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政治精英选拔机制多种多样，但大致可归为两类：古代社会的政治精英选拔多采用继承、举荐、科举等方式，其基本取向是身份条件（即使是科举，更多的也是考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认同，相当于教义辨析，而非政治实操能力）；现代社会则更多地通过考试、选举、推荐等制度来产生政治精英，其基本取向是能力条件。
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一大进步，就是政治精英选择标准从身份到能力的变化。与之相对应，国家的整体治理能力也藉由治理者个人能力的发挥，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身份社会”的回潮
当代中国的公务员考试选拔标准本来也属于能力取向，但在实践中，有些地方似乎要重新回到以身份、而非能力来选拔政治精英的老路上去。近年来多地发生“定制”报考条件、萝卜招聘、面试打招呼、更改考试成绩等现象，以保证官员亲属在公务员考试中胜出、把没有关系的普通平民子弟拒之圈外。更为恶劣的是，有的地方甚至将本已通过考试的考生通过体检舞弊的方式拒之门外。
去年山西长治公务员考试中，在笔试面试中过关的考生被判为体检不合格而出局，后发现是体检舞弊的结果。此案尘埃未定，考生陈彬参加贵州公务员考试总成绩第一名，也因体检结果被人做文章而没有被录用。最近东南大学毕业生唐海情的遭遇更加离谱，其在贵州省报考碧江区检察院，成绩第一名的她却被以体检中检测到梅毒血清为由拒绝录用，但非指定医院的检测却证明其并无梅毒。
与缺乏本地政治精英家族背景的平民子弟被拒之圈外相反，更多干部子弟获得了进入公务员系统的机会。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中显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组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3年、5年乃至10年、100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而去年某北大博士一项引起学术圈轰动的调查则表明，在一个化名为“中县”的地方，重要的公务员职位获得者，大多出于本县的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没有这些家族背景，基本上难以进入地方政治精英的体系。
类似的事件和数据，都显示出中国政治精英的圈子似乎有自我封闭、内部循环、认身份不认能力的趋势。
“拼爹”作用没想象大
话说回来，人们的观感是一回事，但实际上身份的作用也许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有调查显示，虽然干部家庭的子女更容易获得政治精英的身份，但更多地表现为入口处的不公平。也就是说，父母是干部的青年确实更有机会进入公务员系统，但其若想升到更高的位置，却更多地还是靠个人能力和其他际遇。除非父母的行政级别足够高，否则单纯凭借一个干部亲属就想进一步上位，是很困难的事情。有研究显示，“科级”是一个门槛—父亲是科级以下职位的青年获取副科级及以下职位的发生比是普通百姓家庭子女的1.98倍；而父亲是处级及以上职位的青年获取科级职位的发生比是普通百姓家庭子女的1.55倍。
也就是说，“拼爹”的效应在初始阶段很大，但以后则并没有更多发挥的余地。只有高级别的公务员才可能在子女向科级以上晋升的路径中发挥足够的影响。但父辈是高级干部的青年毕竟是极少数，因此其对整个阶层固化的作用并不大。
至于另外一些社会学研究结果则显示，从各国情况看，现代社会官员代际传承主要还是通过教育等区位优势来实现，也就是通过将子女送入更好的学校，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强化其能力，从而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现在此种做法在国内的效应，要比直接出面破坏规则送子女进公务员门槛的方式，无论从规模、还是效果方面都大多了。
入门不公最易引发民愤
“新身份社会”的政治精英产生机制，除初始阶段外，并非像古代社会那样是通过直接的身份继承来实现。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之所以政治精英选拔的“身份取向”会让公众在观感上有如此强烈的印象，恰恰也是因为这种身份取向的选择存在于政治精英选拔的初始入门阶段。这个阶段离老百姓最近，最关乎他们子弟的切身利益，同时也是政治精英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唯一一个可以由老百姓直接参与的阶段。因此在这个阶段所发生的腐败是最令人痛恨的。而对那些被以各种名目拒之门外的平民子弟来说更是如此：职业生涯起步阶段的优势或劣势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着个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影响着个人向上流动的质量。
同时，通过教育等社会资源的占有方式，使子女获得区位优势，还属于一种戴着面纱遮遮掩掩的间接继承，也不至于引发更大的民愤。但如前所述的通过直接的修改分数、打招呼、体检作弊等方式将干部子女塞进体制，则是将原来的面纱一把撕下，使得政治精英的代际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又退化为以身份为指向的直接继承，这对政治文明和公众情感的伤害是相当巨大的。
资源紧张下的权利期待
以上数据和案例试图说明的是，虽然观感上政治精英的圈子固化现象是存在的，但政治精英圈子固化的动力更来自于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至于制度选择的身份取向其实并不如印象中严重。即使体检舞弊等形式也说明政治精英必须以突破制度框架的方式才能实现代际传承。这表明制度本身的能力取向还是要承认的。只不过制度的进步面正在遭受政治精英本身的破坏罢了。这里作如此判断不是为政治精英阶层开脱，而是必须要警惕：夸大家庭背景对个人向上流动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从其他更主要的因素去理解政治精英群体的“阶层固化”现象。
当前中国社会的真正危险之处在于，不仅在公务员职位的提供方面，其实社会各个领域的资源分配都已经变得非常紧张。这当然是由于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即由于许多社会资源被垄断，导致大多数人要为争夺余下不多的资源而斗争。而当社会不平等程度大的时候，不同阶层的父代将社会资源用于其子女的相互差别也就越大，而子代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就越大。于是社会阶层间的流动的身份壁垒就会显著增高，垂直流动趋少。同时，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也在阻碍着社会成员向上流动。
同时，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人们对权力和权利的想象和期待却空前地扩散了。中产阶层、经理阶层、白领工人的出现，都使阶层结构复杂化，新生的阶层及其子弟试图要分享政治精英的权力。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越来越需要这些问题的答案：自己的利益要求究竟通过谁来表达？如何能够选拔出与大众相联系的精英？个体的权利又由谁来保障？这种期待和想象给掌握分配社会资源权力的政治精英造成了更大的压力，也加大了政治精英群体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矛盾。
斩断“身份继承”链条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许多政治精英会选择让子女实现“身份继承”，也说明政治精英在分配社会资源方面的选择其实已经不多了。以往的政治精英子女很多会选择经商、出国、成为技术精英等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但是现在这些非政治的圈子里成功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其原因也耐人寻味。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商业、学术、技术等各个领域都遭受侵蚀，导致越是远离权力中心的领域，越缺乏发展的机会。实际上，包括商人在内的各个阶层都在感叹谋生不易。
所以一个尴尬的局面就出现了：当政治精英试图为子女打造更好的前途时，却发现这个社会的其他领域已经被过度的行政权力所破坏，前景堪忧。于是就只好将子女送回自己的圈子里，保证他们通过行政权力获利。而“身份继承”的结果注定会降低这个群体的质量，同时也关闭了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的阀门，从而危及到政治精英自身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阶层长期严重固化也将导致精英阶层本身处境的恶化。
面对“新身份社会”的危险前景，我们必须承认，并非少数公务员职位的得失，而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才是身份和阶层固化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根本的解决方式仍须着眼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并创造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
而要获得执行这个解决方案的动力，按照集体行动理论，则应由集团内部具有最大利益的成员致力于问题的解决，实现良性的集体行动；或者藉由外部的制约斩断成员与“身份继承”行为之间的利益链条，即民主监督。
来源: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