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等级之间没有僵硬壁垒的社会，因为生活中存在个人进入较高等级的机会，除科举制或高考制度之外，更具普遍意义的还是通过婚姻途径，找到一个好婆家或“倒插门”插对了门，“从此过上幸福生活”。当然，现实生活中，这类婚姻中从来不缺少并不幸福的案例，在此不做展开。

社会允许个人通过婚姻改变自身地位，这说明，婚姻是微观层面的一项平等机制，原来地位较低的个人，进入较高等级之后，可分享配偶的社会资源，包括财富。这是今天为舆论所不齿但又现实存在的“拜金主义”婚姻的实质。

拜金主义并非单纯的价值观问题，首先是社会不平等问题。小部分人占有大部分资源，却让占有资源不多的人，不仅自己难以改变地位，还连累子女“世袭”弱势地位，这才是拜金主义最深厚的土壤。婚姻拜金主义严重，反映的是某个社会既存在严重贫富分化，又没有能力让底层人士认命、放弃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努力。所以，婚姻拜金主义盛行不能归罪于个人，而应咎责于那个既不太公平又不太聪明的社会。

现在好了，我们有了一项可让更多人认命的制度性安排。经过“听取民众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于8月12日发布了“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三）”。按该解释：婚前个人按揭所买之房，离婚后仍归自己独有；婚后一方父母赠予子女的住房，仍归该子女独有。从财产私有出发，这完全合理，谁出钱，归谁有；哪方出钱，归哪方子女所有。简而言之，婚姻不影响各方最重大的“私有财产”——住房的归属。

正是这条原则，让许多想通过婚姻改变自身地位的人的愿望几成妄想：尽可照样沉醉在爱情的罗曼蒂克中，尽可让对方提供美轮美奂的婚房，但爱情梦醒时，请自觉净身出户，不得纠缠不休，更不用诉讼，因为最高法已预告了结果。

人类学研究表明，婚姻是人类最早的交换形式。古代人通过交换女人，可以建立或加强盟约关系。现代人则试图通过婚姻，改变个人地位。如此这般功利性目的，是婚姻的原始基因，人类绝大多数文化事项都具有实用功能，没必要摆出一副假道学面孔，加以否认甚至批判。

需要质疑的是：在人与人还不平等的社会里，当内含在婚姻中的功利性交换下降到“新低”时，谁是得利者？毫无疑问，是有婚房的那一方：依新司法解释，在“人的交换”中，不会发生重大财产转移，有房者尽管放心，法律站在你这边。

其实，《婚姻法》有原则性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为夫妻共有财产，但有“例外”，如第18条规定：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不是共有财产；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取得的财产不作为共同财产。而绝大多数情况，不存在这类约定或合同，最高法的解释是应用范围最广的“默认状态”，可这样的“默认”合适吗？

设想一下，因目前住房在个人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住房在婚姻家庭财富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最高法会出台解释，让住房物权不因婚姻而转移，甚至婚后获得的赠予，都不能夫妻共享，那么当家庭其他财富形式占据重要地位，最高法是否还会再度出台“司法解释（N）”，来确保其同样不会因为“人的交换”而发生转移？

哪天一方工资收入大大高过另一方，难道也宣布作为工资和储蓄存款，同样“离婚归各自独有”吗？真到了那天，人们不但可发现社会上贫富分化，而且可看到婚姻家庭内潜在的贫富鸿沟——如果离婚，地位较低的一方会发现，自己再“攀龙附凤”，仍是一无所有。

法律虽贵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但以其对公平和公正的诉求，一直是更有利于弱势阶层的：没有法律，强势阶层可以无所约束地欺凌弱势阶层。但在转型的中国，人们不难发现，强势的有产者既在实际生活中，有时也在法律上，完全凌驾于弱势的无产者之上，“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三）”只是提供了一个新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