚保守主义面孔，以不变应万变而拒于门外。反倒是一个有着西方背景的政治学术网站“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尽管我与他们之间的价值观点不尽相同，却能够宽容地接纳。在这点上，我们也许应向西方学习。崇尚思想自由的精神，其正是西方文明得以后来居上良性发展的重要甚或根本原因。这里并不是说这本小书就必定百分之百都是真理，她肯定会引起争议，这是正常的，而不应当实行思想专制主义，思想自由是中华民族走上复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和不二法门。反而，只有专制之下才会出现没有“争议”的反常现象。我实在看不出：思想专制与文化官僚保守主义的“驼鸟”文化政策与“皇帝的新衣”或“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从长远、根本看，她于党于国于民皆有百害而无一益，一如“饮鸠止渴”，仅能痛快一时。民间各种各样的思潮、思想有逆历史潮流的，也有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其至少应有一个渠道自由表达，然后才可能通过实践及争鸣再加以甑别。这个渠道即在文化上实行有法治作前提的学术自由，将政治宣传与学术研究分开而治来实现出版、言论的有限自由，以保障上下政治信息的沟通。有人认为：作为大国，中国的国际环境是最恶劣的！这么多研究机构，又是“部级”、“副部级”或“司局级”的，可是谁又能跨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骏马纵横捭阖一番呢？可怜啊！悲哀啊！我更以为国内政治研究上又何常不如此？
2007年5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向师生们作即席演讲，其中提到黑格尔的一句名言：“一个民族没有仰望天空的人物，这个民族将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后来又闻有习近平同志言：我们党需要有一批“踱方步”的人，所谓“踱方步”，就是迈着四方步考虑党和国家之大事。我通过几十年如一日对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及转型的不懈研究，以为本书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理论，创造性地发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关键性政治真理（即“权力唯物论”），她从政治哲学、政治体制、政治治理到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韬略以及政治基础，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进行了详尽阐述，是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从根基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一如写在前面的话中所言“半生得来非寻常，满纸论去皆伴泪”，谨拜国人与当局“先一读吾言，后三思尔行”。
但理论上的各种学术观点往往截然相异，政治有真理吗？有！只是要经由政治家去判断、选择，并最终靠实践来检验。许多学者之间则往往勾心斗角，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学术利益决定立场观点，其比政治家又少了政治责任与利益担当的压力制约及导向。按时下最时髦之说法，他们本身就是演员，这裁判只能观众当。近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相互揭短，披露出的汪晖之《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和朱学勤之《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仅不过是最典型两例。现实中还不知有多少“文曲星”，不过是“同党”们捧起来的而已，某类学者们实际上比政客更不值的信赖。政客纵有优劣，或狐狸或狼，属狗者却无。这便是所谓的“文人相轻”与“党同伐异”。当然，真正有才华、有良知的学者不会在此“屁股决定脑袋”之列。《中国政治改革常识》一书中的许多观点迄今不断被人摘取、采纳，如曾投稿n次的人民网理论频道2010年08月27日之尹正达先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在哪里？”一文，即是较小的一例：其不过是书中“市场政治论”一章“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批判”一节部分观点的某种“另类”重复。只是这种不成系统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看似热闹，最终却难有成效。
看来我们“天才”生长的“土壤”被某些人垄断着，不是任何人都能去自由生长的，偶有几个“天才”被生长出来，那是要经过“计划”。体制内一些别人或自己以为的“御用”文人对体制外或“草根”者之打压，大约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俗话说“狗眼看人低”，家狗或哈巴狗眼里是容不得“外来狗”或“自来狗”的。气候是这样的气候，风气所至就好比“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即便是山野中不属于任何人垄断的土地，却也仍有着垄断的空气。比如，在网上我之某种观点只要稍不合某人的心意，便提笔批到：“何路社者，忠臣也，惜上不重之而犹自恋，叹乎。”或干脆骂道：“又想舔马屁，又想稍微重一点拍马屁，一派胡言，不知所云！”再客气一点又曰：“幼儿园的孩子不识数。回幼儿园回炉吧！”这样的空气，别说“天才”生长需要比常人更多的“氧气”，便是常人也会窒息。
生活在这样一个缺乏崇尚思想自由精神的国度，谁还会对别人已经从专制黑暗中走出来时，她在世界民族之林近、当代的落伍感到奇怪？我是满腔悲愤地写下上述文字：中华民族是一个多么“滑稽”的民族，我们几千年来一直在纪念屈原，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也是被人不断重复着的，而造成一代又一代屈原之原因仍然延续至今。现将《中国政治改革常识》奉上，希望你们先认真仔细一读这本小书，不仅要用自己的大脑独立思考，更要对照中国当今的社会现实，看她是否与你所观察到的事实相符？看她是否能够解释现实中的种种问题？看她是否经得起实践中的任何检验？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即你要研究她，真正全面、系统、完整地正确理解她的思想、观点之含义。或许有人想说我自大了。可鲁迅于近百年前已是说得何等之妙：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Ｎｏｒｄａｕ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ｍｏｂ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欧阳志远先生在《光明日报》撰文说：“中国科学的真正危机不是作伪性论文的频现，而是平庸性论文的泛滥。”诚哉斯言！但深究起来也还仅是触及了问题之表象，深层根源乃是那中国特色的思想专制与文化官僚保守主义。就恰如周泽雄先生在“思维癌病房”一文中所说：“要知道中国人的确是勤劳智慧的，历史上（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先人曾经显示出强烈的爱智倾向，产量惊人地贡献了出众的思维成果，也给我们这些不思进取的后代留下了丰硕的思想遗产。所以，问题的征结在于，不是中国人天生不具备思维能力，而是我们这一原本优越丰厚的民族特质，在专制历史的长期重压下，逐渐消沉了，式微了，殒落了，惘然了。思维，我们久已不以为乐，久已深以为苦。当放弃思维的明哲保身策略在现实生活中总会给人带来这样那样的好处，当积极思维、独立思索的可贵努力在历史上总会与鲜血沾亲带故，中国人思维能力的急剧下滑，便几成历史的必然。”在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二者之间，我们似乎应“先天下之为而为，后天下之言而言”。而不去幻想什么“先天下之言而言，后天下之为而为”。
附一：
别让平庸论文充斥期刊
（2011年2月21日光明日报）
（提 要 ：中国科学的真正危机不是作伪性论文的频现，而是平庸性论文的泛滥。这种泛滥会使社会的良知麻痹起来，它以无可非议的面目在社会上畅行无阻，让人通过单纯的文字积累获得相当的声誉，其示范效应是创新精神的第一杀手，同时也是滋生不端行为的温床。）
当代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基点在于科学创新能力的培养。论文在科学期刊的发表，是科学成果得到社会承认的前提，而期刊选取论文的态度，则是创新思想是否得以露头的关键。目前，畏惧非议已经成为不少期刊阻挡创新思想的口实。它不是对作伪性文稿非议的畏惧，而是对开拓性文稿非议的畏惧。前一种畏惧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因噎废食，那么必然对科学创新形成严重障碍，因此有些认识必须澄清。
创新是科学的灵魂，科学研究的要义是理论的不断扬弃，即比较浅显和比较片面的旧认识，被更加深入和更加全面的新认识替代和包容。新认识的多少就是信息量的大小，无论哪一种信息都要借助信号作为载体，文字就是最常用的信号。信号和信息之间有同构关系，但同构关系不是同等关系。论文信息量需要有一定的文字数量来表达，但他们之间没有正向相关性，关键是要看论文对信息接收者思维中不确定性的消除程度，即要有新认识。
无论论文有多少规范，创新性必须是第一规范。只要是新认识，就必须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因而必然带有风险。波普把可反驳性作为科学命题的基本特点，把逻辑上已列尽可能的命题、重言式命题、用词含混不清的命题，以及宗教神话命题等，排除在科学命题之外，因为它们无从反驳。虽然后人对波普哲学有所批判和发展，但至少这个认识从现在来看还是有相当意义的，它应该是科学期刊审查论文的基本参考。
科学研究的起点是问题即矛盾，正确地捕捉到问题和揭示出矛盾，是论文成功的一半。一篇合格的论文，必须有一个多少具备突破性的核心命题，如果提升一步，还应该有一个独创性的核心概念。新的命题和概念既然带有离经叛道的性质，就不可能迎合方方面面的好恶，所以引起非议是必然的。如果论文一开始就轻松得到普遍认可，那么它可能是一篇平庸之作。“天衣无缝”的作品，往往少有阅读靓点可言。
在科学史上，重大发现在一开始都是充满非议的。由于科学界存在非议，所以相对论并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爱因斯坦得到诺贝尔奖的成果是他的次要发现——关于光电效应的光子解释。在量子力学建立过程中，更是充满了非议，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的争论甚至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然而,非议不仅没有影响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成效，反而使得它们更加强劲地成长。时至今日，还有人在对相对论提出非议，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从研究本身来看，科学活动的生机在于大胆猜测，所以理论必然要经过假说这个阶段。不经过假说阶段的论述，是对旧理论的复述，信息量很少或者没有信息量。假说是以一定的事实为依据并在一定的科学范式下形成的，因而与虚幻的臆想有别；同时假说又带有猜测性和试错性，因而与成熟的理论有别。即使是成熟的理论，也还是相对真理，还要经受挑战。所以论文的价值不在于是否完善，而在于是否有新思想产生。
开拓性文稿除了思想不为世俗观念见容之外，还不可避免地会有失实之处，尽管这种失实并非像作伪性文稿那样系主观故意而为，但往往被人作为排斥异见的根据，将不成熟的新思想冠以“伪科学”。而期刊主事者只要缺乏社会责任，就会对这类论文尽量规避。于是很多期刊倒是“干净”了，但也就平庸了。大批大批的空洞文章避实就虚侃侃而谈，这些文章造就了不少“专家”和“学者”，结果是难以计量的科学资源被浪费。
中国科学的真正危机不是作伪性论文的频现，而是平庸性论文的泛滥。作伪性论文在任何国家都难以杜绝，这种事件的发作频率即使稍高一点，只要社会有足够的良知，也是很容易被揭穿的。但平庸论文的泛滥则会使社会的良知麻痹起来，因为这类论文本质上也是不合格论文，它以无可非议的面目在社会上畅行无阻，让人通过单纯的文字积累获得相当的声誉，其示范效应是创新精神的第一杀手，同时也是滋生不端行为的温床。
期刊编辑有两大任务：一是阻挡失实内容，二是发掘创新思想。两相比较，应该是后者的意义大于前者。如果把关注重心置于前者，就很容易窒息探索空气，泯灭科学精神；反之，如果把关注重心置于后者，讨论和批评就有发展的空间，失实内容也就不会得不到暴露。有失误也有生机的期刊，肯定优于没有失误也没有生机的期刊。如果科学期刊仅仅满足于没有错误，那么它实际上已经远离了科学，在历史长河的激流中早晚会销声匿迹。
科学没有绝对正确，有不足和有非议是论文的常态，求全责备不是对社会负责而是不负责。期刊追求圆满的心态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做不到。在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大科学时代，任何期刊都很难完全准确把握论文信息，可严格要求的只能是对硬伤进行识别。应当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发表作伪性论文主要是作者的责任，发表平庸性论文主要是期刊的悲哀。论文的价值评判要有一定的时间期待，不去除浮躁情绪，科学创新断无指望。
国家已经把“包容性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在这里“包容”主要指参与经济活动和分享经济成果的机会均等，其核心是维护社会生态的平衡，所以对科学发展也是适用的。从期刊来说，要尽量集纳各种观点，从作者来说，要平静面对各种意见，从社会来说，要宽松看待各种失误。总的来说要包容各种非议，只有这样才能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保护创新性思想露头。（欧阳志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附二：
让人敞开批评天塌不下来
（“首届全国杂文大赛”一等奖）
张心阳
都说历史可以昭示未来，如果让历史观照今天，对今天的现实起些启迪作用，那也不错。
近读《中共宣传工作文件汇编》中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让我产生了这种感觉。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仅六个来月的时候，便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决定》在《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公开发表，显然是为了召唤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批评中来，并以此为依据，监督党和政府遵照执行。
《决定》一千八百余字，没有任何的繁文缛节，也不讲以什么为指导思想，开宗明义第一条第一句就是：“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做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党已执掌着政权，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人民的利益。加上领导者地位权力所致，容易拒绝和压制批评。所以，必须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党的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至于如何对待批评失实、匿名批评、如何替“投书者”保密、对批评者不得打击报复等，都一一做了规定。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也是有史以来惟一的关于批评问题的文件。结果如何呢？据统计，《人民日报》在1950年4月即《决定》刊发当月，就收到读者来信一千六百七十四件。《人民日报》刊发批评性报道和文章1950年为七百五十三篇，1951年为一千七百四十九篇，1952年为一千七百四十一篇，1953年为一千零二十七篇。在当时只有四个版的《人民日报》，平均每天各版都有批评性报道和文章。许多在现在看来绝不可能上报的，报上照登不误。
因为敞开批评，人们对共产党就失去信赖了吗？没有；对建设新中国失去信心了吗？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信任了吗？没有。相反，执政者这种光明磊落的胸怀，社会这种畅所欲言的环境，反而让人们找到了真正当家作主的感觉。
这事如果按我们现在某些人的思维，至少有一百个理由不能这样做。比如，国内反动阶级还存在，敞开批评会给他们以口实；个别人对党的领导的信心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敞开批评会产生疑惑；国民党曾经怀疑共产党坐不了天下，负面报道正好印证了他们的断言……然而，毕竟那辈打天下的共产党人胸襟博大得多，得失利弊权衡得清清楚楚。
其实，在共产党执政之前的七八年，也有一次让人们敞开批评的过程。这就是延安整风的前期，人们以不同形式批评党和政府中的问题，如丁玲、萧军、艾青、王实味等写过各种批评文章。
不错，延安的批评让当时的国民党确实很高兴，如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在《解放日报》刊登后，中统局就“如获至宝”，很快编了一本《野百合花及其他》，对文中所讲的延安问题“斩头除尾，加以歪曲捏造”（时任中统局本部科长张文语）。可是，明白人绝不这样看，蒋介石就对中共的延安时期给予了赞许。他在后来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说：“看看他们（指共产党）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党的统一……他们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党的调查、党的学习，是这样认真、这样严密，而我们则松懈散漫、毫无教育、毫无计划。”不要以为我们的对立面都是傻子，他们绝不会因为你发扬民主、敞开批评就觉得你一无是处。换言之，即使王实味等批评言论被“敌人”利用，那又怎样？中统局不是大做文章了吗？国民党文人不也大做文章了吗？但延安的天没有因此塌下来。
对于如何让人批评执政者，毛泽东有胸襟，他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拿刘邦、项羽作对比，之后说：“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邓小平也有胸襟，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如今有的人害怕批评怕得要命，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让说。这让人很想不明白，共产党人刚执政的时候都如此刚强，敢于号召人民起来批评自己，现在执政六十多年了，地位更巩固了，为什么有的人心理反而脆弱成这样，这是不是正如温家宝总理说近期校园系列血案一样，也有什么深层原因呢？
何路社（百年磨一剑）
2010.8.30，201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