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约莫二零一零年的九月份，我有幸聆听到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讲座，从此便开始对政治哲学与民主建设进行了后来的一系列反思与追问。后来，因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份思想性，学生自主创办的刊物《沉淀》的主编通知我，让我列出一个提纲——对俞可平进行专访，我“手足无措”，只好苦闷般的去寻找一些资料和询问一些其他同样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尽量将问题廓清并达到全面的深入。因此，我也仗着自己的“意气用事”，用了大部分精力去阅读完了俞可平的《民主与陀螺》。可惜的是，这个专访因为俞可平的时间安排上有些“偏差”，故此没有完成，但是给了我很多关于政治哲学中，民主，平等，全球化等概念的了解。
之前，对于民主这个东西的探寻还是有一些的，但是并没有很强烈的欲望去将这个问题弄懂，唯一得到的，能够确定的就是从“法国大革命”而后的整个启蒙阶段，再到二战后世界形成的民主局势，包括日本的代议制民主，英国的议会制民主，和美国的总统制民主。民主基于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类型，但是总得来说，民主基于生活的某种形式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我们对民主本身的追求。简单的说，就是使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维护和表达自己权利的武器，这个武器如果被滥用，那么就是“希特勒现象”。如果真正的达到孟德斯鸠所言的“三权分立”，权力与权力相互的制衡。那么此刻，再在政治制度设计契合于这一点的前提下，每个人就可能最大程度的在一个“参与—反对”框架内施行自己的权利。于此，每个人也有了活着的尊严。
如果说单单了解民主的具体化操作，大可从两本书去“入门”，一本是法国人托克维尔写的《论美国的民主》，另外一本是“仿造”这本书而写成的，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在此，基于篇幅就不多言于“细节上的问题”。
而在民主中，选举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说，一个国家的选举没有能达到选举上的真正民主，那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必然是受到质疑。因为“权为民所赋”的理念被撼动，权力的根源没有，那么权力的行使依然无效。在我国，至今也都是行使的社会主义民主，可因为一些特殊的，所谓的“中国化”（这个是解决所有中国问题的“万金油”）的“中国问题”，导致这一本来很好的“民主制度”被亵渎和玷污。人民大表大会，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代表人民，而是一小部分人不了解社会实情在“应付”所谓的提案，并且彻底的被忘却“否决权”。这样的“民主”在某种程度上是违背民主本身的。
二、
我之所以谈到这些问题，并不说要灌输与阐释什么民主理念，而是将这个问题的本身讲明白，以及为何我要放弃我的“选举权”。当然，这样不是说违背了我的“选民责任”，而是作为一个合法的普通公民，我们也有弃权的权力，只是这个权力在没有任何意义的前提下才会选择沉默。
让我们接着走下去。
我将要在民主的下面——选举——讲到两个亲身的故事。
二零一一年的十一月，我收到了二十三年来的第一张选票，选票的上面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我对朋友说：请看，我终于可以算作一个公民了。因为，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这意味着我有充分的权力去将我并不看好的人选下来，而不是将我看好的人选上去。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选举。可是，我和中国的九亿农民一样，我并不知道两位候选人的切实情况，上面只是写了“某某，男，党委书记，大专学历，五十六岁”，另外一位是“某某，女，书记，大学学历，二十三岁”。我究竟是选择一个有经验但学历低的男性呢，还是选择一位看起来很有前途但没有相关经验的女性呢？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包括身边的人都在“纳闷”。基于此，我无能为力的去寻找更多的信息，或许我寻找下去都有可能触犯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机密”。此时，我想起了父辈们的经验：不是有照片吗？看谁长的漂亮就选谁呸，或者是看谁的名字好听就选谁？再就是将自己的选票换成实实在在的利益，譬如卖了选票得十元钱，或者一顿饭的事情，一切都好办。（这就是中国农村的“直接选举”）一位在读西方哲学的好友问我，如何是好？我直接说：我不去参加选举，将此选票留作纪念。因为，我既没有看到这两个人的照片，更没有看到他们参选的“承诺”。也就是说，我将其选上去，能够给我带来什么？这让我想起了艾未未在《此时此地》中的一句话，意思大致上就是说，宁缺毋滥。如果我选举了一位好人大代表，一切都好；如果我选举了一位不好的呢？我岂不是一个罪人。在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我选了徐贲先生所言的那种不信任以及艾未未提出的“独善其身”的传统思维惯性——躲避。我之所以选择弃权，在很大一部分原因上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游戏可能没有意义。因为，但凡了解中国实情的，都可能产生这样的忧虑和决断。
这是我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弃权。而第二个是放弃了被选举权。
在大陆有个不错的电影，拍摄的是武汉的一家幼儿园——《请投我一票》。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此片被禁播。当我放弃我的被选举权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部在之前看过的电影，实在是觉得有些滑稽和自责。
同样是二零一一年的十一月，研究生开学后，班里选举班委。因为我的本科是在一所不错的大学，且还在那儿得到了一个“彻底性的启蒙”，故此在研究生学习的开始，在班里就很被看重。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我所在意的。基于自我的一些优势，保研的同学中的一个负责了起初班里的一些事情，她跟我说，让我参选班长。并且告诉我，班里面的人对我呼声很高。我知道她说这些话的意思，我十分的感谢这种信任。而后，星期一全班举行选举，一共十八个人。当我从教室外面进去的时候，全班都喊：“班长”来了。我急忙的摇头！
在进行唱票之前，主持人告诉了很多当班长的好处，并且一遍遍的暗示我，让我参选，但我没有“冲动”，因为我之前已经想的很清楚（我只会选择我认为我该选择的东西和适合我的东西）。最终，我无动于衷，给这位鼓励我，并信任我的人说了句：对不起，这不是我想要的。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只是有些人没有看出而已。第一，就因为当班长有很多好处就当班长？难道班长不是服务于同学的？第二，选举的形式是否成熟？没有，在选举前就有人说，你们必须选举我当学习委员。第三，其他。另外一方面，有两种声音在此刻出现：首先，研究生还做这个，实在是幼稚；第二，干脆内定算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惯性，这是怎样培养起来的？
故此，我选择了放弃我的被选举权。如果参选，加上之前的那些“情况”，毫无疑问这个职位当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三、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提到了一点：民主需要一种民主的氛围。而这个氛围，在中国应该如何培养起来？基于我幼稚的思考，还是应该从“公民意识”中去寻找。公民意识又该如何培养，难道不是教育制度的变革？教育制度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难道不是政治体制的改变？最终，还是一个思维的改变。也就是中国人的当权者需要这样一种意识。
同时，包括很多学者在内的制度主义者都在制度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我们是否又想过——如何去培育这种选举的意识不是也很重要吗？有了选票，没有一个懂得选举的人来行使选票所禀赋的权力，那么这场选举同样是失败的。
当我再次回想起俞可平所讲解的政治哲学时，一切都在理想的状态中失望。作为“应该是什么”的政治哲学的使命，中国已经将其变为了一种无知者的游戏。政治，本身是善良的，但是在中国已经沦为了邪恶，在邪恶的背后却又沦为专制——“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而不是民主——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不管是基于何样的“暴政”，最终受害的都是老百姓，都是即便有公民意识，却依然没有畅通表达的这“一小撮”。
所以，我选择暂时性的退出这场“无知的游戏”。这或许也是一种“变相的良知”的体现吧。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作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