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改革太迟，肯定是坏事
屈辱越大，统治的正当性相应丧失越大，到最后整个国家进入了被瓜分状态以后，才想到大幅度改革，那时王朝的统治正当性已经流失殆尽了。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满清政权开始面临内外挑战。一直到1911年，被一场颇具偶然性的革命推翻。这中间共有70年时间，清王朝的统治者好像也采取了一些挽救措施。但有人认为清朝的改革“搞得太晚、太慢、太假”，后来的立宪也是一个被迫采取的行为，所以失败是必然的。你怎么看待清朝的改革？
萧功秦：我们知道，在辛亥革命期间，各省起义者实际上只要做成两件事，起义就成功了：先是占领总督府，再就是攻克军火库，许多清军不战而降。那么脆弱的一场革命居然能成功，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已经消失，王朝统治更加脆弱。它统治的正当性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七十年里迅速消失，这是因为这个政权无法应对西方挑战，中国由此而陷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亡的境地。整整七十年时间里，虽然多次有改革机会，但它并没有把握时机，最终由于统治合法性的完全丧失，而被一批毫无准备的热血青年轻而易举地推翻，一场常人看来如同儿戏的、成功概率极低的、偶然的革命，居然一下子成了燎原之火，原因正在于，在整整70年这个并不太短的时间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完全不具备适应西方近代以来对中国近代的挑战的能力，这一点与明治维新的日本正相反。
为什么清王朝不具备这些能力？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文化原因，也有帝国政治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晚清几个皇帝一个一个说起：先讲道光皇帝，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道光皇帝掌权，他个人的素质和道德感在清王朝当中，甚至在中国古代的皇帝当中是相当不错的。但他仍然没有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中获得任何教训，其实这场战争军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在大沙角、虎门等几次重要战役中，中国方面死伤数千人，被俘虏数千人，英兵只是几个轻伤与战死，按理说，统治者应该从中感觉到中西文明的巨大差距，应该警醒到，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应该考虑到如何向西方文明学习，通过自强来克服困难危机。如果在鸦片战争后就开始洋务运动，中国现代化的起步至少要比日本快20年。中国的近代史可就要重写了。
南都：史料说在1870年代时，清朝就派出留学生到美国去考察，这能否说道光之后的统治者意识到中西方文明的差别？
萧功秦：这是同治年间的事了。咸丰皇帝在位13年中，实际上没有做任何改革，这里面牵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当英法联军到了天津，咸丰签了《天津条约》，最后又撕毁了，不承认原来已经同意的条约，原因是英法要派公使驻北京———现在看来这是正常的国际交流，但咸丰为了让英法同意撤消这一条，宁愿做出让所有的外国进口商品免税的让步———该争的不争，不该争的荒唐地硬争。后来，英法为了施加压力，进逼北京，咸丰又把英法联军的39个谈判代表与随从人员抓起来当作人质，结果其中19个人被虐待致死，最后引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野蛮报复。从这里可以看出，满清统治者思考问题的方式，还停留在中古时代。作为一个弱国、作为一个弱者，它和强者对抗的时候，不但没有通过改革或者开放的方式走向世界，来实现自己国家的富强，却走了更极端的相反方式。
圆明园被烧后，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在强大的压力下，让位于国际的条约体制，清王朝在巨大屈辱和创伤的情况下才通过洋务运动走向了改革开放。由此可见，我们这个民族在昏庸的、保守的、封闭的王朝统治下，不得不通过巨大的代价，才走向改革。英法联军之役后，改革与屈辱感同步加深，这个迭加过程意味着什么？屈辱越大，统治的正当性相应地丧失越大，到最后整个国家进入了被瓜分状态以后，才想到大幅度改革，那时王朝的统治正当性已经流失殆尽了。
南都：慈禧太后掌握政权后，改革力度是不是大了一点？
萧功秦：作为个人来说，慈禧太后是精明强干的；但作为统治者来说，她完全缺乏现代化的眼光，她对个人权力的关心远远超过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可以说，清王朝的灭亡，她要负最大责任。
同治年间，慈禧通过辛酉政变上台。这场政变是她与恭亲王合谋而成的，她和恭亲王分享政权。恭亲王是比较有现代化眼光的人，但他受到慈禧的强烈制约和猜忌，无法发挥作用。如果慈禧太后不那么揽权，能放心地让恭亲王从事改革，那清政府在道光、咸丰两任皇帝错过改革机会后，还是有一次改革图强的机会。但慈禧对恭亲王的猜忌，使得恭亲王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得不放弃很多现代化的努力。比方说19世纪70年代时，两次条约签订以后，英国、法国和美国对中国还是采取合作政策，希望中国能逐渐发展起来，然后和他们做生意。这个时期到甲午战争以前，有十多年比较国泰民安，被称为“同治中兴”。此时，李鸿章向恭亲王提出建议，说建设铁路、发展电讯，发展邮政，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国家现在是有力量做这件事，希望恭亲王到两个皇太后那里奏报一下。但恭亲王说朝内没有人主持这个大计，两宫也不会主持这件事情———他自己也想推托，他主动提出的任何一个东西，都会受到慈禧太后的猜忌，几次被罢官，地位岌岌可危。
南都：那后来的洋务运动为什么又是雷声大雨点小呢？
萧功秦：我们过去总认为洋务运动没有成效，是因为统治者本身，李鸿章、曾国藩等主持者不努力或者是贪污、腐败、效率不高等，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最高统治者没有改革的根本愿望。这段历史非常重要，机会一旦失去，我们的邻国日本就崛起了。日本在1860年代以后，经过30年的明治维新，国力迅速上升。而中国在1860年代以后的30年时间里，基本上是停滞不前，即使购来了比较先进的军舰，但整个军事训练水平、指挥水平都没有跟上去，社会的现代化水平也很低下，军舰变成空架子，甲午战争一打就不堪一击。
南都：后来光绪皇帝领导进行的戊戌变法，可看出满清统治者的改革意愿已很强烈了吧，为什么又失败了呢？
萧功秦：甲午战争失败后，光绪皇帝真正开始掌权，戊戌变法本是中国迎来的一次罕见的好机会——甲午战争失败，士大夫和官僚中形成空前的共识，觉得中国要改革了，连慈禧太后也不反对改革了，她也知道不改革的话，中国很可能就要灭亡了。遗憾的是，光绪皇帝是一个徒有变革意愿却完全没有政治经验的人，他所信用的恰恰又是一些没有在官僚体制内生活过的、没有治国经验的少壮派书生改革家，他们完全不懂得官场的游戏规则。很多想法非常幼稚，很多做法又很极端、不切实际，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激进而不切实际的改革引起多数人的不满，他们成了孤家寡人。于是居然要发动一场注定失败的包围颐和园的政变，结果不但失败，还连累了青年的皇帝，按照严复的说法是“书生误国，庸医杀人”。
我们不得不承认，光绪皇帝是个好人，但能力太差，见识太差，当然，这又和帝国官僚体制与文化对他的严密束缚有关，根据我的观察，他连正常人的心智与经验水平都没有达到。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碰到挫折，就逐渐形成一个日常的、健康的理性判断能力。但光绪帝从小在深宫中长大，没有机会接触外部世界。一旦他的改革计划遇到慈禧的质疑，就心态失衡，焦虑万分，从而进一步刺激同样缺乏经验的康梁孤注一掷地去从事政变，结果遭到惨败，中国好不容易获得的一次改革机会由此丧失。
南都：清朝到了什么时候，才有真正想改革的欲望？
萧功秦：真正想要改革是到了1901年以后。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的时候逃出去了，回来是1901年了，当时她非常真诚地想改革，她知道再不改革的话，她的统治合法性就完全没有了。她想通过真诚的改革来挽回在臣民中的威望，这种愿望很强烈。
南都：那么慈禧为改革作了哪些努力？
萧功秦：包括律法、教育、经济、社会改革等，在改革过程中，已经是开始不自觉地进入了开明专制主义阶段。可以说，辛亥革命所推翻的是一个开明专制政权，而不是一个保守的、封建的传统专制政权。
南都：这种开明专制从哪些方面可以体现？
萧功秦：1901年开始改革以后，废除科举制度，奖励实业，鼓励新式教育，从留学生当中选拔人才，查禁鸦片，甚至还办福利院，进行法制改革，废除肉刑，引进了与国际接轨的《民法》、《商法》和《刑法》，目的是要尽快废除领事裁判权。只有《刑法》和国际接轨了，领事裁判权才没有继续存在。还设立了巡警、派出所等大量的公共服务机构，整个社会风气都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专制政权，从政治学来看，到了1901年以后，它已经转变为一个开明专制主义了，所谓的开明专制，就是利用皇帝的权威来推行现代化的政策，从而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它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政治选择。
南都：你曾经说过，如果慈禧太后不是那么快逝世的话，清王朝不会那么快灭亡……
萧功秦：1908年，慈禧太后过世，不只中国人，当时有很多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慈禧太后活着的时候，她完全能够控制局势，但慈禧太后死了以后，局势完全失控，因为新上来的统治者非常无能。如果慈禧在的话，武昌起义即使发生，也只会是一场流产的小兵变，根本成不了大事，只要再过两年，清朝就立宪了。实际上，立宪后的大权掌握在资政院和谘议局里面，而资政院与谘议局就是汉人的天下，排满革命的号召力与动员力也就会大大减弱。只要慈禧太后在，她不会那么愚蠢地让满人最大的潜在政敌袁世凯去镇压革命。如果袁世凯不出山的话，哪怕让冯国璋去打，革命很容易被扼杀在襁褓当中。
即使慈禧太后死了，如果她当时不把政权交给摄政王载沣和溥仪，而是给其他皇族近支，情况都会有所不同。当时在权贵阶层当中，还有很多统治能力和领导能力相当强的人，比方说恭亲王的儿子载澄，就是皇族中一个年富力强、有现代意识的人物，这种人当皇帝，革命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弱。当然，避免了辛亥革命发生的清王朝以后也会发生新的革命，但不是辛亥年的革命，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了，也会出现中产阶级革命，而不是这样的不成熟的排满民族主义革命。
南都：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载沣的政治智慧很低？
萧功秦：比如说他搞皇族内阁，是非常傻的事情，当时已经产生那么强的逆反心理，大家对任何满人掌握权力都充满高度怀疑的不信任。更何况这些人毫无威信与水平，如果载沣心胸宽阔些，在内阁中选拔社会上的精英人才，情况就会好得多。又如，武昌起义发生后，载沣派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荫昌出征———如果换个真正能带兵打仗的人，那么情况又会不同。那时，前往南方镇压革命的军事火车开到一半，居然连煤与水都没有供应，当官的只能下令让士兵用马刀代替斧头，去砍沿铁路的树木来升火开动火车，整个过程的组织能力和后勤供应水平之低，都反映出统治者载沣的统治水平的低下与拙劣。
立宪太早，不一定是好事
立宪本身是一个好事情，但因为清朝是在社会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在社会认同度极为低下、国家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才进行立宪的，失败一点都不奇怪。
南都：你曾说过，晚清的预备立宪加剧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认同分裂，是火上加油，最终导致失败。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
萧功秦：对于统治者来说，扩大政治参与是形成社会凝聚力的一个很好的条件，专制体制下，皇帝与少数精英分子孤立在上，臣民老百姓不关心政治，这样的国家没有凝聚力，怎么能避免一个国家不陷入危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宪作为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应该说是增强国家凝聚力、形成臣民团结、发展政治认同的政治手段。当一个统治者有足够威望时，在没有陷入深重危机的情况下，适度地进行立宪民主化的改革，就比较顺利。立宪使更多人参与政治生活，扩大了政治参与的途径，本来是好事情，然而，当社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统治者的正当性受到被统治者的质疑，也即陷入统治危机后才进行立宪改革，不但不利于形成社会共识，反而会使政治分歧更为严重。这是因为，危机时期，社会分歧会十分严重，扩大政治参与的结果，又反过来使得长期积聚的社会矛盾出现井喷效应。
更具体地说，一旦统治者宣布立宪，对统治者深怀不满的被统治者反而可以利用立宪的舞台，与统治者对着干。过去没有这个渠道的话，只能闷在肚子里，没有机会表达。现在机会来了，人们可以提出向统治者提出种种诉求，统治者面对种种要求，就会难于招架，人们会提出，政府规定的九年后才立宪的日程表时间太长了，应该用三年就好，你不立宪，我就要上街游行，就要写血书。这样的话，立宪就陷入四面楚歌的状态。可以说，立宪本身是一个好事情，但因为清朝是在社会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在社会认同度极为低下、国家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才进行立宪的，失败一点都不奇怪。
南都：当时力倡立宪的人目的是什么？他们是如何理解和认识宪政的？
萧功秦：立宪派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革命，他们仅仅想要立宪的舞台，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愿望。但是立宪政治一旦发展起来，某些地区立宪的议员和政府之间的分歧扩大，他们就利用自己立宪议员的地位去动员群众、号召群众。群众长期压抑的社会不满由此得以总的发泄，这样就起到了加剧社会矛盾、火上浇油的作用。比方说保路运动，就是四川谘议局的议员利用他们议员的地位号召大家起来反抗铁路收回国有的政策。力量很大，可以算是一种政治参与的爆炸。
南都：当时社会各阶层对立宪的看法是怎么样？他们是想维护清朝统治，还是希望整个国家稳定，或者想从中牟利？
萧功秦：你刚才所说的几种可能性都存在。相当一部分人希望逐渐和平地从筹备立宪过渡到立宪政治，其中有一部分人确实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比如在保路运动当中，四川民办的铁路股份公司的股东觉得国家收购股票的钱太少了，他要更多的钱，就提出一些煽动性的口号，然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还有相当一部分人随波逐流，当革命的形势发展起来以后，武昌起义以后，就迅速倒向革命派。
南都：我们之前提到立宪政治，也提到开明的专制政治，你觉得哪一种更适合当时国情需要？
萧功秦：开明专制指的是在统治合法性不受臣民挑战的情况下，统治者利用自己的传统专制威权来推行现代化的政策———日本的明治维新、德国的俾斯麦改革，都是开明专制。对于中国的清王朝来说，到了筹备立宪阶段，就从开明专制模式转变为立宪政治模式，所谓的立宪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即皇帝的权力被逐渐虚化，立宪政府与国会将取得实际权力。慈禧在世的时候，她的权威还可以控制预备立宪的进程，虽然慈禧犯了那么多错误，但受统治的百姓基本上还认她，因为她在位48年里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权威笼罩整个社会，社会还在比较稳定的状态下发展。但慈禧死后，新的统治者能力太差，立宪进程被立宪派认为过于缓慢，于是，清王朝陷入政治失控状态，立宪反而不如开明专制那样能保持政治稳定的连续性。从这个意义上说，1905年以前的开明专制模式，相对于慈禧死后的1908年的立宪模式，也许更适合于清王朝下的秩序稳定。我曾在几年前就提出过，清末新政从开明专制模式转变为立宪模式，也许是太早了。
革命不成熟，必定导致分裂
第一，保守的统治者在危机中才进行迟误的新政改革；第二，一场迟误的改革引起一场不成熟的革命；第三，一场不成熟的革命造成了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大分裂时代的来临。
南都：我们从清王朝改革失败中，可以得到什么警示？
萧功秦：那就是，处于大变革时代，治国者要不失时机进行改革，要把握时代给予的变革机会。如果失去这样的时机，当社会一旦陷入危机后再改革，就会陷入两难问题。它从正面来说有利于民族团结，从负面来说，会形成长期压抑的政治参与爆炸状态，形成不满现实的人们的愿望得以表达宣泄的“井喷效应”。这时的民主化改革，社会大众的各种诉求得以无序发泄，任何人都控制不住，各种诉求从长远来看都是合理的，但却是统治者无法短期实现与满足的，社会矛盾与分歧，人们内心的挫折感反而会迭加起来，这种迟误的民主改革反而会成为革命的导火线。
南都：那就是说清王朝搞宪政改革还是搞得太晚了，最终才会失败？
萧功秦：是的，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晚了。清王朝有70年的机会。尤其庚子事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后，赔了9亿多两白银，中国差一点被瓜分，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会觉得统治者实在不配再统治。此时，清朝为了摆脱民族危机，想通过大幅度改革来挽回他在臣民中的威望，然而，大幅度的改革难度会更大，因为这需要有更大的权威来进行整合。恰恰处于危机时期的统治者又没有足够的威望，于是，就陷入如下恶性循环：危机越深，改革幅度越大，改革难度也越大，权威不断流失的清王朝越是无法控制秩序，于是越改越乱，老百姓越来越不满，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人们觉得改革得不够，还要进行更大幅度的改革，统治者为了满足改革者的期望，于是加大改革幅度。于是陷入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其结果可以概括为：从新政始，以革命终。辛亥革命可以由此来解释。
南都：那么在你看来，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什么？
萧功秦：我最近发表一篇文章《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我觉得革命并不是必然一定会成功。因为革命者没有组织能力，没有足够的统一全国的军事力量，甚至也没有具有全国威望的领袖，它完全不可能统一北方，它只能做到一个城市的起义成功，这就意味着，首先，它不得不和其他的各个省组成邦联体，武昌起义者与其他各个省和武昌起义没有任何统属关系，像山西、湖北、湖南等各个省都是自己独立，大家平起平坐。它只能采取多党的、联邦制的方式，像美国13个州，各个州都是独立的，每个州派一个代表来开会。其次，起义者由于力量太弱，没有能力北伐统一全国，不得不和北洋军人合作，让袁世凯当总统，以此来实现让清室退位的政治目的。袁世凯获得总统地位后，南方不得不采取内阁制度来限制袁世凯这个政敌，内阁制度和总统制最大的区别是总统没有掌握权力，权力掌握在议会里，同盟会在议会里占多数，可以制衡袁世凯。但内阁制度很难推行，不利社会整合。最后不得不向袁世凯妥协，由此引发民国初期接连不断的党争。袁世凯死后，社会马上分裂，出现北洋军阀混战。北洋军阀混战的原因是清王朝灭亡，清王朝灭亡是因为辛亥革命发生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是该改革的时候，没有进行真正的改革，等到危机严重时，再改革也就来不及了。
南都：那么，怎么来认识十九世纪后期清王朝从改革到革命的这段历史？
萧功秦：我认为，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近代史，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保守的统治者在危机中才进行迟误的新政改革———正如前面我所分析的，从道光、咸丰、同治、慈禧、光绪，再加上慈禧后期这么六大环节里面，都有很多改革的机会，都失去了；第二，一场迟误的改革引起一场不成熟的革命；第三，一场不成熟的革命造成了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大分裂时代的来临。
过去学界有一种片面的观点，认为辛亥革命本来取得伟大的成功，只是后来被袁世凯出卖了，袁世凯攫取了革命的政权。按这种观点，如果不是袁世凯出卖了辛亥革命，孙中山的民主理想能成功实现的话，中国早就走向民主与现代化了。这种观点没有看到辛亥革命本身中孕育着失败的必然性。它从一开始就很不成熟，到后面向大分裂时代所走的每一步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