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寒门子弟可能远离一线大学、教育不公或许阻碍穷二代向上流动的讨论，近期再次引发了学界对“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层固化’”的关注。知识是否还能改变命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筛选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同社会的公正公平相关?本报约请两位作者就“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层固化’”这一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是为“东方青年学社”与本报联合开设的“争锋”栏目第二期。
“阶层固化”折射改革尚不彻底
马西恒
近年来，“阶层固化”趋向成为引发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阶层固化意味着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地位流动受阻，个人的后天努力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也就是说，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构成趋于稳定，社会不平等结构被原样复制。从学理上说，阶层固化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其普遍性如何，还需要扎实的实证研究来证明。社会的阶层结构一旦固化，公平正义势必遭受损害，社会的发展活力与秩序和谐将面临挑战。因此，我们不能不追问，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公众对阶层固化的感受?笔者认为，在表层，这与全球金融危机、房价畸高等因素增加了中低阶层的生存压力有关，也与一些“官二代”、“富二代”的不当行为导致社会阶层冲突增加有关，而在深层，这更与当前发展阶段的新形势与不彻底的体制改革发生激烈碰撞紧密相关。阶层固化至少是一些体制性因素导致的客观存在。
首先，市场引致的财富分化进入代际传承期，相应的调节措施却尚未建立。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带来了一个竞争时代，市场竞争优化了资源配置，激发了发展活力，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这个过程既促进了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也带来庞大的阶层流动机会增量，从而打破了原来的阶层边界，使不同的社会群体共同受益。但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收入分配快速分化的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人们基于经济收入形成了新的阶层位次，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位居全球前列，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远远超出0.45。也恰恰是这30年，中国社会已基本完成创业阶段的财富积累，由收入分化带来的经济分层开始进入代际传承的新阶段。新一代的阶层流动需要起点公平，但我们用以调节收入分配的所得税制度尚不完善，可为底层群体发展提供助力的资源基础极为薄弱。由此，上一代形成的收入差距逐渐转化为新一代社会起步的不同起点，相对于贫困家庭的子弟，先富人群的子女先天拥有财富上的优势，并逐渐转化为教育、职业等社会优势，底层群体的向上流动受到挤压。
其次，社会体制中的身份弹性趋近极限，农民工继续发展面临“天花板”。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体制依据家庭背景界定政治身份和户籍身份，进而决定个人阶层地位，由此形成了农民、工人、干部等相对固化的阶层结构。改革开放之后，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和城乡之间的资源流动打破了原有的阶层边界，促进了不同阶层成员的自主流动。在城市，工人和干部之间的身份差别明显淡化。在农村，大批农民得以进厂、进城。相对于原来静态、刚性的身份制，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工人、农民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大大增加，2亿多农民通过进城务工经商成为“农民工”，其生活水平和经济地位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应该看到，体制内的工人与干部身份并未完全打破，户籍制度和依据户籍人口分配社会福利的传统体制仍然维持，农民的地位改变其实只是农民内部分化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2亿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也难以在流入地获得公共服务。这表明，原来的身份制只是因市场经济发育而增加了弹性，而真正的藩篱仍然存在。随着二代农民工的生成，农民在城市难以扎根的事实被明确感知，社会体制弹性空间的极限也就浮现出来。
第三，多元社会的资源配置缺乏公平博弈，中低阶层难免遭遇“社会排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相对于改革初期的生存需求，社会成员的发展性需求开始得到释放。市场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弹性带来分配方式、就业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一个利益主体多元的社会格局已经形成，而多元主体的继续发展都需要教育、医疗、就业与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支持，需要公共资源真正实现对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公平覆盖，这又无疑呼唤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和公平博弈。但是这样的机制和平台却迟迟未能建立，导致一部分人群在事关自身利益的资源配置中面临“权利缺位”。农民对乡村教育资源配置有何具体需求、对医疗服务的均等化如何期待，流动人口对住房问题的解决有何意见，似乎缺乏关注。如此，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就难以真正得到落实。于是，公共资源配置就向优势阶层、优势地区倾斜，中低阶层遭遇的“社会排斥”就不断出现，对其实现向上流动至关重要的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就一再成为问题。
第四，公共权力运行的约束机制依然匮乏，某些优势阶层通过寻租市场形成结盟。我们说改革是社会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其背后的实质是社会权利分配的大调整，相对应的就是对公共权力的改革和重新建构。然而，渐进式改革意味着不同领域、不同方向的改革进程并不一致，由此造成新旧制度长期并存。与社会“碎片化”对应的是体制“碎片化”。这就是说，一方面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公共权力运行方式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源配置方式双轨并存，使得行政权力过分扩容，权力不仅控制市场运行和市场交易，甚至进入市场成为交易的商品;一方面围绕不同体制“碎片”凝结成不同的受益群体，不同的受益群体也为不同的体制“碎片”辩护，改革深化的共识迟迟难以达成。在这种格局下，掌握优势资源的权力拥有者、财富拥有者和社会声望分配者可以优势互补、结成同盟，裙带关系、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便构成了某些优势阶层的利益传承机制，而中低阶层的向上流动则面临更大风险。由于社会地位出现一定的世袭倾向，新一轮的社会身份化也就俨然成型。
事实上，从人类社会的普遍性来说，由社会资源不平等分配而形成阶层分化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形成这种分化，也就是社会资源不平等分配的主要依据是什么。社会的现代性要求阶层间的边界是开放的，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间的流动应该更多地依据其后天的个人努力而不是先天的出身背景，如此才能增强普遍的公平感和发展的生机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秩序与活力其实正是来源于此。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阶层固化趋向，折射出阻碍社会公平的体制性因素仍然存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财富分配也正在沉淀为新的身份。一旦这种现象固化为新的社会结构基础，则没有阶层能真正从中受益。因此，我们必须充分估计新世纪、新阶段的新要求，下决心将改革进行到底，而所谓“改”，就是要改变妨碍社会公平的体制要素，从而继续释放生产力;所谓“革”，就是通过新型体制建构满足新的发展阶段的社会公平要求，从而防止前30年的改革成果趋于固化。
藉流动机会公平分配打破“阶层固化”
李煜
社会流动的含义是跨越社会阶层壁垒的流动。阶层固化从社会流动角度定义，就是跨阶层的社会流动愈来愈难：处于相对弱势的阶层难于向上流动，而相对强势的阶层子弟能轻易停留在其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上。
一个社会的社会流动，主要取决于两个独立起作用的因素，一是社会结构本身的变迁，另一个是社会选择的机制。
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不同结构位置的容量是不同的。在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中，大量人群处于中下层，而菱形的社会结构则提供了更多中间位置的社会空缺。在社会结构变迁时代，如果结构变迁的方向是从金字塔形向菱形变迁，那么必然会发生相当数量原处于中下层的社会成员及其子女向上流动到社会结构的中层。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结构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在业人口中普通工人和商业服务员人员约占20%，农民为70%，两者合计超过90%，而各级各类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非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合计才8%。到2005年，非农比例上升到近43%，其中管理、专业和非体力劳动者岗位增加近60%，比例达到12.7%，新增约三千万个职位空缺。经济总量增加和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很多职业地位更高的管理和技术职位，给原为工农及其子弟的向上流动提供了机会。
在一项上海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比较研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近30年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上海市民的向上流动机会明显增加，约45%的新一代市民实现了向上流动，向下流动的为26%。而圣彼得堡因为“休克疗法”造成经济萎缩和停滞，社会结构反而金字塔化了，其流动模式正好相反，向下流动占43%，向上流动只有22%，向下流动的机会要远大于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对社会流动机会所产生的影响。
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艰难地从金字塔型向菱形的转变过程中。其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升级遭遇到瓶颈，从劳动力密集到资本技术密集的转型、以及第三产业的扩展比原先的预想更为困难，这使得经济发展持续不断提供民众向上流动机会的能力在减弱。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经济发展未能新增足够的管理和技术岗位，大学生就业难、待遇“民工化”，就凸显了社会结构变迁的滞后对流动机会的制约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因为近年来社会结构的变迁没有如1980、1990年代提供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导致普通工农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受限是可能的。但如果社会流动的机会仍然能公平地分配，就不意味着社会阶层的固化。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产业结构的调整，各社会阶层都可能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
影响社会流动的第二个因素是社会选择机制，这是指一个社会是如何筛选人才的，是否公正分配流动的机会，是否做到人尽其才。即使在社会结构稳定的情况下，社会虽然不能“做大蛋糕”，为中下层新增向上流动的机会，但只要能公平、公正地分配机会，仍然可以打破社会阶层壁垒，让社会充满活力。一个理想的社会，其社会选择的唯一原则是绩效原则，就是以个人能力、努力为标准，推动各阶层社会流动机会的均等化。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极端，是传统的精英阶层社会政治地位的世袭制，最典型的是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每个种姓的下一代毫无例外地延续父辈的身份，这是“全民世袭”的极端状态。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筛选机制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基于绩效原则的现代流动模式正在形成，流动中“自致性”的因素正在逐渐代替旧有“先赋性”为主的传统社会的流动机制。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政治分层，不但户籍身份、家庭政治出身对个人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工人”或“干部”的身份、或是“跳槽”换个单位都存在制度性的障碍，这种强调既有身份的社会流动机制阻碍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社会因此缺乏活力和动力。而改革开放之后，首先是在体制外形成了新社会的流动空间。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和1990年代的大规模民工流动突破了原本计划经济体制下严格控制的城乡分割和工农区隔，加之新兴的外资、民营经济成分比例不断扩大，这为民众提供了一条体制外走向成功的道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绩效原则日益深入人心，劳动力市场而非行政计划部门成为人才配置的主要机制。
从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社会筛选的原则在进步、机制在完善，这为打破社会不平等壁垒提供了体制保障。尤其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社会流动非常活跃，社会活力充分激发。有研究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代际流动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处于较高水平，与美、英等少数发达国家接近，明显高于印度、巴西等国家。
对于当前热议的“寒门是否能出贵子”，是源于这样一个观察：一些对中国名校生源的分析发现，考上名校的农村孩子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这些观察或分析大多局限于某一特定高校或专业，有些缺乏可靠的历史比较数据。同时，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有学者对北京某名校和江苏某省属大学1950-2003年学生学籍卡资料的分析，发现近30年来两所学校中农民子弟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例，而工人子弟的比例在1980年代末开始还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所以，社会中下层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之路已经被堵塞这一结论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在现代社会，教育对于社会流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社会中下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也是社会中上层完成社会继承的手段。不可避免，在社会中下层“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和社会中上层子弟“地位维继”之间会发生博弈和争夺。而且，社会下层子弟在高等院校的入学劣势在全世界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以美国为例，在全美最好的一百多所精英大学里，家庭收入处于末尾四分之一的学生不到5%，家庭收入处于前四分之一的学生则超过70%。而教育不平等的程度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我们现在虽然不能断言寒门子弟的上升之路已经梗阻，但当前教育体制、甚至近年一些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政策，的确是更有利于社会中上层将家庭背景的优势传递到下一代。检验的标准是，优质教育资源是否在分布上更为不均衡、在获得上是否更为不平等。社会热议“寒门贵子”问题的背后，是民众对近年来各种各样“拼爹”游戏的愤慨和忧虑。高考乃至整个教育体系，不但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任，更是社会筛选的主要机制。在当前社会状况下，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方向，需要把教育公平放到首要位置，这是维护社会团结、促进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