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春节过后企业招工的形势犹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一种有趣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一边是部分打工者赶早动身进城，希图找一个好工作；一边是企业一个劲儿地巴结员工，希望尽快进入正常运行，可就是两边对不上口径，企业连声说劳动力成本受不了，而打工者则诉苦这点薪水在城市里没法过活。如果说，前几年因为打工者谋生的刚性需求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血汗工资，这几年则是企业主开业的刚性需求碰上了打工者“宁折不弯”，甚至不惜“同归于尽”——“我拿不到工资，你也休想赚钱”。

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招工难只是一个劳动力供求失衡的问题，当打工者人数不足以满足企业招工要求时，工资上涨成为自然现象，而产品价格因为市场不景气，无法上涨，两相挤压之下，企业无力承受劳动者提出的工资价格，招工难就无法避免。如此解释看似简洁明了，但仔细观察，却可以发现这样的解读遗漏了一些重要的生活细节。

当下“招工难”的真正内涵不仅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供应不足，而是作为人的劳动者的内在需求的提升：经济收入仍然重要，但已经不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亲情、团圆、欢聚、休闲等更带有精神性、文化性的需求，开始与之“分庭抗礼”。其实，研究社会保障或劳动关系的专家都知道，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或地区在确定贫困线时，很重要的一项区别就在于其中精神性和文化性需求的含量不同，发展水平越低的地方，其贫困标准越贴近生物人的生存需要，而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则更多地考虑人的全面需要。

如果有关劳动者过年加班抉择的这一观察，可以同样用来分析年后招工的一幕，那我们就必须跳出单纯着眼供求关系的经济学分析模式，而引入新的变量：不是劳动者数量的绝对减少，而是愿意接受血汗工资的劳动者数量减少了。形象一点地说，年后铁路公路输送进城的劳动者总量不一定减少，但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尤其是低工资企业招聘摊位前的打工者数量真的少了。

这种由于愿意接受低工资的劳动者数量减少，较之单纯性劳动者数量的减少，对企业可能更具有“杀伤力”，因为这代表着一种长远的趋势——劳动力价格中人性部分的上涨。其实只要留心新一代打工者的消费方式，就可以发现，他们用于自身消费的部分早已大大超出父辈，如果说父辈出外打工主要是为了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在他们则是为了生命质量的提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主会沮丧地发现，劳动力市场上依然熙熙攘攘，但打工者却“三过‘厂’门而不入”，劳资博弈由此开始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更加有利于劳动者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对于劳动者来说完全是自发的，他们是在接触社会包括反映在大众传媒上的社会的过程中，自然完成了内心需求的转变。而对于企业则是有些突然，因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习惯于“朝南坐”，“街上有的是打工者，爱来不来”，对门可罗雀相当不适应。何况这个新阶段还来得真不是时候，材料价格连年上涨，市场持续不景气，本来已让一无核心技术，二无品牌优势的中小企业压力巨大，订单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现在工资还要涨，人员更是留不住，接下的订单不是亏本就是延误，岂不风险加倍？如果企业由此无奈关闭或被迫倒闭，最后不仅是GDP缩水，恐怕失业率暴涨，劳动者不但拿不到体面工资，生计也出现问题，到时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社会风险？

说到这里，陷入死结的劳资博弈的破解方案好像自然出现了，当“招工难”有可能演化为公共课题的时候，隐藏在劳资双方背后的政府就不能不登台亮相了：各级政府通过减免税费，为处于竞争中的企业创造更加和善的经营环境，增加劳动者和资本共同创造的财富中可以由劳资双方协商分配的比重，让劳动者获得体面的收入，让资本获得合理的利润，保证中国经济的活力，保证劳动者充分的就业，成为化解“招工难”的真正解药。不过，这里涉及的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结构性减税”之类局部举措，而是国家与国民、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的重大调整，这恰恰是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核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