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阶层固化及其背后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固化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体制问题，那么打破固化趋势，缓解不平等状态及其诱发的社会冲突，就必须借助体制力量。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设计。

结构性不公平在文明世界属于“返祖现象”

近年来，社会上新出现一些概念，所谓“二代”，无论是“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还是其他什么“二代”，任何事情只要成风，必有原因。“二代”说法的盛行，背后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某些变化。

“二代”现象究其实质，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生成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开始代际转移或者传承，上一代的社会地位、物质财富和文化资源在向下一代传递过程中，出现了某种阶层垄断倾向。官员子女更有机会当公务员；企业家子女更有机会进入大企业；专家教授的子女有更多机会进入事业单位，而普通工人、农民或者农民工的子女可能仍然成为工人、农民或者“二代民工”，即使考上大学，也很难改变命运。父母可以利用掌握的资源给子女提供进入自己所在优势领域的“通行证”，还可以通过交换，为他们进入其他优势领域提供方便。今天，企业招聘表上“社会关系”一栏，主要不再反映政治的敏感，而是表明应聘者可以用来转换的资源，不能为企业带来资源的人，不受企业欢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在今日的中国，突然成为一种似乎难以避免的现象。

“二代”现象在理论上被称之为“阶层固化”，也就是父母的阶层地位决定了子女的阶层地位，社会阶层结构实现了接近原样的代际复制，底层人士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住了。所谓“阶层结构”本来就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平的结构，开放的阶层意味着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在个体层面上解决不平等问题，而阶层固化则表明个人奋斗意义不大，不平等在代际被固定化了。这样一种结构性不公平在文明世界属于“返祖现象”，不符合现代社会追求的公平目标。在中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早致力于实现社会流动意义上的公平的国度，更是一种倒退。

中国人以孔子为骄傲，而孔子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是最早提出了“有教无类”的社会公平目标：任何人无论居于何种地位，只要愿意，都应该获得教育。在世界上其余国家都还将受教育权利视为最高等级的特权之时，孔子和孔子所在的中国，就开始为所有人的平等，特别是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平等地位，开辟了制度化通道。今天的文明国度几无例外地规定国家承担着为青少年提供义务教育的责任，就因为教育发展人，让人能够改变由出身家庭所造成的不平等地位。

从隋唐开始，教育的权利明确演变为制度化的社会流动权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传统中国社会不是没有等级，但确实没有等级壁垒，不管出身如何卑微，只要自己努力，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和相应的配套设置，进入较高等级。在长达千年的中国社会里，下层人士实现社会流动绝对不是幻觉，而是有制度保证的现实。

中国历史上动乱不断，甚至多次被异族征服，但为什么基础性制度始终保持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套社会流动制度具有超历史的合理性：制度反复重建说明它能够满足社会的功能性要求。

新中国建立之后，在相当长时间里，国家继续采取鼓励公平的政策，特别是为虽然政治上已经翻身，但仍然缺乏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的工农家庭提供其子女实现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在普遍的免费教育之外，针对性地给予上大学、提干等方面的优惠待遇。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释放经济活力，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下，国家采取了允许收入差距扩大的政策，直到前不久，官方的提法还是“逐步扭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不是直接缩小收入差距。如此策略在经济上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和成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整个社会为此在公平方面支付的成本也是有目共睹的，同亿万富翁人数暴涨，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出境狂扫奢侈品相伴随的，是社会冲突的频频发生。“低经济成本，高社会成本”的发展策略已经引起全社会警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含着转变对社会不公平的立场、态度和方法的要求。

打破固化趋势必须借助体制力量

为了促成这一转变，人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不公平急剧扩大，为什么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没有带来社会明显的动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特定政策的不够公平，由于整个社会的机会均等而得到很大程度的抵消，改革中相继出现的各种机会，客观上使每个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大家都没有做过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降临的机会对每个人基本上还是公平的。从恢复高考，到允许个体经营，到允许承包企业，到可以炒股票，到可以用银行贷款投资楼市，因为抓住了机会而发财的例子几乎发生在每个人身边，从而使得每个人即使自己没有发财，也不能对别人的发财愤愤不平。这种“认了”的态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它为现在已经过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合理化辩护：不是体制排斥你，而是你没有抓住机遇，这是你个人失误。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贫富分化本身还能保持一定的坦然和淡定。

30多年过去了，新的一代长大了，原来同一条起跑线上的一代，突然发现机会成本在提高，社会流动门槛在抬高，对于新的一代已经不存在共同的起点，没有一个有资源的老爸，子女再努力似乎也是事倍功半。这个由出身而带来的机会落差，用一个浓缩的名词来指称，就是“二代”。

“二代”就是社会不平等，就是并非因为个人原因，而是出身造成的不平等，就是个人想改变也无能为力的不平等，就是让个人没有希望、也没法向自己交代的不平等，就是不为底层人士认可的不平等，而一切得不到底层人士接受的不平等，都是不稳定的不平等，支撑这种不平等的体制也是不稳定的、易遭风险的。近年来同“二代”的叫响一起出现的仇富心理，已经构成对中国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大隐患。

既然阶层固化及其背后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固化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体制问题，那么打破固化趋势，缓解不平等状态及其诱发的社会冲突，就必须借助体制力量。事实上，人类社会已经积累了充分的经验，动用公共权利的力量，改变社会不平等在代际过度积累的趋势，是通行而且有效的做法。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具有不同的性质，各自代际传递的方式和机理也各各不同，所以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设计。比如，对于主要表现在公务员聘用和干部晋升中的政治资源代际传递，要从反腐廉政的角度加以规范，杜绝度身定制式的“萝卜招考”和“戴帽子”下指标的做法，根本上还要通过整治公权私用、规范公务员待遇来釜底抽薪。对于财富等经济资源，主要通过各种面向高收入人士的税收安排，来削弱代际传递。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是无形的，其代际传递更具隐蔽性，前者主要通过健全和完善制度、减少徇私枉法来规范之，后者则要依靠国家向全体公民普遍提供为个人发展所必需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同教育有关的公共资源，来缩小不同阶层的人士在人生起跑点上的差距。所有这些平等化措施的着力点是确保尽可能的机会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公平，只有机会公平了，所有参与者才能满怀希望地奋发努力，才能在失利时不怨天尤人、仇视其他群体或阶层，才能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仍然发自内心、心平气和地面对社会不平等现象。

(作者为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