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日相继发生小学生自杀事件，是什么造成中国儿童爱的缺失和成长的困境？有专家表示，中国在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的时候，大量农民工被迫抛弃他们的孩子，把孩子留给了并没有能力照顾孩子的祖父母，导致很多孩子心理出现了问题，甚至走向死亡，这是中国模式令人悲痛的代价。

据德国之声10月9日报道，广东茂名3名小学生10月5日被发现喝农药自杀，年龄分别为12岁、11岁和9岁，其中12岁的女孩送医后不治身亡，另外两名仍在抢救中。当地警方称初步调查结果为，三名儿童认为父母关爱太少，所以相约自杀。据悉，正在抢救的两名小学生为两兄妹，父母长年在外打工并很少回家，兄妹俩由祖父母照顾。

这也是继9月22日发生在江西九江市3名小学生因不堪作业压力相约跳楼后的又一起自杀事件。两起事件的背后，经过媒体的调查得知，都和中国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有关。在九江跳楼小学生的班级，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家长在外打工。

目前中国出现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成人为了生计外出打工，他们的子女留在农村家里，与父母相伴的时间微乎其微，一些内地城市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些本应是父母关爱下成长的孩子,却都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他们一般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人，或者与上辈亲人，甚至父母亲的其他亲戚、朋友一起生活。

2011年3月中国妇联发布的一份调查指出，目前中国留守儿童的数字为5,800万人以上，基本为农村孩子，最新的数字为6,000万。这些孩子不能跟随父母的理由，还和城市的很多学校不对农村孩子开放有关。使很多打工者被迫将孩子留在故乡。

中国一位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者淮生发布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此问题应该承担责任：“当孩子需要得到国家照顾的时候，他们得不到：在教育上遭驱逐，在团聚上受阻拦，在孩子成长过程里一路红灯、麻烦不断；当他们成年后，当国家要求这些孩子们照顾国家的时候，国家没有十足的理由。”

目前在瑞典任教的作家茉莉认为，此案例凸显了中国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我想这是一个儿童权利的问题，这些儿童代表的是中国六千万留守儿童，他们的悲剧也是中国六千万留守儿童的悲剧。中国在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的时候，有两亿五千万的农民工被迫抛弃他们的孩子，把六千万的孩子留给了并没有能力照顾孩子的祖父母，导致很多孩子心理出现了问题，甚至走向死亡，这是中国模式令人悲痛的代价。”

茉莉也用“中国模式”对比台湾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孩子的处境，台湾农民走入城市，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城里工人收入比，不象目前中国农民工与城市人口收入的差距那么大，台湾城市中的学校也并未象中国一样拒绝农村孩子入学。“我们无论是看台湾城市化还是欧洲其他地方的城市化过程，并未出现留守儿童的问题，只有中国有。”

另外一位旅居在加拿大的中国教育学博士杨爱诚则认为，目前中国的强意识形态管制下，让人对物质趋之若鹜，将金钱当成生活的中心，从而忽视了金钱以外的亲情、儿童健康成长等更重要的内容，单一的价值观让很多孩子被迫拥有一个“缺失父母之爱”的童年。

茉莉引用中国研究者淮生对留守儿童权利的界定“这不仅是儿童权利，还是动物权利。”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儿童跟随父母成长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西方国家，更是通过法律将这种权利明确呈现。

茉莉也介绍了在瑞典政府对儿童权利的保障措施：“在瑞典，象中国一样把孩子交给其他人带，这是不允许的，如果是父母生病或是没有能力带，政府会出资为孩子寻找养父母，为什么不能交给祖父母带孩子，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条件和教育方式等，没有照顾的能力，象在中国这样有六千万的孩子被抛给祖父母，这在瑞典是违法的。在西方，儿童利益是最大的利益原则。”

对此，杨爱诚介绍加拿大政府在制定劳工法律时，会充分考虑对有儿童家庭的照顾，以保障父母中的一方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和陪伴儿童；在经济上，对家庭有很多税务和福利上的优惠。

茉莉认为对目前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中国政府甚至全世界都有责任：“这些责任是中国政府的，因为在其他国家没有说要必须以这些儿童作牺牲，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责任，也包括西方正在享受中国的价格低廉的商品的人，这些都是这些孩子的父母牺牲了和孩子的亲情，他们走向工厂流水线，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给世界提供商品，这些代价却要这些孩子来付。”

对于这些孩子的未来及留守儿童问题对社会的影响，茉莉深表担忧：“这些孩子长大了会怎样对待社会？这是一个六千万的数字，希望每个人都能为这些孩子获得基本的权利而呼吁，这是中国特殊的问题，中国政府要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