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说明
调查机构：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
调查时间：2011年2月13日至2月18日
有效样本量：1000个调查范围：全国5个大中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
抽样误差：5%
样本构成：男女比例50.1%与49.9%；年龄结构：15～24岁占18.3%，24～35岁占36.5%，36～50岁占35.2%，51～60岁占10%；学历结构：高中及以下占9.2%，大专占23.1%，大学本科占59.6%，硕士及以上占8%。
只有实现社会公平自由的阶层流动，才能让每一个公民怀着自己的梦想，去成就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梦想
不久前，一位网友题为“我想为徐深海要个编制”的帖子引发社会热议。徐深海是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环卫所清粪队队长，2010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可他还是一名临时工。
如果徐深海有了编制成为了正式工，他不但每月可增加收入近1000元，而且福利待遇也会相应提高。但润州环卫所负责人向媒体表示，获得正式编制需要区委编制办同意并核发，“难度非常大”。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个人或社会群体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变动，统称为社会阶层流动。那么，目前阶层流动固化程度如何？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难的原因何在？哪些人最有可能沦落为社会新底层？
为了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现状，《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调查研究机构——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于2月13日至2月18日，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5个大中城市进行了民意调查。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从整体来看，58.8%的被访者认为社会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仅7.5%的被访者认为机会很多。仅有38.8%的被访者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可改变命运，50%的农村户籍被访者相信该观点，比例远远高于城镇户籍被访者。
受访者反映向上流动机会少
今年36岁的张先生，是北京某机关的一名处长，来自于湖南省南部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18年前，他考上了北京某名牌大学，从此命运发生了逆转。然而，近年来，他已成了家乡人眼里的一个传奇。
“在老家，现在每年能为子女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家庭并不多。”张先生说，“他们的子女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也越来越小。因此，很多孩子高中毕业就去读技校学手艺，或外出打工挣钱。”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高考全国弃考人数接近100万，而2009年弃考人数达到84万。有观察人士称，除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客观原因外，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成了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古至今，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是社会底层群体改变命运的主要方式。比如，1978年恢复高考，打破了“出身论”与“血统论”对人的桎梏，众多贫寒子弟就通过高考跻身社会上层，这不但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和智力支撑，也成就了中国当今的生机和繁荣。
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众却感到社会阶层在日趋固化，而一个人如果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似乎也更困难了。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多数受访者反映向上流动机会越来越少，而接近六成被访者认为自身尤其是外界存在太多障碍，信心不足，尤其城镇户籍被访者认为通过自身努力向上流动障碍重重。
同时，本次调查数据也显示，74.4%的被访者认为受到“靠关系找工作”的影响，一线城市“社会关系”对就业的影响甚至高于二线城市，而且越是高学历人群，越发感受到遍布周围的“社会关系”网对自身就业的威胁。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社会阶层虽有一定的固化趋势，但也要客观地看到，现在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社会流动的制度设计，一些中低阶层的人士，也通过此途径实现了向上流动。”
那么，为何多数受访者认为向上流动机会越来越少呢？胡仙芝分析，一方面来源于社会群体对于社会流动的过高预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与社会不公平的广泛存在致使这些制度设计失去有效的执行有关。可以说，目前“阶层固化现象”更多来源于公平的缺失和人们社会期望的失落。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涉世未深的90后对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命运的热情，比前辈们高涨得多，61%的90后相信自身“奋斗”，而80后70后中，44.6%的80后愿意相信“自身努力可以叩开理想之门”，认同该信念的70后，仅有34.3%。
对此，社会学研究专家、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副总经理肖明超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随着社会人口结构的变迁，70后和80后已逐渐成长为社会各领域的中流砥柱，成为社会财富的持有者和社会主力人群。现实中，由于社会机会不均等，让这两个人群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个体弱势感和不安全感。”
底层群体呈扩大趋势
按社会学者观点，以不同的标准，可把人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比如按权力、财富、学识、声望，等等。
早在2004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次发布《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就把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等。
当前，对于对底层社会包括哪些群体，学界尚无定论。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公众眼中的社会底层群体形象，指标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低收入，居无定所；缺乏各项社会保障；自身权益难以维护，利益表达机制不畅。
“当下中国，原有社会底层群体向上流动越来越难，不少中产阶层一不留神，却极易沦落为新底层，底层人群有不断扩大趋势。”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沈友军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举例说，“比如不少白领在高房价下，一夜之间负债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本次调查数据也显示，77.5%的被访者认为底层公众比例有扩大的趋势，而且高学历被访者的态度更不乐观，80.1%的本科及以上被访者认为底层人群的比例还会扩大。
从目前情况看，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被普遍视为稳定性最强、幸福度最高的社会。在发达国家，“社会中间阶层”也能占其全国人口比例的40%至50%左右。
而根据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的研究，中国还处于一个底层民众数量众多、其他阶层数量较少的“倒丁字形”结构。
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不少人还存在强烈的危机感和焦虑感——担心自己在社会转型中沦为新底层。那么，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底层人群(贫困的农民、下岗失业者等)，哪些人群最有可能沦为社会新底层呢？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65.1%的被访者认为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可能沦为新底层，50.6%认为是失地农民/被拆迁户，50.2%认为是新生代农民工。
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基于对自身困境的感触，年轻一代更具危机感，67.5%的80后认为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有可能沦为社会新底层。这一点通过学历背景的维度也可得到认证：高学历群体认同该观点的比例更高，67.6%的本科及以上被访者认为大学生群体可能沦为新底层。
本次调查数据还表明，80后高学历人群自我定义社会新底层的倾向性非常突出。“主要原因是他们通过‘奋斗’实现成功的梦想太难照进现实，而不得不感同‘蜗居’和‘蚁族’的身受。”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鲁照旺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
在鲁照旺看来，“蚁族”现象虽不代表所有大学毕业生的现状，但却是多数大学生期望通过知识和学历来改变命运，可又因为缺少资源而难以突破社会阶层固化而出现的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
“当前城市中的‘蚁族’，境况甚至比在农村有房的农民或农民工还差，后者至少还有地有房，前者的处境则更艰难。”鲁照旺认为，“在社会日益固化的阶层壁垒的夹缝中，高学历‘蚁族’奋斗数十年，也未必能和官二代、富二代们拥有的财富和社会资源相比。”
另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显示，目前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到中国农民工总数的60%。
有受访专家认为，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渴望融入城市。但是，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认同障碍、社会族群歧视和价值观差异等难题到新生代农民工这里并未获得明显改善。
沈友军说，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还普遍受到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的“三低”困扰，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即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可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将是沦为社会新底层的主体。”沈友军表示，“由于掌握社会资源少，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少。”
“赢家通吃”侵蚀公平竞争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近年来逐渐成为就业过程中的关键，而“赢家通吃”现象的蔓延，更是侵蚀着社会公平竞争的原则。
“对社会阶层固化现象的认识，更需客观、全面和理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社会，每年有数千万的农民从土地上脱离出来，成为工人、个体户、小商人等等。这种规模宏大的社会流动，也是中国经济和生命力之所在。”
“整体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率，特别是向上流动率是大大增加了。这体现了社会的开放程度。”李炜说。
同样，在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看来，当今社会还是有许多机会，让有才能、有智慧、有勇气的人大展身手、改变命运。但他也承认，“目前出身和背景对人们后天发展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大。”
“现在有些单位，不是因为工作本身去寻找具有相应背景的人才，而是社会关系背景取代了其他。”胡仙芝说，“仅仅是社会关系一条，就使正常的人力资源的管理制度和程序失去作用。这很不正常。社会经常曝光的往往是这些。这样，更加剧公众对阶层固化的担忧。”
据媒体报道，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选拔干部过程中，最后任命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子弟。
对于这些不正常现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柯锦华认为，在就业压力大的背景下，应严防此类不公平事件的发生。
而事实上，“赢家通吃”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比如，有些官居要职的人，在高校兼着院长或者教授、博导，或在企业兼个董事、顾问；有些企业家对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头衔的追求；不少运动员获得奥运会冠军后，也纷纷被推荐免试直升研究生，有些还硕博连读，等等。
那么，在同样背景下，哪些工种更具备上升条件和机会呢？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商业人员”和“白领”被认为是最具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的两大群体，作为前辈的50后和60后更加看好白领阶层，而年轻的70后和80后则倾向于认为商业人员具有更多的提升社会地位的机遇。
本次调查数据还显示，65.3%的高学历人群认为通过从事商业来提升社会地位的机遇更大，而且75%的农村户籍被访者倾向于认为通过从事商业来实现向上流动的机遇更多，城镇户籍被访者的比例是62.2%。
“青年群体尤其是高学历青年群体对商业的看重，说明相对于其他领域，商业领域的竞争更公平，可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多。”肖明超解读道，“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通过商业活动加速财富积累是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直接方式之一，经济资源在人们的价值评价体系中，也变得至关重要。”
“收入差距决定不同群体在消费方式、生活水平、社会职位等方面的差异，而收入水平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地位，甚至随着代际更迭也呈现出一定的‘世袭性’特征。”肖明超说。
加大社会风险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当前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原因。
“社会资源在迅速集聚，而后续的许多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改革基本上停滞。”鲁照旺举例说，“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
鲁照旺解释，因考虑到土地问题，一些未把户口从农村转移出来而在城市打工的大学生，与通常意义上的农民工相比，并无实质性差别，实际上就是大学生农民工。如果大学生农民工以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出现，问题就非常严重。
“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贫寒子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这条传统渠道，被封闭的危险性确实在不断加大。”鲁照旺说。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65.6%的被访者认为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祸首，是资源与机会分配不平等，其次是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体制机制的障碍。
“现在社会阶层日益固化，并非社会上层拥有多种社会资源，而是某些方面在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沈友军说，“有些利益集团，凭借种种体制性壁垒，偏离市场手段人为制造了种种资源配置的失衡。”
“近些年来，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劣势地位。”胡仙芝说，这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制度的失效，而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平的缺失。底层的“社会精英”很难通过教育等渠道实现流动，结果是，通过“社会精英”的上升流动实现社会的融合和整合的机会也变少了。
胡仙芝认为，目前在某些领域，强势群体组成的阶层，已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且力量强大的利益保护圈，“有时甚至公然侵占其他社会阶层的合法利益，这样就造成了社会阶层的隔离，甚至分裂和对抗。”
“社会阶层固化的危害，除了加剧中低阶层的身份焦虑、拉大社会阶层的断裂面、破坏社会的合理结构，还会有力地削弱政府管理能力。”胡仙芝还指出，一方面，公共资源被侵占，公共职位被无能者把持，政府吸收不到真正的“精英”来实现社会的有效管理；另一方面，还会因为这些割裂状态导致社会的不信任，使其政策及政府本身产生合法性危机。
“如果社会底层上升通道不畅，各个社会阶层相互之间相对封闭，缺乏沟通、了解和信任，容易产生仇恨、对立和冲突。”沈友军说，“一旦发生冲突，又极容易蔓延和扩散，严重的还可能引发重大的社会震荡。”
近年来，各地出现了一些底层人群以暴力或非法手段发泄对社会不满的现象。“在社会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社会，上层社会也是输家。”沈友军认为，之前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幼儿园小学凶杀惨案以及企业员工自杀等社会冲突，与这种社会阶层日益固化不无关联。
“在‘十二五’期间，积极采取措施促进社会流动，进一步突破社会阶层固化的壁垒，极具现实意义。”在沈友军看来，社会流动不但有利于加强社会阶层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个人才能和成就与地位之间的联系，而且可以消除可能存在的隔阂，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从而推动社会健康发展。
突破阶层固化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当前中国急需合理与公平的社会分层，而这依赖于社会流动的实现。因此，必须让每位公民能凭借其自身主要在后天形成的能力，通过公平竞争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占据相应的社会地位。
“突破社会阶层固化壁垒的前提，是要尽快打破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分割的壁垒，改变存在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鲁照旺认为，中国社会呈现的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而这种二元结构是通过政策人为造成的。“统筹城乡发展，应是今后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要消除不合理的障碍以及歧视性的政策措施，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破除附着在户籍身份上的不平等公民待遇。”鲁照旺说，“其中最关键的，是改革户籍制度，铲除现行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束缚，以及对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
“当前，尤其要防止特殊利益集团肆意扭曲改革。”鲁照旺提醒，有些地方农民“被城市化”、“被上楼”等等，其实质是某些利益集团以改革的名义，以形式上合法的方式在剥夺农民的土地，无形中埋下了许多社会隐患。
“客观地说，对旧体制下的一些制度安排，比如户口制、用工制度等，虽然还不同程度地阻碍着社会的正常流动，但已渐渐式微。”李炜说，“目前的城镇户口，已不再像以前那么吃香了，现在还有人要‘非转农’了。”
“对社会阶层固化现象，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李炜认为，有了先富起来的人群，就会有受益于上辈资财的“富二代”。但只要无损于人，不挤占普通人的资源，也无可厚非。“官二代”实际上是把公权力作为私产来承继，是体制内官位特权的遗续，对此必须坚决破除。
“政府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倾听民意，尊重并满足公众的一些潜在需求。公平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要重点加强对普通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权益保护，促进社会发展机会的公平与合理。”肖明超说。
“在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方面，要破除种种不合理的障碍以及歧视性的政策措施，尤其要打破那些垄断行业、权力部门的就业壁垒，防止‘近亲繁殖’，尽可能实现就业公平。”沈友军建议，“应当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监督和约束公权力，对违规选人用人行为，应进行更为严厉的查处。”
“防止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关键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市场为社会提供效率，民主则促进平等。凡是民主充分发展的社会，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就较强，反之，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就会严重起来。”沈友军说。
“目前的高房价，是当前很大一部分人沦为新社会底层的主因。”沈友军建议，在房地产政策上，要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土地稀缺，应从重从快打击房地产投机和投资需求。同时通过保障政策“济贫”，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政府有义务提供均等化的教育，提供均等化的社会保障，提供均等化的就业服务等。”胡仙芝指出，在总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竞争是难免的，要保证任何一项竞争都在公平的环境和公平的前提下进行。”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相对于其他代际人群，70后对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不满程度更高。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被认为是缩小阶层差距最迫切的诉求。
本次调查数据还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缩小阶层差距的诉求更加迫切。分别有46.5%的50后和43.8%的60后认为缩小阶层差距最迫切的举措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一些情况显示出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现实。”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认为，特别是一些企业凭借垄断地位取得了大量利润，这些利润应最大限度让人民去共享。
对此，胡仙芝也建议，要继续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尤其要让财富更多地向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倾斜；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步伐，把农民和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国民待遇的统一化和标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