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大陆第一健康门户网站“39健康网”报导，中国大陆每年新发癌症病例20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40万；居民每死亡5人中，即有1人死于癌症；在全国不少大城市，恶性肿瘤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死亡原因。
因环境污染而形成的“癌症村”正在中国大陆逐年增多。据资料显示，已有197个癌症村记录了村名或得已确认，其中有2处分别描述为10多个村庄和20多个村庄，还有9处区域不能确认癌症村数量，这样，中国癌症村的数量应该超过247个，涵盖中国大陆的27个省份。
在中国大陆，由水质污染、土地污染所导致的重金属污染，已经给人们生活带来重大隐患，生命安全受到挑战，职业病高发，病死率大幅上升，死亡的年龄普遍提前至45岁左右。
遍布全国的“癌症村”
郑义曾对中国大陆“癌症村”做过调查，他在“从癌症村走向癌症河”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污染之害正在从癌症村迅速走向癌症河。
另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六年前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5万公里主要河流的四分之三以上，都已无法让鱼类继续生存。污染最严重的大辽河、海滦河、淮河、以及黄河的相当多河段，已经可以视为癌症河了。
有资料收集者发现这些死亡之村地分布规律的，很多都是沿着河流而散布在两岸的。一位民间的收集者在网上写道：“比如淮河、沱江、海河、黄河、大运河等等，这些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大江大河，或许还能找到很多歌颂这些河流的文学作品，歌颂她们养育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可是现在呢？她们带给沿岸的人不再是鱼米之乡，而是一个个渐渐死去的“癌症村”，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村庄？谁也不知道。”
据大陆多家地方媒体的报导和民间收集整理出来的“癌症村”名单正越列越长，在这200多个名单中，绝大多数属于化工厂、垃圾处理厂、矿山等污染了当地的水源、耕地和空气，患癌症死亡人数和比率正急剧增加。
据《中国经济报》报导，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院基础科研部主任张建新等在调查了7万人25年的健康记录后发现，从1965年到2005年，骨癌、骨痛病人数都呈上升趋势。在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株洲，当地群众的血、尿中镉含量是正常人的2至5倍。
而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因土地污染地下水质量较差，造成砷中毒、氟中毒等地方病较为严重的情况。河套地区共有近30万人受砷中毒威胁，患病人群超过2,000人。巴彦淖尔盟五原县杨家疙瘩村是砷中毒的重点区，该村病人多，而且死亡人数也多，主要是以癌症为主，大多在壮年时就由于病魔的折磨而过世。
距离包钢尾矿坝西约两千米的打拉亥村由于受尾矿水的下渗造成地下水以及粮食中的稀土元素、氟元素以及其他重金属元素的污染，使该村的居民受到严重危害。各种怪病多，以心血管病、癌症、骨质疏松为主。
辽宁省锦州葫芦岛一带，土地主要受锌厂污染影响，污染元素以镉、铅、锌为主。此类元素攻击人的肾器官和骨骼，造成骨质疏松。最大的影响是，这里得癌症的人群比较多，年轻人死得多，单亲家庭多，社区去年死亡14人，其中6人死于癌症；今年1至5月死亡5人，其中死于癌症的2人。最小的死亡者年龄均在四十五六岁。
当地百姓说：“我们都习惯了污染”
在目睹亲人一个一个离世之后，剩下的癌症村村民须要怎样才可能活下去？他们的希望在哪里？
每一次给村子带来的污染总是简单又粗暴，修复治理却复杂又拖沓，对生命的救治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完全被漠视的地步。对癌症村的治理该从何开始？成千上万癌症患者的生命又该由谁担起责？在一个个村子渐渐凋蔽冷落，人烟渐渐绝迹时，有没有一种信念可以带来希望，有没有一步行动可以带来福音？
据《经济参考报》报导，在内蒙古、辽宁、湖南三地土地污染地带职业病高发地区调查发现，当地政府多对发病情况知之甚少，即使知道也表现“漠然”。发病群众对此也习以为常，反映多次后再无下文后即过一天算一天，求诉无门。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五原县杨家疙瘩村村民杨三民表示，尽管现在有很多人议论说，人们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饲料喂养的猪，又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有些人甚至还喝着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肯定会生病。
46岁的辽宁省葫芦岛锌厂职工高秀峰今年2月2日死于肝癌。他的妻子刘凤霞说：“对于锌厂的污染，我们已经习惯了，日本发生核辐射时，咱们一点儿都不怕，这儿的辐射可是要比日本厉害多了。”
土地污染带越演越烈
据羊城晚报报导，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10月10日表示，全国3亿亩耕地正在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威胁，占全国农田总数的1/6，而广东省未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仅有11%左右。每年被重金属污染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而这些粮食足以每年多养活4,000多万人，同样，如果这些粮食流入市场，后果将不堪设想。
据经济参考报报导，近年来，血铅超标、尿镉超标等时有报导，重金属污染出现了工业向农业转移、城区向农村转移、地表向地下转移、上游向下游转移，从水土污染到食品链转移，由逐步积累的污染正在进入突发性、连锁性、区域性的爆发阶段。
另有资料显示，在广东，清洁土壤只有11%，轻度污染占总耕地数量的77%，重度污染土壤占总量的12%左右；在太湖流域，有三分之一的耕地受到了污染；湖北省受三废污染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40万公顷，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0%；湖南冷水江河水污染严重，37%水稻田重金属超标几倍；沈阳因土壤镉污染，致使大米成为镉米……。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高级工程师王喜宽忧虑地说，尽管有国家相关部门很“重视”土地污染的调查，但由于不是“显而易见”的大问题，调查结果很难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
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蒋秋桃说，土壤质量的保护工作需要大量投资和技术攻关，比如需要政府加大投资进行浩大的改水工程和搬迁工程，只有以国家意志为后盾，以科学为指导，才有可能彻底改变土地污染地区重金属中毒现象。
重金属污染数据成国家机密，“癌症村”的加剧扩散已无法避免
在重金素污染日益严重的中国大陆，环保人士普遍认为，由于当局把重金属污染信息数据当成国家机密秘而不宣，民众被剥夺知情权；与此同时，在继续追求经济增长的大前提下，相应的法规及监管严重失效，重金属污染将长期肆虐中国大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不断有学者呼吁重金属污染防治的重要性。但政府更关心的是GDP的增长速度，而对于民众最需要知道的重金属污染高危地区却不予公开。
环保部门例行的环境监测数据虽也包含了最近5~10年大气与水体中重金属含量与变化数据；但具体排放源在哪里，则秘而不宣。
有环保人士指出，重金属污染信息不公开，导致高危地区民众被剥夺自我保护的权利，业已成为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最大软肋。
毫无疑问，对GDP的疯狂追求是导致重金属污染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与GDP、政绩挂钩，一旦涉及到地方招商引资，污染也就无人理会。
有业内专家表示，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自然无法制约创造GDP的污染企业，这也决定了只有将癌症村民们沦为牺牲品。
据民间环保人士透露，在大陆现时管理框架下，一个企业易于被怂恿偷排私放。中国处理一吨污水的处理费用要1.2～2.0元，一个工厂一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每天治理费用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20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能两罚”，企业只需要罚款一次，而可以排放一年，企业自然选择放弃污水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