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民经济体系？它是指一个国家特有的经济属性，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生产财富的能力，二是产业结构和分布，三是社会和政治状况以及制度，因为制度将决定一个国家劳动分工和生产能力的合作是否行之有效。显然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决定一个国家自身是否富裕和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首先，一个国家生产财富的能力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体系的核心和动力，决定其是否富裕。生产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加重要，它不仅确保拥有财富，而且使财富增值，如果失去了生产财富的能力，一个国家就会衰退而贫困。生产财富的能力主要体现于一个国家的产业种类和结构，其中制造业最为重要，近现代大国崛起无不是由于其制造业的发展，而制造业的发展依赖于一国的科技和教育发展，以及整体的国民素质的提升。那么什么是中国生产财富的能力呢？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核心与动力又是什么呢？中国自加入WTO后，经历了10年大发展时期，从一个贫困大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奇迹，但中国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结果，而不是通过自身内在资本积累和科技创新发展的结果。正是基于此，中国发展是一种外向型模式，受制于全球经济体系，主要是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服务于它们，成为它们在全球资源配置结构中的一个廉价生产基地。这种外向型模式对中国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大量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涌入，使中国成为全球世界工厂，全球最大的外贸出口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另一方面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的片面性，10年中，中国忙于为别国打工，提供廉价的商品以赚取外汇，但忽视了自己的发展，以至于能源被过度消耗，环境被极度破坏，劳动力被廉价剥削，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经济处于低端，缺乏核心技术，主动权掌握在西方跨国公司手中，它们掌握了利润的大部分。所以中国在经历了10年发展之后，应反思自己发展的模式，尽管成就巨大，但代价也巨大，况且随着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全球债务危机，全球需求的下降，中国这种以廉价劳动力优势为基础，以消耗能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以加工出口，依赖外需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

正是由于以上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所谓转型就是重建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首先是将中国经济发展驱动力由外资渐渐转为内资，中国目前已是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从债务国成为债权国，从资本输入国渐渐成为输出国，财政收入已是全球第二大国，这是中国转型的物质基础。其二，从外需转为内需，由于全球需求的崩溃，以及贸易摩擦的加剧，中国继续以外需，出口拉动为引擎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不可能，必须依靠自己产生的蒸汽动力前行，逐步从内部的活力中取得新的发展动力。其三，在全球产业链中，加速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抢占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因为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建立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英国因抢占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美国抢占了以电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代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之后又因为抢占了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致使美国继续保持发展的活力。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却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所以名为世界工厂，实为世界加工厂，这就限定了中国生产财富的能力以及财富的分配所得。

其次，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取决于其产业的合理分布，和其经济内部循环系统的建立，因为这样才能确保一个国家的经济独立性。之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仍处于相对落后阶段。所以接下来中国经济发展应考虑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延伸，将沿海地区趋于过剩的经济成为中西部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就如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引入，成为中国沿海地区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无疑中西部的发展，将带动中国内需市场的发展，从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性结构。历史上，美国经济发展开始集中于东部13个州，带有很大的殖民特色，是欧洲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之后随着中西部的开发，使美国经济摆脱了殖民经济的地位，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定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对此中国经济发展下一轮变化，向中西部的延伸将使中国经济形成自己的内循环系统，摆脱对外循环系统的依赖，同时由此使中国经济呈现第二波和第三波的发展。沿海地区作为第一梯队，将专注于高端产业，而中西部作为第二和第三梯队，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投资热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到时候中国经济体将扩大两倍到三倍，中国经济的繁荣也将再持续20年到50年。

最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还包括一国的制度，对此正如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讲的，“无论何时何地，国家的幸福同人民的知识，道德和勤奋总是成正比的，财富也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但是个人的勤奋与节俭，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的行政管理与外交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等方面的支持，那么是绝对不会取得任何重大成就的。”在过去30年，中国社会结构的改革明显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有人估计至少滞后15年，因而阻止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只有结构更加合理，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才会更加顺畅。从经济结构来看，目前中国存在外企，国企和民企三种类型企业，它们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运营模式，但又处于同一市场上竞争，如何协调三者的关系是下一步值得思考的。其次，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中国GDP已是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列在世界100位以后，经济增长成了富人们的游戏，以劳动者为代价，把收入和财富转移到有产阶层。所以中国下一步要将民生和以人为本作为社会结构改革的重点，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变，从GDP投资为主导向包容性增长为主导的结构转变。这既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又可以扩大中国的内需。政治结构方面主要涉及到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国家治理，使政治更加民主，透明和公正。

全球化已经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但是这并不意味国民经济体系已经不重要了，相反一个国家要在全球化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有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自己的特有的生产财富的能力，否则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基地或者商品市场和资源出口国。目前全球债务危机以及中国自身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持续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和模式面临转型，而这一转型无疑将使中国进入一个建设自身国民经济体系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加快建立自身的国民经济体系，唯有如此，中国崛起其基础才会扎实，中国崛起才能持久。